中国自主策展的古埃及文明大展是怎样落地的?

图片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展览现场(视觉中国/图)

这是古埃及法老“美伦普塔”第一次见到14级台风,在2024年第13号台风“贝碧嘉”登陆上海的9月16日。准确说,是美伦普塔石雕站像第一次见到台风。

这尊雕像出土于尼罗河岸边的神庙,藏于埃及卢克索博物馆,2024年6月随788件埃及文物在三周内乘包机陆续抵达上海博物馆。这位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第四任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第十三个儿子,在约60岁时才继任为法老,但这尊雕像依然把他刻画成了青壮年,力图展现他过往最为理想的形象:头戴王巾,额前装饰有象征王权的圣蛇标头,上身赤裸,下身着短裙,高大庄严,五官清晰可见,肌肉线条流畅明显。

这座石雕高2.4米,重2吨多,对上海博物馆的室内移动和安置有不小风险。它本立于卢克索博物馆花园内,故上博也打算将其置于室外。他们定制了一个超大中心柜,将雕像立于南门外,算是欢迎四方观众,这也是上博第一次尝试将文物放在室外展出。

也因此,美伦普塔雕像第一次见到了太平洋的台风。根据他的父亲与赫梯帝国公主第一次联姻的石碑,美伦普塔见过的最恶劣的天气,只有叙利亚冬季的雨雪。

7月19日,“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展期长达13个月,其中95%的文物是首次在亚洲亮相。这是我国自主策展的古埃及文明大展,来自中国学者的独特理解为长期由欧美主导的埃及学研究注入了更多元的视角。

上博在2024年初启用东馆后,将本馆的青铜、雕塑常设展品搬了过去,这两个空出的展厅和临展厅,容纳了此次的788件埃及文物。三个展厅“法老的国度”、“萨卡拉的秘密”和“图坦卡蒙的时代”面积达3000平方米。其中“法老的国度”文物最多,五百多件文物被分为六个板块,展现古埃及的宇宙观、神圣王权、贵族群体、工匠技艺、文人生活、信仰世界和墓葬习俗等,涵盖了从社会制度、日常生活到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立体式的古埃及文明浓缩史。这个展厅内的走道和天花板,都力图复原了埃及本土的神庙、宗教、墓葬场景,图样都是专业团队在埃及实地扫描而来。

“萨卡拉的秘密”则关注埃及本土考古队近年的最新发现。萨卡拉墓区自2018年以来不断有重大发现,如埃及最大的动物木乃伊墓地、最完整的制作木乃伊的作坊、萨卡拉地区现存唯一的猫神庙遗址,以及数十座地下墓室中上千个完整的彩绘木棺。“图坦卡蒙的时代”文物数量最少,但是平均体量最大,它侧重少年法老图坦卡蒙与其父亲埃赫纳吞在政见改革措施上的不同,讲述时代变迁,是一个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展览。

这也是上海博物馆聚焦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世界”系列的第四个大展。一年前,在系列的首个大展“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开幕时,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策展人褚馨曾向《南方人物周刊》讲述了与世界对话的决心,也是那次的成功经历给了上博更多办国际大展的经验和信心。尽管整个古埃及文明大展耗资几千万人民币,但高烧不退的热度和全国各地闻讯而来的文博爱好者、展览延展出去的数十个系列活动和千余种文创周边,让这个高成本的大展注定不是赔本买卖,更不会是一锤子买卖。

图片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策展人褚馨(谢抒豪/图)

近期,褚馨从博物馆人的角度向《南方人物周刊》解密了这个大展的策划、谈判和落地执行。每一件展品都是双方博弈的结果。而作为一位文博研究者,她不仅在筹备中受益良多,也再次感慨,若想认知古文明,就必须回到其诞生之地。以下是对话内容:

“有别于我们合作过的任何一家外国博物馆,很独特也很埃及”

南方人物周刊:这是上博第四个“对话世界”大展,从之前三个展你们积累了哪些经验?

褚馨:“对话世界”系列一直在探讨与世界博物馆合作的天花板。前面三个展览“从波提切利到梵高”“东西汇融”“对话达·芬奇”,都取得非常好的专业口碑和庞大的观众群,树立了上博的特展品牌,为推出第四个展览提供了强大的信心,这信心包括资金筹备的信心以及围绕展览项目开展专业、教育和运营的各种经验信心。

事实上,这是上海博物馆第二次举办古埃及展览。第一次是1999年,从大英博物馆借了100件埃及文物,做了一个引进展。当时中国观众很少有机会看到埃及文物,那个展创下了观众量的历史新高,两个月63万,是上博成立以来最火爆的临展。现在25年过去了,新的观众成长起来,是时候再办一个埃及大展了。

南方人物周刊:在实际备展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有什么难点?

褚馨:上面说到的那些信心,以及依靠过往经验做的准备,再充足也不一定适用与埃及本土机构的合作。要知道,中国展览界,甚至国际展览界,难度系数最高的项目非埃及莫属。这也是为何这么多年了,埃及展数量很少。当然一方面是经费高,足以让绝大部分博物馆知难而退;另一方面,埃及展览的项目运营通常垄断在美国或德国极少数经营团队中,他们的要价及配套设施更贵,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除此之外,欧美博物馆在近年推出的展览中,很少出借其埃及文物收藏,担心有国际舆论及被埃及政府追讨的风险。

从最初的展览起意到如今的开展,历时15个月,工作量非常集中,紧锣密鼓地筹备,这一路起起伏伏、状况不断,但凡在任何时间点有任何犹豫和退缩,合作是进行不下去的。埃及的政府和博物馆人的工作模式和思路有别于我们合作过的任何一家国外博物馆机构,很独特也很埃及。比如,沟通方式比较局限,埃及人提供电子邮件方式,但是很少回信或者甚至基本不回信。基本是靠国际电话或者用WhatsApp(一款用于智能手机之间通讯的应用程序)保持沟通,但是这些方式并不是国际常用的正式沟通,比如商讨合作模式、条件谈判等。埃及人更偏向于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为了这个项目,不管是馆领导带队,还是工作队组团,前后跑埃及不下六次。又如,埃及的国际合作方式很特别,他们的借展费昂贵,指定的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费用也普遍比国际通行费用贵很多。

图片

被拉美西斯二世挪用的神像。这座神像最初描绘的是一位神明,全身包裹在木乃伊裹尸布中,象征着神明的权威。神像的原始身份仍难确定,因为其特征已被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的特征所覆盖,而这正是古埃及国王获得神性的一种特定的图像语言(谢抒豪/图)

“每一次借展都是双方较量的结果”

南方人物周刊:与埃及方面长达一年的协商交流包括哪些方面?

褚馨:展览的最初萌芽是2023年5月19日,很快这个原本小规模项目的埃及展,经过几次沟通之后,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亚洲最高等级、最大规模”的体量和气势。我们先联系上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和他的团队,在线上第一次会面。这位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掌管着埃及境内的所有考古和文物的协调权,是实现我们与埃及官方合作办展这个多年心愿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第一次线上会面时,发现双方合作的意愿同样强烈。在对方看来,中国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吸引力,可以吸引大批的中国观众去埃及旅游,恢复新冠疫情前的盛况。

线上会议后,我们就组织了策展人的考察团。当时北京大学的颜海英教授和她的助理薛江老师正好在埃及处理公务,他们冒着酷暑到埃及国家博物馆挑选文物,拟定了初步的借展愿望清单,一起商定了三个展厅的内容。后来2023年8月底,我们副馆长李峰带队前往开罗,与秘书长就展品清单和展览的成本费用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合作备忘录。这个谈判最初商定一小时,后来整整谈了四小时,其间发生了各种戏剧性场面。比如原先同意的清单临时删减,一些重磅的展品不肯借展,而让我们向地方博物馆商借,无疑增加了费用和不确定因素。我们始终以一个国际级博物馆的姿态,站在宣传古埃及文明和促进中埃友好合作的立场上,表明合作的态度和方式。

文物的展品清单也来来回回谈了好几轮,线上谈、见面谈,颜老师去谈、我们去谈。开罗博物馆不肯借一些大体量雕像,他们就调拨了地方博物馆,所以最终我们的借展单位是埃及本土的九家博物馆。我们争取到了木乃伊画像、三种文字石碑、图坦卡蒙雕像、王室的珠宝首饰项链以及萨卡拉考古最负盛名的绿脸彩棺,但也错失了最初清单中的法老金棺、图坦卡蒙墓葬中的小金人等文物。整个过程是极限拉扯,每一次来往都是双方较量的最终结果。遗憾总是有的,每一次展览中都有;但是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借到这788件。

南方人物周刊:把这么多文物从埃及运来上海,肯定有很多挑战吧。

褚馨:确实,这么多文物的点交和运输,对中埃双方团队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我们派出了保管部主任赵岑瑒带队的六人组点交团,奔赴开罗,进行了为期21天的点交工作。同事们非常辛苦,克服了艰苦的环境条件,五六月的埃及很热,点交的地方没有空调,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房间,有时候就在开罗博物馆的展厅内,开辟出一个公共空间点交,网络上很多游客拍下了我们点交团工作的身影。萨卡拉的文物是在考古工地点交的,那边的温度更高,基本是抗着50℃的高温完成的。点交手续比较复杂,要配合保险公司、包装公司的人员一起完成,很多点交报告是事后制作的,图片都是打印的,一共两万多张,我们的同事必须在短时间内安全妥当地记录下所有点交信息,才能推进工作进度。每天晚上他们回到宾馆还要安排计划、整理图像、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文物完成点交后,就是运输。这次的运输也很特殊,上海和开罗之间是没有直航货机的,只有直航客机。但是如果分批次安排客机,整个运输时间要长达月余,而且一些文物超尺寸,所以我们要求开辟开罗至上海的货机直达航线,通俗地说就是包一辆货机,将整个文物装载后直飞至上海。关于选用哪家航空公司,根据协议是埃航,但是埃航的报价得通过运输公司来,运输公司报了一个很贵的费用,我们觉得无法落地,找到东航。东航很重视这次合作,给了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就跟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谈,希望启用东航。最后通过各方力量斡旋,确认来程埃航承运,回程东航,找到了满意的解决方案。

文物抵达上海之后,我们就闭关布展了一个月,几乎谢绝了所有媒体采访。我们与埃方每天工作10小时,一个星期休息一天,完成了所有文物的落地点交、测量支架以及布展工作。有个小插曲是,有10件象牙制品,因为濒危许可证没能及时办下来,直到开展的前一天才从开罗飞到上海,赶在开幕式那天上午才完成所有检验,点交、布展、进展柜,真是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承受力!

图片

参观者观看后期埃及(公元前664—332年)的彩绘人形棺,这件人形棺是利比亚时代以来“朴素棺”的典型代表(视觉中国/图)

“分享人类相同理念下呈现出的不同艺术实践探索”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对话世界”系列的一部分,如何实现对话?如何在埃及文明展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褚馨:我们是从两方面来完成对话。其一,这是我们自主策划的古埃及大展,它不仅是展览界的一个里程碑,也将是埃及学研究的重要分水岭,来自中国学者的独特理解将为埃及学注入更多元的视角。全球博物馆的埃及展,通常是以欧美博物馆收藏为主的埃及展,或者是高级定制的如图坦卡蒙、拉美西斯二世等全球巡展,往往是以欧美学者的见解以及他们成熟运营的商业模式制作的,我们1999年办的埃及展也属于这种。而这次的“金字塔之巅”展览,更尊重埃及的本土考古成果,策展则表达了中国埃及学学者的观点,更多致力于体现两种文明之间的相通和合作精神。

另一方面,我们在“法老的国度”展厅中,融入了我们馆藏的19件中国文物,分别在彩陶、书写、文字、墓葬等内容方面,提供了中埃两种古老文明在多样的文化发展中,体现出相同的文明探索方式和信仰模式。比如古埃及有一整套辨识度很高的生死信仰体系,包括神圣动物崇拜、木乃伊制作、人形彩棺、亡灵书、随葬品等等;中国也有类似的“事死如生”信仰体系,关于灵魂和肉体的思考,但是发展出来的是覆面、九窍塞玉、金缕玉衣、陶楼魂瓶、兵马俑等,与埃及的文化面貌完全不一样。

中埃两个文明古国的对话,不是横向时空中你有什么、我有什么,而是在漫长纵深的历史文明进程中,如何分享人类相同的思想理念下呈现出的不同艺术实践探索,这才是真正的对话和交流。当然,这次的绝对主角还是埃及的文物,中国的文物仅作为点缀式的对话和分享。

南方人物周刊:就你个人而言,你对埃及文明或者说埃及文物,有什么新的收获?

褚馨:尽管我的专业是博物馆学和考古学,但我对埃及考古或者埃及文明都不太了解。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国内博物馆界和高校教学中关于古埃及文明的内容呈现非常局限。个人对古埃及的认知还是在美国、欧洲游历参观博物馆时获取的视觉和知识经验。

但这次筹备展,去了埃及两次,特别高兴。我们拜访了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参观埃及开罗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埃及文明馆、卢克索博物馆等,乘船游览尼罗河,也到了萨卡拉的考古现场,通过传统的人力吊篮方式,下到底下的祭祀墓葬区,看到成堆的彩棺现场,上手各种动物木乃伊,也闻到了当年随葬的奶酪的味道,非常震撼。

大埃及博物馆和埃及文明馆,是埃及本土最新的两个博物馆,干净明亮整洁,而开罗博物馆、卢克索博物馆却保留了原初的状态。它们各有特点。开罗博物馆里那种人潮涌动、文物满堂,以及在昏暗的灯光下熠熠生辉的古老的场景,却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经过这段时间,我建议所有想要认知古文明的朋友,有机会请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地。虽然真正创造这些文明的人已经不在了,但是这片土地和自然资源还在,遗址、神庙和文物还在。要从它们的本体环境出发去感受认知,再游历世界各地收藏这些文明的博物馆藏品,而不是反向操作。

南方人物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众很关心的问题,此次埃及展的火爆程度也引来一些争议,说是人满为患也不过分。你们做了哪些工作来疏通广大的参观者,你自己对长达13个月的展期有什么地方是忐忑的?

褚馨:一个展览面对观众,就像一位学者面对讲演、一位作家面对读者,总会有一些预判性的担忧。展览更为复杂,它是一个项目的运营,观众到了展厅会有立体式的亲身体验:灯光打得好不好、展板文字是否看得清、展览动线合不合理、视频动画看不看得懂、观展体验好不好、图录是不是买得起、文创产品贵不贵、喜欢的会不会断货,甚至是服务人员态度够不够温和?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观展体验细节,非常真实和具体。

埃及展开展的第一个星期,每天人数爆满,天气又热,观众要排长队进馆,再排长队进展厅,这个盛况与1999年的大英埃及展非常相似。我们现在做了预约制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但实际操作起来也很难掌控。相比较先前英国国家画廊油画展中每幅油画作品观看时间可控,埃及展的文物数量庞大、小件文物很多,观众观展需要更多时间,流动速度慢,展厅容易积压观众。

目前“法老的国度”前面两个展厅几乎真正上演了“消失的法老”场景,全部是人头攒动的观众。当我们在设计展厅以及布展的时候,已经尽可能留足观众的参观空间,比如展示亡灵书的一面墙上,只有两件作品。为了保障观众的体验效果,博物馆的开放和预约制度,还需要合情合理地限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