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南沙方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金融港的改革路径研究 | 宏观经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国家赋予了南沙建设广东唯一的国家新区、广东自贸区最大片区和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重大使命，国务院2022年6月发布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南沙方案》），明确了南沙的战略定位、阶段性目标和重点任务，开启南沙改革发展新篇章。为加快推动《南沙方案》金融改革任务落地见效，加速推进金融改革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文全面梳理南沙金融改革创新经验做法，深入分析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挑战，研究提出特色金融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南沙金融业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南沙积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金融发展路径，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成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概况来讲，就是紧紧咬住三个字“立、破、特”。

“立”字当先，夯实南沙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发展要先立后破。凡事立则兴业，立好产业根基才能破局发芽、茁壮成长。从2015年自贸区挂牌以来，南沙坚定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业从零起步、迅猛发展，跻身南沙五大重点产业之一。南沙区金融业增加值GDP占比从2015年几乎为零，上升至2023年的8%。九年来南沙累计落户持牌法人金融机构17家、上市公司15家，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为3658亿元、3207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达20%以上，远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广州期货交易所落户南沙，特别是香港交易所入股参与，使其成为全国首家混合所有制交易所，也是南沙协同港澳的生动写照。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落成启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启动建设，明珠金融创新集聚区功能显现。举办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明珠湾国际气候投融资大会等全球性主题活动，向世界传播南沙金融声音。

“破”茧成蝶，打开南沙金融改革开放创新之门。改革创新应坚持立破并举、边立边破，破局方可塑新，塑新方可谋未来。南沙落深落细重大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开放创新的理想“试验田”。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13项便利化措施全部落地，累计办理试点业务超1.5万笔，累计交易金额超340亿美元。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境内投资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境外投资试点累计12家基金管理企业获批额度超250亿元人民币，投向生物医药健康、智能制造、新材料等科创领域，构建联合审批“绿色通道”，绘制“全流程”工作指引，实行跨境基金“白名单”管理，赴港澳地区开展多场政策推介沙龙，落地全国首个券商私募QDLP基金境外投资案例、全省最大规模QFLP基金和首只QFLP基金利用外资案例，实现了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气候投融资试点储备应对气候变化项目超150个，建设全国首个气候金融集聚区、成立全国首家商业银行气候支行、发行全国首个“气候融担”贷款产品等多个首创案例，助力金融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特”色鲜明，筑造大湾区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立足《南沙方案》目标任务，形成了独具湾区特色的三大金融板块。一是跨境金融持续深化。南沙累计开立FT账户数量超8000户，办理FT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超1.1万亿元；跨境理财通已有20家银行机构具备业务资格，“南向通”“北向通”产品超3300种，为跨境理财提供丰富选择。二是融资租赁规模凸显。通过融资租赁累计交付飞机282架、船舶103艘，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飞机船舶租赁集聚区；推动落地全省首家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融资租赁企业，以及全国首单跨境船舶租赁资产交易、船舶租赁资产跨境保理等多个首创业务，入选广东自贸区制度创新最佳案例。三是期货产业蓄势待发。广州期货交易所已上市工业硅、碳酸锂品种，交易额超9万亿元；南沙粮食通用码头仓库成为首批工业硅交割仓库之一，吸引12家期货法人机构落户南沙。

新形势下南沙金融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痛点

南沙开发开放建设步伐加快，亟须进一步拓展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建立自贸区是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国家出台《南沙方案》，广东省、广州市和南沙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落实举措，其中金融领域细化了26条具体举措，在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重大金融服务平台建设等领域探索新途径，加快推动金融赋能南沙开放建设。然而实践中有的改革创新政策仍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与金融高质量发展规律偏离、与服务实体经济存在差距。

一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充分。粤港澳三地金融市场机制不尽相同，南沙虽与港澳建立了金融交流合作机制，但仍停留在专家互动层面，缺乏高效便捷的官方联络机制，与港澳金融市场规则衔接仍不充分，金融产品与服务互联互通还任重道远。譬如，三地跨境金融数据难以互通、金融信息和监管设施全面共享难、金融产品服务标准不一等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了飞机租赁跨境交易、保险服务互通、跨境信贷融资的发展。

另一方面，改革创新政策与市场需求脱节。南沙开放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部分金融创新政策试点门槛过高，或多或少仍存在“玻璃门”“隐形门”“旋转门”，导致政策落地仅停留在首单首创上，复制推广难度较大，难以有效服务实体产业和市场需求，亟须给予自贸区更加包容、更接地气的金融开放创新政策措施。譬如，QDLP试点仍存在准入门槛过高、境外股权投资ODI手续便利度不够等，导致目前南沙仅两家企业获批试点。

自贸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亟须将金融改革创新政策“齐步走”逐步向区域特色差异化精准化政策赋能转变。自贸区从设立之初到不断扩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各自贸片区也逐步构建了自身的区域规划布局和产业发展特色。就南沙而言，国家、省、市各层面先后出台涵盖了跨境金融、外汇管理、特色金融等诸多支持政策，有力彰显改革开放试验田引领作用。围绕《南沙方案》任务要求，基于南沙“2+5+2”的现代产业布局，依托一系列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和重大金融平台项目，南沙逐渐打造了多个特色金融板块，跨境金融、融资租赁发展态势良好，期货产业、绿色金融蓄势待发，投资基金、商业保理规模优势明显。但特色金融业态能否得到良性持续发展，亟需更多独具区域特色的差异化、精准化金融改革创新政策赋能，避免与其他自贸区的政策口径一般粗细、政策内容基本一致。支持南沙在做深做实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养老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跨境金融、融资租赁、期货产业等金融细分领域精准发力，防止国内金融政策资源内卷内耗，让金融资源更加合理配置。

金融监管形势日趋严格，亟须辩证统筹好自贸区金融开放与安全、持续提升创新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当前金融强监管的形势下，对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监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一方面，金融创新监管有效性面临挑战。部分金融创新试点政策条件门槛过高，难以有效满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但降低条件门槛又容易滋生风险隐患。自贸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平台，亟须统筹好开放创新与安全发展这个辩证统一体，如何切实提高自贸区金融创新监管有效性，真正实现“五大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成为自贸区金融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高素质国际化复合型金融人才支撑不足。高标准建设自贸区需要强大的金融专业人才支撑。目前南沙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交叉领域的复合型金融人才较少，跨境投资、期货产业、融资租赁等特色金融人才更少，尤其缺乏本土化的金融专业院校、在职培训机构等多层次金融人才培养体系，亟须培养一批懂监管、敢创新、具有全球视野的金融专业人才，持续提升金融行业的创新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