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这位革命前辈，林青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

宁起（也有资料写作“启”）枷，1916年12月出生在老毕节城“镇南门”百花山入口“宁家龙门”，是宁汉戈（又名“启鲲”或“起鲲”）“相依为命”的弟弟，是林青的中学校友。1933年寒假期间，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发起成立“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宁家龙门”宁汉戈、宁起枷、宁必恭（女）都成为“草原艺术研究社”骨干，积极靠拢党组织，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参与了1934年2月中旬春节期间在珠市路“川主庙”举行的大规模公演——“意气风发的成千青年男女，第一次/唱起无产者的心声——《国际歌》/唱起战斗的进行曲——《“草原青年”之歌》/打破千年沉寂的一声春雷哟/激荡人心，震撼山河/男女同台演出《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撕碎封建礼教的面纱/把豪门乡绅的肚子气破”（宁汉戈《高原之鹰》第七章“转移”诗句）。

1934年冬，表哥高绍彝从毕节调遵义任电报局局长，宁起枷便到其手下当练习生。有一天，宁起枷在街上邂逅已经担任贵州省工委书记的林青，此时林青正在遵义寻找红军和党中央——“林青姨母家住遵义丁字口/地下工作时你曾在姨母家掩藏”（宁汉戈诗句），此后二人在遵义交往密切。得到宁起枷的帮助，林青顺利成为遵义电报局巡线员。按照林青的要求，宁起枷将电报局的公函信纸偷偷盖上公章，秘密携带出来，交给了林青。后来这些公函信纸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电报局收发电报不是用报机，而是用电话；收报时，对方念电报号码，记下后译成文字送给收电人，发报时也是先将文字译成电码打出去——很有可能，就是利用这些盖了公章可以到处去查线的公函，林青在遵义黑神庙附近截听了敌人的电话，从中了解到包括吴奇伟司令部所在具体位置等重要信息，为红军袭击吴奇伟司令部并最终取得桐梓大捷做出了特殊贡献。“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后来，秦天真同志的爱人熊蕴竹（1918-1968，从毕节城走出的女革命者）曾代表组织向宁起枷表示感谢。

还在毕节时，高绍彝便知道林青是共产党人，是“危险分子”。为阻止宁起枷、林青继续往来，他便让宁起枷回毕节另谋职业。两人告别时，林青嘱咐宁起枷：“回毕节好好工作，如果红军到毕节，就配合红军做些工作，省工委可能派人去帮助你们。”离开遵义后，宁起枷先到贵阳舅父家住了一段时间，四处谋职。偶见报上登载国民党贵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招考录事（一般职员），他便去应考，结果考中了。1935年3月，宁起枷又回到了毕节。回毕节后，作为“草原艺术研究社”文学组“读书会”重要成员的宁氏兄弟，在“杨家公馆”后面林绍铭（杨府亲戚）家组织了一个党的外围组织——“我们的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的建立和“草原艺术研究社”的持续活动，使党在毕节又重新活跃起来。

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活动地之一的陕西庙（资料图片）

1936年暑假，为了宣传抗日，贵州省工委交通员徐健生回到毕节城，应爱国进步士绅、县参议长刘端绪之邀，参加其组织的“民众俱乐部”，任体育股负责人。徐健生介绍宁氏兄弟加入“民众俱乐部”体育股，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它（球队）在俱乐部里起领导和骨干作用，是党的外围组织，参加的主要有宁起鲲、宁起枷、林绍铭、林小松和我。我们就以打球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这个俱乐部的领导权，实际上全部被我们掌握了。我们在这个俱乐部里进行了党的活动，教育了群众，有些人后来先后参加了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党中央派卢志英为贵州军事特派员，侦察敌情，送递情报。”“1935年3月，莫雄正式上任毕节专署专员兼毕节县县长，其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毕节专员公署即毕节县政府。专署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总务5个科和缮校室。”宁起枷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考调任职的贵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会是曾经在江西德安帮助过中央红军的原班人马——“自我到德安上任后，严希纯（1879-1965，贵州印江籍著名书法家严寅亮第三子，曾在恽代英、肖楚女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23年前后入党，系南京中共河海支部成员之一）不时从上海来‘做客’，每次来都找刘哑佛（1926年“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烈士胞兄，中共上海特科成员，1939年被捕牺牲）、卢志英、项与年（1894-1978，1925年入党，电影《英雄无语》主人公）去密谈。严希纯除了到德安外，还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我司令部及专署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接受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在莫雄这位“让共产党当家”（自传内“从江西到贵州”小标题）的专员、毕节县长、保安司令身边，还有共产党员刘哑佛（主任秘书）、黄贶书（莫雄私人秘书，共产党员）等！专署第二号人物——担任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专员公署科长的卢志英，会是中共上海特科的重要干部、党中央委派的贵州军事特派员！“莫雄一如既往，与我党派去的同志合作得非常好，委以重任，放手工作。在毕节专署中，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都由卢育生（卢志英原名之一）同志决定，卢育生同志得以在许多部门安插共产党人，搜集情报。”

“卢育生同志利用其公开的合法身份，广泛与各阶层人士接触。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礼帽，有时又身着戎装，十分活跃”，得知宁起枷是毕节本地人后，“主动找我谈话，详细了解毕节的社会情况，如军阀、土匪的武装力量如何？土豪劣绅占有土地、财产状况、武装力量又如何？有哪些知名人士、政治态度如何？知识分子的动态等等。此后又安排我在缮校室缮写公文。”一个“滴着细雨的傍晚”，宁起枷领着“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了十年”的卢志英来到“镇南门”“宁家龙门”家中，介绍兄长宁汉戈与卢志英认识。此后卢志英常来“宁家龙门”与兄弟俩谈心，“从个人的身世谈到国家的命运/从辛亥革命谈到红军的长征/我们已经彼此信任，心心相印/我们真佩服这位年轻的兄长/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又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每当目送他那高大的背影消失在茫茫黑夜/我们总会感到，在那层层夜幕后面/就是五彩缤纷的光明”，“从他的身上，我们找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光明。”

“1935年秋天，卢育生同志找我和宁汉戈同志商量，要我们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帮忙写密件，传递情报。最后，决定由我做这个工作。在林绍铭家里，卢育生同志耐心地教我写密件。学了一段时间，我掌握了方法。把他交的材料密写好，再交还他，至于寄往何处，我就不知道了。做了一段时间，我感到忙不过来，便介绍尹司农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卢育生同志亲自找尹司农谈话，几天后，尹司农便到专署和我一起当文书。密写工作从此由尹司农同志负责。卢育生同志还在专署里安排了一个地下党员，秘密为他收发电报，搜集各种情报，使他能尽快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和分布状况以及红军的动态。”“我由卢育生同志安排在缮校室，缮写专署公文，为卢育生提供情报。跟我一起缮写公文的还有宁起枷。”

莫雄是带着特殊使命来毕节任职的：根据情报，在作为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毕节周边，聚集着中央几千“共匪”伤病员；蒋介石给莫雄布置的任务，就是要剿灭这些“残匪”。莫雄到毕节任职后，宁起枷、宁汉戈、尹司农（毕节城区小横街人，初中毕业后参加中共毕节党支部外围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和“我们的读书室”相关活动。1934年冬，尹司农在毕节协助卢志英做了不少革命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曾任遵义市政协副主席、贵州省黄埔同学会顾问、贵州省政府参事）等，按照卢志英的指示，立即联系地下党组织，火速通知毕节周边红军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莫雄、卢志英等又谎报军情，告诉蒋介石“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此时蒋介石正被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折腾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

经宁起枷介绍，在毕节城，除宁汉戈外，卢志英还认识了住在“杨家公馆”后面的林绍铭。“卢育生同志性格爽朗、平易近人，我们之间很快便无所不谈。有一次到林绍铭家中，他意外发现了‘我们的读书室’的书刊，非常高兴，便马上了解我们开展活动的情况，并要求参加。他积极支持这一活动，亲自开列书目，汇钱到上海订购书刊，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等等。从书目可以看出，他想从基本理论上提高我们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他的加入，使‘我们的读书室’活动开展得更有生气。我们每个星期日在林绍铭家聚会，交换读书心得，畅谈天下大事。卢育生同志常常来参加这种座谈会，以他渊博的知识结合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给我们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国内外形势。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位多么成熟的共产党员呀！但是除了与我们无所不谈外，跟别人来往，他却极有分寸、慎重小心，显示出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得到宁氏兄弟的帮助，卢志英在毕节的工作如虎添翼：“志英的身边聚集起一批进步青年/为他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林绍铭为他搜集情报/宁起枷给他管理文件/尹司农为他抄写电文/我常常带他去周围的农村/了解风土人情，观察地形地貌/为红军的到来准备周全。”

1935年夏天，卢志英告诉宁起枷：“我的太太要来了，请帮我找间房子。”宁氏兄弟非常高兴，帮忙解决了问题。“两天以后，卢嫂来了/齐耳的短发，和蔼的笑容/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听说，她是一个医生。”（宁汉戈诗句）一个星期以后，卢志英说要送母子俩回老家山东，离开了毕节。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接应红一方面军的一批伤员，把他们送到云南边境，而就在这次执行任务再次遭遇强敌时，卢志英“从育民怀中夺下儿子/向西山峡谷飞奔/他把心爱的小容放在一棵枣树杈上/自己迅速地躲进密林”。儿子不满周岁即不幸遇难，卢志英、张育民用亲生骨肉换取了8位战友的生命。

1936年初的一天，卢志英找宁起枷谈话，说红二、红六军团正向黔西、大定（今大方县）、毕节方向转移，希望宁氏兄弟能留下来，待红军到达毕节时参加红军。卢志英还给了宁起枷一支手枪，让他注意城外一些客栈的过往行人，如发现黔西、大定或其他邻县来的有红军便衣侦察员迹象的人，立刻告诉他，以便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红军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正杀奔你们毕节而来！”把这个喜讯告诉宁起枷时，卢志英一面说一面放声大笑——“他说话时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

从2月9日进驻至2月27日退出毕节向安顺地区转移，红二、红六军团共在毕节住了18天之久。“草原艺术研究社”和“我们的读书室”的许多成员，带头组织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置药，踊跃参加红军。在此期间，宁氏兄弟参加了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一些活动。红军离开毕节十几天后，卢志英又回到毕节，来到“宁家龙门”与宁氏兄弟饯别：“又是一个细雨纷纷的夜晚/志英来到我家向大家辞行/几杯薄酒，几碟小菜，战友畅饮/真舍不得离开大家/舍不得离开你们/这些革命的好弟兄/但党需要我们/投入新的战斗/我们只有奋力前行/亲爱的同志们，等待我们的/是多么波澜壮阔的斗争。”（宁汉戈《雨花魂》诗句）卢志英说自己任务已经完成，要回上海工作，问宁起枷能否随他前往。因工作需要，宁起枷必须留在毕节坚持斗争，只能由尹司农跟卢志英回上海——后来，尹司农由卢志英秘密吸收入党，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1937年，宁起枷与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共同发起，创建了毕节“群益书店”。也就在同一年的11月份，经徐健生介绍，他与哥哥宁起鲲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群益书店”，宁起枷派人去广州、桂林、贵阳等地的“生活书店”采购了不少进步书刊，其中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鲁迅文集》等，解决了许多青年追求进步却无处去借书、去买书的问题。

另据2003年9月出版的《毕节地区志·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志·社会文化团体》第一章第一节“民国时期的文艺社团”记载：1938年秋，国民党军政部第八补充兵训练处政治部在“邱家花园”（原毕节县政府，今七星关区“三江花园”内）成立“孩子剧团”，中共毕节县工委派地下党员宁起枷、邱在模、邱在陵、陈国枢、周鼎祥和党外积极分子参与其中。除在毕节城区演出街头剧《难民曲》《打东洋》《打城隍》和舞台剧《流亡曲》外，1939年春还到大定、黔西、水城等县巡回演出。每到一地，剧团都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演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宣传讲演。

再据《毕节一小校志》相关资料记载，从1937年9月到1939年7月，宁起枷曾在校担任语文、体育、音乐教师，后因革命需要离开毕节。

1940年，宁起枷在重庆“生活书店”任职员；1943年，他在重庆“国讯书店”任职员；1944年到1946年，他在重庆、上海“进修出版社”任经理；1946年下半年到1949年9月，他先后在烟台、大连、济南“光华书店”任营业部主任、经理。因为掌握、精通图书发行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77年，他先后担任贵州省新华书店经理，新华书店总店计划处副处长、一处处长、办公室主任。1978年至1983年，他调北京任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馆长、顾问。

离职休养后，宁起枷曾回过毕节一次，替哥哥将回忆林青烈士及其革命战友英雄业绩的《高原之鹰》（1991年7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分赠亲友同学。去世之前，他克服身体病痛，撰写或者口述，留下了《忆林青同志》《忆周素园》《毕节的回忆》等文章，为研究毕节早期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奉献了珍贵史料。1993年9月，77岁的革命老人宁起枷在北京逝世。（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