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30日上午，由唐奖教育基金会、“中研院”与台湾大学合办的唐奖第六届汉学奖大师论坛，在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国际会议厅如期举行，主题为“经纬华夏：从大陆到海洋”。本届汉学奖得主、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校聘讲座教授、许倬云以预录影片的方式主讲，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主持。
演讲会场（陈子韬 摄）
首先，许倬云回顾了台湾大学对自身的影响。简要回忆了在台大的求学经历后，许倬云着重强调了傅斯年校长及其所题“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校训对自身为人、治学的深远影响，即时刻以品行端正，关怀中华文明与人类全体为自我要求。
随后，台湾大学校长陈文章，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毓瑜，史语所所长李贞德先后致辞，在祝贺许倬云先生荣获唐奖后，分别介绍了许先生在台大历史学系、史语所的任职经历及其对台湾地区学术界的深切关怀与重大影响。其中，陈文章还特别指出，许先生虽年已耄耋且身体不便，但仍勤于治学的精神，以及将此次所获奖金全数捐赠用以推奖后进的善举，令人动容。
座谈主持人王德威总结了三位的致辞内容后，先从许倬云先生的著作切入，介绍了他卓越的学术贡献：通过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建构了一个各领域、各区域、各阶层互动交织的中国上古史体系，最终形成了其独特的“华夏史观”。继而，王德威又先后言及了许先生参与推动设立的汉学基金会的重要意义，身体不便却坚持治学的毅力及其与夫人孙曼丽的佳话。最后，王德威再次祝贺许倬云先生获奖，并号召在座的历史系同学以许先生为榜样，不断奋进。
“大禹治水”的实际范围
之后，许倬云的“经纬华夏：从大陆到海洋”专题演讲正式开始。
许倬云在演讲伊始便开门见山地表明，将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大禹治水”这一神话传说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的关系，从中显示以地理观点讨论历史变化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他先从介绍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员吴庆龙于2016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的报告《公元前1920年溃决洪水为中国大洪水传说和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依据》（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谈起。吴庆龙认为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积石峡段由于地震而形成了两个堰塞湖，决堤后所造成的洪水淹没了中下游低地，而在洪水消退后，在今山西省的夏人领袖大禹则对余下积水进行了清理。对此，许倬云认为吴庆龙言及的积石峡与《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相合很可能并非巧合的同时，也肯定了学界所提出的堰塞湖水量不可能使整个黄河中下游全部泛滥的质疑，并进一步提出为何只有大禹能免受洪水泛滥影响的问题。
随后，许倬云又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谭亮成等于2020年发表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讯》（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的报告《高分辨率石笋揭示的黄土高原西部全新世季风变化及突变事件精细结构》（Holocene monsoon change and abrupt events on the western Chinese Loess Plateau as revealed by accurately-dated stalagmites）。谭亮通过测定黄河上游地区甘肃陇南乌鸦洞内的钟乳石同位素，发现此处在距今4200年前后的20年间曾出现连续强降水，这很有可能就是中下游洪水泛滥的原因。许倬云十分赞同谭研究员的解释，并以山顶气团滑落升温的原理补充了乌鸦洞所在地区出现强降水的原因。许倬云又结合自身先前在陕西周原实地考察时所见到的黄土断崖水位线，以及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所告知的因黄土吸收、涵养水源的能力而在陕甘地区形成的湿地、湖泊与汉唐定都关中、汉军屯田居延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黄河在其流经地区的补给下，其水量一定足以维持洪水抵达中下游地区。其间，许倬云还回忆了在石先生的陪同下，和爱人同访风陵渡的情景。
在厘清了黄河洪水的成因和影响范围后，许倬云便从地形地势的角度对“大禹治水”的实际范围进行了推测。黄河中游的东岸和北岸为山西高原，由于相对高度较高，洪水无法进入，所以事实上受洪水影响的只有位于山西高原西南部地势较低的运城平原。考虑到黄河南岸地势较低且土壤同样是具有吸水性的黄土，运城平原北部泛滥的洪水可以借助地形轻易将其重新导回河道，向南岸、下游泄洪。随着沿途黄土对洪水的吸收，洪水对下游地区的破坏应该是较为有限的。因而，在“全国”观念尚未形成的时代，大禹治水的实际范围应当仅局限于运城平原南部。
此外，许倬云还补充了流传于四川地区的大禹治水与其妻子涂山氏的神话传说。考虑到长江源头与黄河源头相去不远，黄河上游地区的强降水很有可能也对长江流域造成了影响。因而，许倬云认为这一传说是对谭亮成研究员报告的佐证。
综上，许倬云认为将吴庆龙、谭亮成两位研究员的研究加以综合，相互补充后，是对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一个较为完满的分析。
最后，许倬云对大禹的崛起和夏王权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说明。由于大禹统治的核心区域——运城平原在洪水泛滥时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在治水过程中又实现了对夏人内部力量的整合，使夏得以不断壮大。这一自洽的解释体系也印证了大禹的势力主要分布在山西的说法。大禹成功平治运城平原南部洪水之举自然会使下游地区居民受到激励，借鉴夏人的成功经验治理自身区域的水患，从而逐步恢复自身的力量。作为西部的新兴力量，夏也成为了东方力量的挑战者，二者在二里头、陶寺形成了角逐格局，最终夏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霸权，南方地区与尧舜有关的传说很有可能便反映了夏的挑战者被驱逐的史实。然而，夏并非一个统一的朝代，其控制权并不稳定，而是处在一个与其他力量并存的状态。
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原因
结束对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讨论后，许倬云话锋一转，开始了对山东龙山文化衰落原因的分析。
他从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的考古学现象谈起。考古资料显示，位于渤海湾地区且曾繁盛一时的山东龙山文化，其所属聚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出现规模迅速变小、数量骤减，众多聚落被废弃的情况。考古学界将这一特殊现象称为“龙山出走”或“祝融八姓的出走”。
随后，许倬云又从族源角度对“祝融”进行了补充性介绍。传说祝融是火神，是颛顼后裔太阳、火、飞鸟中的一族，而日光、飞鸟、火焰又恰是东北红山、山东龙山、殷商等海区东夷的族源传说。与颛顼同时，传说又有以鸟名官、以云名官的太昊、少昊。据此，许倬云认为祝融当出于海区东夷。
然而据学者考证，祝融八姓大体分布于黄河、长江中游的今河南、湖北地区。面对祝融族源区与分布区的差异，许倬云认为这是祝融自山东沿海出走后的结果，随后便对祝融出走的原因展开了分析。地理学者据印度一个纬度低、海拔高的水溶洞所反映的气象信息，发现距今4000年前后，整个旧大陆低纬度沿海地区的气候均迅速变得寒冷、干旱，且持续了较长时间。许倬云据此推测，与印度同受季风控制而纬度更高的山东半岛，此时的气候恶化很有可能更为剧烈，而这应当就是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祝融八姓出走的重要原因。
结尾部分，许倬云对此次演讲进行了简要总结，即通过两个水溶洞所反映的气候变化，对大禹治水的实际范围与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的原因这两个中国历史的重大课题进行了分析。随后，许倬云又补充说明了掌握高温制陶技术的龙山文化在出走后所逐渐发展出的青铜铸造技术，对青铜文明走向巅峰的重要意义。最后，许倬云以再次强调地理观念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作为整场演讲的收束。
许倬云对“大禹治水”神话传说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的讨论，事实上是在史语所的创建者傅斯年先生所提“夷夏东西说”这一大框架下进行的思考。据《许倬云谈话录》，傅先生总是想“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此外，许倬云还曾跟随史语所的李济院士学习青铜时代的各个重要课题，史语所的学术传统对许倬云治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他后来出版的《西周史》《求古编》等著作，均是对“华夏国家”如何形成这一史语所诸位前辈尤为关心的议题的讨论与回应。
此外，早在1997年，许倬云便通过《新史学》发表了《良渚到哪里去了？》一文，从地理环境角度分析了良渚文化的兴衰：大规模“海退”后，为了淡化盐碱地，良渚文化出现了超越单一村落的复杂组织体系。将许倬云对良渚的讨论与对大禹治水及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的分析相结合，或许能更深刻地体会他从地理观点讨论历史变化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
许倬云先生演讲（图源2024唐奖大师论坛汉学场录像）
在许倬云的专题演讲结束后，“中研院”院士杜正胜，“中研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臧振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甘怀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令伟先后就许倬云的演讲进行了与谈。
“陆向”中国及其海洋认识
杜正胜直入主题，在明晰了中国主流的海陆意识后，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回顾了中国对海洋的认识及其演变。中国的地理形势“背山面水”，陆地边界线与海岸线的长度接近，陆海均衡。然而他认为，中国历史事实上是以大陆为中心的历史，其发展的主导力量也往往是北方，即“华夏”。与“海向”的古地中海文明不同，中国历史的主流意识是以“陆向”为主，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在斗争、对抗中产生交流。
随后，他梳理了不同时期中国对海洋的认识及其演变。据《荀子·王制》所载的贡物，迟至东周才出现的“四海”观念事实上也未必指代真正的海洋，而是“天下”范围的边界。尽管燕、齐方士面对浩瀚的海洋萌生了如“大小九州”等观念，燕、齐国君遣人入海，秦始皇五次巡行中四度并海，但这些终究只是以求仙为主要目的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至汉晋时期，霍去病封狼居胥遥望“北海”，后汉甘英出使听闻“西海”均是较为模糊的认识，而南海因为贸易的缘故而逐步现实化。
许倬云史学研究的特点
正式与谈开始前，臧振华首先恭贺许倬云先生荣获唐奖，并对许先生耄耋之年仍著述不辍致敬。随后，他着重介绍了许倬云史学研究的特点。
臧振华指出，许倬云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许倬云的博士论文《中国先秦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便首次将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之中，开风气之先。随后，臧振华又紧扣专题演讲的内容，强调许倬云依据地理资料对大禹治水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的探讨，并非所谓的“环境决定论”。尽管许倬云强调地理观念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始终认为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绝非仅仅决定于地理环境。
继而，臧振华以《西周史》为例，认为许倬云史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对考古资料的注重与熟悉，这一点当今鲜有学者能及。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许倬云将考古文化视作古代人群的生活方式，因而曾大力推动历史生态学的发展。
最后，臧振华将话题引回许倬云的演讲，为许倬云的分析补充了考古学方面的支撑。臧振华介绍了于2000年至2001年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该遗址出土了大量非正常死亡、姿势怪异的人类遗骸，且遗址地层中有明显的断层和泥石流、洪水带来的沉积物，显示距今4000年前后当地曾遭受过重大灾害，这与许倬云所引的地理气候资料是一致的。
在世界中的中国
甘怀真教授回顾了许倬云先生在台湾地区学术史的地位与贡献后，将他所倡导的“从大陆到海洋”的中国史研究方向进一步拓展为“在世界中的中国”。
甘怀真指出，1949年以后的台湾地区史学研究承接了先前中国大陆的新史学传统，许倬云在此基础上又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历史学，从而使历史学界自1980年代后便逐步接受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甘怀真还指出，随着近些年社会科学的不断进步，历史学的研究也会更上一层楼。
随后，甘怀真援引了许倬云于1970年代出版的《求古编》序言，对其中“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历史”，更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复杂的文化体系”的表述深表赞同，并指出在分子生物学已然证明了现代中国人是由境外移入的今天，以中国远古以来的政治、文化地理区之间的互动为课题的中国史研究，应该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及各个地理区与域外的联系。甘怀真认为许倬云《万古江河》中“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的表述便可以概括为“在世界中的中国”，即在许倬云着重强调的地理观点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世界史这一研究视角，进而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入甘怀真自身的研究领域——东亚史。甘怀真指出，“东亚史”所研究的不仅仅是一个包含中国的更大区域，还是一个“海的世界”，东亚海域便是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沟通的桥梁。甘怀真认为这个“海的世界”是形成于汉代四百年间，此前的二里头等早期文明的确与西方、北方文明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然而汉代以降，中华文明的中心已然出现变动。甘怀真又先后援引了《隆中对》中“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的文句、辽东公孙氏对东亚海域的控制以及北宋清明上河图，显示了中国河道与海洋的紧密联系以及被忽略的中国海洋历史世界。
最后，甘怀真号召广大后学遵循许倬云从大陆到海洋的中国史研究方向继续推进，并对未来的中国史研究表示了最充分的信心。
孔令伟：《万古江河》与《经纬华夏》的启示
正式与谈开始前，孔令伟博士对王德威院士及唐奖基金会邀请青年学者与谈，进行老中青三代的学术对话表示感谢，并强调这是对广大年轻后学的极大鼓励。随后，孔令伟就自身从许倬云《万古江河》与《经纬华夏》中分别获得的启示展开了与谈。
首先，孔令伟指出《万古江河》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格局的跨断代中国通史，而这也恰好与史语所的研究旨趣以及唐奖汉学奖的思想意义相契合。1930年代，史语所首任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一文中显示了唐代中国的多元性与包容性。唐奖所支持的广义汉学，更是一个以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广大思想议题，兼摄了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及“虏学”。
至于《经纬华夏》，孔令伟认为它比《万古江河》更具有多元性、交错性与世界性，更加充分地显示了历史与地理的交错以及不同地理区之间的交错，而许倬云在该书中对西北、西南地区的留白也反映了对这些地区进行更深入研究的可能性。进而，孔令伟将话题回扣到“从大陆到海洋”这一主题，以自身在台湾地区从事西藏、新疆研究以及齐邦媛先生所著的《巨流河》为例，强调了内陆亚洲与海洋世界是兼容互观的关系，而绝非二元对立，边疆翻转后便是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前沿核心。随后，孔令伟又援引了王德威所撰《华夷之变：华语语系研究的新视界》一文，认为文中提出的“华夷风”概念有助于研究者超越当代国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的限制。
最后，孔令伟援引了许倬云《经纬华夏》中的文句，总结了许倬云的“大历史观”及其对台湾地区学界的贡献。孔令伟强调了许倬云“文化的、社会的、常民的”思考所具有的承前启后意义，而许倬云的“大历史观”更是从史语所的“断代史传统”发展而来。
与谈结束后，主持人王德威还特别邀请台下的许倬云的高足、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进行了简短发言，作为本次论坛的收束。李弘祺表示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盛会，许倬云的演讲依然是非常的“inspiring”，并认为自己对“大题目”的偏爱是深受了许倬云的影响。
9月27日，李弘祺专门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发表了题为《风雨江河候明月——贺许倬云先生荣膺唐奖》的祝贺文章。他希望唐奖未来在东亚能够超越诺贝尔奖并规划地区学术的持续发展，同时也表达了对唐奖汉学奖关注理智意义上的“智”的期待。其后，李弘祺在文中比对了许倬云与自身其他两位老师的治学特色，指出许倬云的学术、教育背景对其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李弘祺着重强调了许倬云的成长经历与其对祖国的热爱与关怀之间的紧密联系。
（特别感谢台湾中兴大学游逸飞老师邀请撰稿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