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长假旅行已成为许多人放松身心的首选，交通工具是如此便利、旅游设施是如此发达……以至于似乎人人在景点看见人山人海……
于是，许多人不免怀念起“从前慢”的时光。那么，如果穿越回古代，来上那么一次说走又走的旅行，究竟会面临着哪些问题呢？翻阅了北大历史学系李志生老师最新力作《华夏日常生活史》后，小北才知道，其实古人出行，也有让他们“堵得慌”的一些事儿。
《华夏日常生活史》，全景式展现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行路难
古人出行面临多少外在障碍？
虽然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安土重迁”是社会中往往普遍存在的观念，但在古代社会中，真正阻碍人们出行的更多的不是观念上的保守，而是实际客观环境的障碍。李白笔下的“行路难”，正是古人们想到出行时的第一反应。
挡在古人面前最大的障碍莫过于道路问题。远古帝王们便有留下开凿道路的英勇传说，例如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大禹“开九州，通九道”，到秦始皇“车同轨”的命令下，统一标准的驰道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修建。但尽管如此，古代的道路实况却并不乐观。
唐朝时期，连接长安和洛阳的干道渑池道便多因为天寒雪峻，导致数千车队堵塞路中，进退不得。连接两京的干道尚且如此，各地的小路便不必说了。范成大对江西的路况便深恶痛绝：
自离宜春，连日大雨，道上淖泥之浆如油。不知何人治道，乃乱置块石，皆刓面坚滑。舆夫行泥中，则浆深汩没；行石上，则不可著脚。跬步艰棘，不胜其劳。
除了道路问题，关禁制度是古人出行的另一个老大难。为了维护治安稳定，古时的城门、路口、关隘、津渡都被统治王朝设置机构守卫，盘查过往行人。想要顺利通过就需要持有通行凭证。
较早的通行凭证是“节”，“无节者不行于天下”。汉唐时期，“过所”则成为了统一的出行凭证，私自度关者要徒刑一年。到了明清又有了“路引”制度，半印钤于路引上，半印存在发印的官府中，外出之人回来后要进行勘合，违禁者虽不必再受徒刑，却要被打得皮开肉绽。
“鄂君启”错金青铜节，安徽寿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战国。这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凭证，左为舟节，右为车节，用于通行道路并作免征税收之用，持此节者，沿途各驿站还可免费食宿。节上有错金铭文，内容包括持节者所拥有的车船、通行路线等事项。
道路不堪和违禁出行最多不过受受罪，但遇上盗匪猛兽可就是真要命了。没有支付宝、银行卡的古人出远门大多需要带些旅资，这不可避免成为了盗贼觊觎的肥羊。
《元典章》记载，江淮地区有十万余船户成群结党，以揽客为名杀人越货，这显然为施耐庵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同样给施耐庵提供灵感的是道路中的虎患，华南虎的横行在江南淮南各地区造成了大量平民行人惨死，朝廷都不禁头疼。这在杜甫对自己一路漂泊的回忆中便有体现：“风号闻虎豹，水宿伴凫鹥。”
商人遇盗图，莫高窟第45窟壁画，盛唐。六位高鼻、深目、长须的胡商，将货物从两乘驴驮上卸下，站在手持刀剑的汉装劫匪面前。
道路不畅、关禁管控、盗匪猛兽构成了古人出行头上的三座大山，稍有不慎就要遭受皮肉之苦乃至命丧黄泉。
石岭关镇，莫高窟第61窟壁画，五代。石岭关镇位于今天太原以北约70公里处，唐朝在这里设石岭关，它是太原的北大门、历史上的战略要塞。中部榜题下的单檐歇山顶建筑，就应是石岭关为过往行旅设立的通道，几位肩担、骑乘、拉畜的行人，正在过关。
重重压力仍然难以阻止人们出于各种目的而长途跋涉，为给自己的远行提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依托保障，各种手段也被行人们运用了起来。
二、贫家富路
要有多少物资才能支撑起一次远行？
和今天出行的“说走就走”不同，古人出一次远门，少则一年半载，多则数年。累年经月的漫长旅途中，一应生活物资就成了绕不开的问题。
《三侠五义》中，贫儒范仲禹没有路费进京赶考，老友刘洪义仗义相助，并说：“银子虽多，贤弟只管拿去。俗话说得好：‘穷家富路。’”在家里可以省着，但出远门必须要准备充裕了。
古人出行最重要的莫过于囊括了衣食日用的行李。行李的内容依个人需要而定，但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粮食、干粮、衣物、洗漱用品、铺盖、雨具甚至炊具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干粮尤其是重中之重，《诗经·公刘》说，“乃裹糇粮，于橐于囊”，糇粮就是干粮，总体是把米麦熬熟后捣成粉类，一路因应不时之需。由于行李装载内容众多，防护又需周全，这使得笨重在所难免。在《西游记》第二十三回中，猪八戒就抱怨师徒四人的行李太重：
四片黄藤䉭，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匾担还愁滑，两头钉上钉。铜镶铁打九环杖，篾丝藤缠大斗篷。似这般许多行李，难为老猪一个逐日家担着走。
除了出行所需携带物品，出行方式也颇有讲究。和只能仰赖一双脚的穷人相比，乘车出行是代表身份高贵的标志，董仲舒便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部分高级车甚至被规定为地位划分的标志，例如在唐文宗时期便有下令，禁止胥吏及商贾妻乘奚车。魏晋时期，马镫和马鞍的发明则给代步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骑马成为了社会上层的一时风尚，并在唐代臻至顶峰。
牛驾辎軿车，唐李震墓壁画。李震是李勣（徐世勣）的长子 , 壁画中的辎軿车三面合围，后面挂帘，以牛为驾，驭车人是一位昆仑奴，车后跟着三位侍女，中间的侍女是女扮男装。
当然，无论是实物还是载具，都没有硬通货来得实用，这种硬通货又被称为“行资”。作为行资，铜钱、米粮不但重，而且占空间，所以只能适量携带。珠宝和绢帛则是有钱人的轻便选择，像范蠡助勾践灭吴后远走，便收拾好“轻宝珠玉”，渡海而去。
大约在宋元时，盘缠的叫法开始出现，《西厢记》中就有“红娘取银十两来，就与他盘缠”的内容。古人深知，出门在外会遇到意外，财物充足多少能化解难处。北宋梅尧臣便有诗《行路难》感慨：
途路无不通，行贫足如缚。轻裘谁家子，百金负六博。蜀道不为难，太行不为恶。平地乏一钱，寸步邻沟壑。
“花银”银锭，明洪武十六年（1383），长7.7厘米，宽5.6厘米，重368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花银”是元末至清初民间普遍使用的银色称谓。
在重重苦难之下，古代的每次出行都是一件大事，而“穷家富路”的行资，为旅人添上了足够的底气。从行李干粮到车马载具，再到盘缠行资，在精心做好了物质准备打理后，旅人自然得以相对安心地踏上未知的旅程。
三、一路平安
出行前的精神准备和仪式感
物质保障固然必不可少，但仅靠物质显然无法给古人提供足够安慰，搞不好就要变为生离死别。为了在一片未知的远行中获取一路平安的寄托，需要请教打点的不光是人事，还有各路神佛妖魔。这使得每次出行前都充斥着仪式感，来为远行游子及其家人提供着精神上的抚慰。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局部），全卷24.8厘米 ×528厘米，绢本，淡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此画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在这个局部中，右侧有一算命铺子，就设在左侧的官衙旁，铺子中坐一算卦先生，正在为左侧男子算卦。
出行前占卜吉凶是古人非常仰赖的手段。早在甲骨文中，围绕出行与否，便留存有大量“贞，勿行出？贞，行出？”之类的材料。
到秦汉时期，虽然甲骨占卜的风尚已经退却，但选择时日吉凶宜忌仍是必不可少的，在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就多有某日“行吉”“凡此日不可以行，不吉”的内容。
吉日启程，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尽管后人对于出行禁忌多有怀疑，但相信吉凶宜忌一直是社会的主流，直到今天的《黄历》上，仍有“宜出行”“忌出行” 的内容。
占卜好了良辰吉日，出行之前还要为旅人进行送别仪式，又称祖道。祖道的重要内容是祭祀行神，行神专管出行事宜。周代时，周王会在冬天举办行神祭祀，在祭坛之侧饮酒，以犬羊为牺牲，既是希望保佑上路的人畜平安，也祝祷路途顺利，没有险阻。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祖道中的祭神地位越来越下降，饯饮地位则越来越上升。著名的荆轲刺秦出行之前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实际上就是一场祖道。
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画像石《荆轲刺秦王》。此画展现的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情景：樊於期的头颅在交验，督亢的地图被呈进，图穷的一刹那匕首见，荆轲手中的匕首投向头戴通天冠的秦王。
为了寄托一路安康的心愿，古人也会寻找各种超验元素祈求福报，佛教的诵经无疑提供了绝佳的方式。《法苑珠林》记，晋人徐荣乘舟返家，遭遇浪大失航等危险，但最后都平安度过，原因就是徐荣“唯至心呼观世音”“诵经不辍口”。
除去当事人诵经，亲人们也诵经为远行游子祈福。《酉阳杂俎》中有一位兵士被掳去，后来赞普听他说家中有老母，便让他回到家中，老母悲喜交加地告诉儿子，自己每日诵读金刚经祈求他平安，如今果然灵验。
海船遇难图，莫高窟第45窟壁画，盛唐。一艘大船上，一群撑篙、摇橹的船夫，正在与妖魔鬼怪、狂风恶浪奋力搏斗。
无论是占卜吉凶、祖道饯行还是诵经祈福，这些手段虽然在现代社会看来已经并无科学依据，但在交通、通信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却寄托了出行的古人及其眷属朴素的心愿和思念，行神和菩萨们承载着信徒们的愿望，在冥冥之中庇佑着出行之人一路平安。
对古人而言，每一次出行都是一件大事，它不但是物质上的一次“破费”，还是精神上的一次“洗涤”，旅人要把“安土重迁”的观念暂时放下，正面直视一直视若畏途的旅程，用各种仪式完成了这一“洗涤”，而又用“破费”的行资，为旅行添上足够的底气。在精心做了准备后，古人们才开始他们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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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日常生活史
李志生 著
围绕“衣”“食”“住”“行”四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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