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等级制和内生政体：对于和平的国内原因的再思考
作者：Patrick J.McDonald,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副教授
来源：Patrick J. McDonald, “Great Powers, Hierarchy, and Endogenous Regimes: Rethinking the Domestic Causes of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5, pp.557-588.
导读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随着全球民主化进程的起伏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许多国家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却面临着冲突的挑战。这一现象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民主和平理论，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是否如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稳固，还是受到更复杂的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文章通过对1816年至2000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变量主要包括国家的民主程度、军事冲突的发生率以及大国的等级关系，特别是如何通过大国的等级关系影响较小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及其与和平的关联。研究结论表明，民主与和平之间的统计关系并不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强烈，且这种关系在历史上仅限于特定时期（如战间期和冷战后）。文章指出，表面上看似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实际上可能是由于大国在重大冲突后的妥协与安排所导致的，而非民主制度本身的内在特性。本文挑战了传统的民主和平理论，强调了国际等级体系中大国的作用，推动了对民主化过程的更深入理解。
引言
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本文认为，大国间政治博弈所形成的等级制国际体系才是导致民主国家间和平的原因，并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证伪了民主和平论。作者提出了民主和平论中未能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无法解释一战之前民主国家之前也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事实；第二，未解决将民主视为外生变量为研究带来的风险；第三，忽视了等级制对冲突这一因变量的影响。因此，作者运用了多阶段的定量分析方法来证明真正导致和平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民主，而是等级制国际体系。
文章的具体定量分析过程如下：
（一）从时间（历史时期）维度推翻民主与和平的关系
在文章中，表2和表3通过逻辑回归分析探讨了民主程度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因变量分别为“军事冲突”（MIDs）和“致命争端”（FATALMIDs）；自变量为民主程度（DEMOCRACY_L），即国家在特定时间点的民主评分；其他控制变量（如地理邻近性、军事能力差异等）也被纳入分析，以控制可能影响军事冲突的其他因素。由表2和表3可见，模型1和模型6证实了民主和平论，民主程度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表明在整体样本中，随着国家民主程度的提高，军事冲突和致命争端的可能性降低。但是，对于其他时间段的分解样本，出现了两个问题：
1. 1816年至1918年间，关于民主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在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民主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风险反而增加。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的民主和平理论，提示我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既有的大部分研究都选择了一战之后的民主国家关系作为验证其理论的实证样本，但是这些研究都选择性地忽视了一战之前民主国家之间也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的事实。
2. 冷战（1946-1991）的结果（Model4，Table2）（Model9，Table3），虽然回归系数为负并显著，但其相对大小（relative size）大幅缩小。
由上述回归结果作者得出，对民主和平论的历史分解表明，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比一般公认的要有限得多，仅限于1919-1945年，1992-2000年。
（二）从国家维度探究等级制度对民主和平的重要作用
除了从历史维度推翻民主和平论，等级制度一直以来被忽视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从国家维度中看到。表4中的模型审查了国家剔除值（去掉特定国家）对民主程度（DEMOCRACY）与军事冲突（MIDs）之间关系的影响，表格展示了在不同时间段内，剔除某些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等）后，民主程度的系数如何变化。例如，在整个汇总样本中，删除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观测值（不到525,114个样本的3%）足以使民主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变得不显著，从而质疑了民主和平论的普遍适用性。德国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时期最为明显。表5扩展了这种剔除分析，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对民主程度（DEMOCRACY）与和平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删除某组欧洲大国使民主的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这两个回归使人们对冷战期间民主与和平关系的稳健性产生了大量的怀疑。可以看出，单一国家对民主结果的敏感性打破了民主和平论的因果机制。
（三）和平来自于大国建立的等级制度
作者在图6中加入了一个测量等级关系的工具变量（西方大国对中小国家承诺的防御联盟），旨在探讨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具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如何影响军事冲突（MID）和致命军事冲突（FATALMID）的发生，进行了两组定量实验来探讨等级制度如何塑造相似的政权类型与和平。第一组实验结果显示，国际体系的巨大变革如（一战和冷战的结束），通过影响独立国家的数量和民主国家的数量影响了民主与和平之间的相关性检验，从而使民主与和平之间的统计关系破裂。
第二组实验利用工具变量分析（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PLS)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支持等级制度同时塑造国内和平和政权类型的说法。这一测试表明，在一个等级制度体系下，具有强大权力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政权类型有很强的影响，由民主国家领导的大国等级制度下的国家更有可能是民主的。同样，在独裁国家领导下的大国等级制度下，民主得分也较低。最重要的是，等级制度塑造政权类型与和平的双重趋势改变了民主与和平之间的二元关系。在图6的冲突方程中，两国中至少有一个成员是否与民主大国拥有防御联盟的哑变量为负并在统计上显著。此外，在冲突方程中的民主系数为正并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一发现支持了作者的论点，即一旦大国政治和等级制度对政权类型与和平的影响建立起模型后，民主与和平之间牢固的关系就崩溃了。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得出的结论包括以下几点：
（1） 民主与和平关系的脆弱性：研究认为，民主与和平之间的统计关系比通常认为的要弱，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几乎不存在。特别是在冷战期间，没有显著的证据支持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
（2） 历史背景的重要性：研究强调，理解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历史特定的结构因素，尤其是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动态。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变化，影响了国家的政权类型和冲突行为。这些结构性因素在解释民主和平现象时常常被忽视。
（3） 等级制度的作用与大国的影响：文章指出，拥有权力的大国通过建立和维护等级制度，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直接的军事干预，还包括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塑造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
词汇积累
等级制度
Hierarchy
霸权领导
Hegemonic Leadership
民主和平论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民主化
Democratication
译者：陈典，国政学人编译员，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硕士生。
审校 | 丁伟航
排版 | 王静怡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