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王秋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宁波师院中文系二楼阶梯教室的外国文学课堂里，一位老师讲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里贝西姨婆拄了拐杖到草地上赶驴子，老师一下子想不起“拐杖”这个词语。他挠挠头，在讲台前小碎步走过来走过去，然后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stick”，解释说，他有“忘名症”。
这位有“忘名症”的就是宁波师院吴全韬老师。吴老师在1957年后落下“忘名症”，中文的很多名词想不起，但英文都记得；中文无法表达时，就用英文来代替。吴老师的备课笔记，一面是中文，另一面是英文。
1985年我进入宁波师院后，就听同学说，我们中文系有一位钱锺书先生的高足。既然是钱锺书的高足，那么他的才情学问当在一般人之上，那么他的身上也许就有一股子凌厉的傲气。于是有关他的一切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谁知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年近七十、身形微胖、聪明“绝顶”的老头。一口不太标准的黄岩腔普通话，有时让同学们尤其是宁夏同学听得一头雾水。有一次讲到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失败的将士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比划了一个动作，说“像剖鳗鲞一样”。有同学不解鳗鲞是啥东西，吴老师挠挠圆脑门，笑了。其实，听惯了他的黄岩口音，听吴老师的课就像品橄榄，越品越有味道。
吴全韬老师在宁波师院校园内。
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作为他的高足，吴老师也是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吴老师告诉过我，他喜欢看书，古典作品和通俗作品“等量齐观”，到初中毕业，古典作品已经读得很多了。吴老师从小喜欢读武侠小说，退休后“返老还童”，更有时间去读。
吴老师出生在医生人家，从小爱玩，喜看小说，不念“正书”，成绩曾经一塌糊涂，但也不留级，总在茅坑岸。1937年，在宁波一中两主科不及格，升留级要补考后再定。那时卢沟桥事变起，全国进入抗战，于是吴老师只好留在家乡，但因学习成绩差，受人看不起，一怒之后，自修半年（特别注重数学），去台中插班下一年级，苦读强学，自此平均分90以上。“故之，学无定评，进在争斗。”吴老师说自己有“斗气细胞”，这细胞不管学理学文都有用。
这种积极进取的争斗精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可贵的书生意气，在吴老师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吴老师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第一篇论文《论大同》在《东南日报》连载三天，引起了抗战时重庆进步史学界的轰动，后来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里得出同样的结论。
吴老师的最后一篇论文《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对哈奴曼说与密教大神说的思考与否定》（《宁波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提出“孙悟空非源于哈奴曼”说，单枪匹马向中日两国哈奴曼说大学者挑战。此文后来以论点摘录的形式被收入1991年《新华文摘》第2期，受到肯定的评价。
吴老师的论文《〈罗米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剧作上的同异现象》（《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还曾获得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奖，列为1985年我国18种莎翁论文之一，并收入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世纪比较文学目录。此文后被带到莎翁大会，据说受到1986年Shake—spear Quarterly（《莎士比亚季刊》）的重视。
此类例子不一而足。
吴老师身上不光有鲜明的书生意气，更有对这个世界的赤子情怀。
对恩师钱锺书的拳拳感激之情，吴老师几次撰文致谢。
抗战结束后，暨南大学于1946年夏迁回上海，吴老师自此亲聆钱锺书先生的教诲，钱锺书先生做了吴老师的论文指导老师。从吴老师后来寄给我的发表在《古今谈》（2006年第2期）上的《钱锺书老师》，得知钱师曾三次为吴老师介绍职业。从发表在《浙江日报》（1999年7月25日）上的《钱锺书关怀后学二三事》得知，吴老师代人致书钱先生，询问有关学术上的问题，钱师都详尽地给予回复。吴老师廓清“钱师并不是傲慢的名人”，是一个“待人亲切关怀学生的长者”；“他从善如流，听得进下辈的意见”，和今天传闻中高不可攀有脾气的老爷子不同。
我曾问吴老师，钱锺书先生是否真的是天才。吴老师答，这是锺书先生博闻强识的结果。锺书先生小时候有一次偷懒，被他父亲发现，遭到“毒打”，切肤之痛后，从此发愤苦读。天才也是勤奋的结果，常人更需加倍努力。
吴老师对勉人向上的学长也心存感激之情。他发表在《暨南浙讯》上的《追怀吴庆德（学谦）学长》，追忆学长给他签上了“革命知识分子”的鉴定，这样高的评价勉励他继续向前，磨练成“我只服理，决不服势”的性格。
平日里，吴老师衣着简朴，生活简单。夏天，他经常穿白衬衣，冬天，有时穿对襟便服，加上微胖的身躯，有同学戏称他像东北老地主。那套姜黄色中山装，算是最拿得出手的出客衣，此衣还是他去深圳参加比较文学年会时定做的行头，平时较少穿，遇到比较隆重的场合才穿一穿。有一次，宁波师院开运动会，吴老师牵了小孙女来看比赛，就穿上这套好像穿越过来的中山装，在操场上蹒跚行走。那时，宁波师院食堂的淡包（宁波话，长条形的无馅馒头）很便宜，一分钱一个，吴老师有时带几个回家，和师母一起蒸着吃。
大三的一次比较文学选修课上，恰逢宁波举行国际铁人三项比赛。国际赛事难得遇到，有几个男同学就跑去看比赛了。吴老师知道后没有生气，宽容地挥挥手，说“难得一见”，并把挡在讲台前的风琴踉踉跄跄地抱下去，没等同学上去帮忙，风琴已被老师安置停当。
宁波师院中文系八五级毕业照。
我与吴老师的深入接触是在选吴老师做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之后。
我很喜欢郁达夫的作品。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我想做郁达夫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文系研究比较文学的首推吴全韬老师，我就报到吴老师的名下。当时中文系还有个规定，在论文指导上推行双向选择。
很多同学都已落实导师，我还没定下来，心里如热锅上的蚂蚁。正是一年的栀子花开时节，我被同学唤到中文系三楼办公室。我这个小镇女孩平时从不去中文系办公室，那份惴惴可想而知。吴老师在等候我，里面还有贺圣谟老师等人。得知我选择论题的原因后，吴老师劈头就是一盆冷水。他说他只研究英国文学，还有法国文学，啥个郁达夫和日本文学，他不研究。我当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吴老师不收，我找谁去？我像没娘的孩子，呆在那里。在旁边的贺圣谟老师见我如此忧愁，就牵了我的手，也牵了吴老师的手，说：“吴老师，带去带去！”还说，“吴老师保证会让你通过的。”又转头对吴老师说：“吴老师，答应了，答应了！”吴老师神情严肃地点点头，说：“会让你通过的。”我真的要破涕为笑了。回到寝室，我告诉室友，我刚才愁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第一次正式师徒会面。我们徒弟五人，五人中我侃侃而谈，老师评我“知识面还蛮丰富”。我自己知道，如果用《论语》中的话来说，我这是“言不及义”。我的文学功底较差，虽然喜欢文学，但书看得不够。读小学直至初中，我每每为不会写作文而发愁哭泣。
吴老师布置我们利用暑假时间准备一份提纲。后来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司汤达，想从《红与黑》《巴玛修道院》《红与白》看司汤达怎样刻画中心人物，近千字的所谓提纲我自己看着也不满意。吴老师审阅后在原稿上批批注注，十分详尽，最后写上“吴按”，认为按照这样的内容很难写成合格的论文，容易泛泛而谈，没有重点。“写论文要比平日习作多花几十倍的功夫去参考资料，反复研读和思考作品……”“读书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一见人言有理，就叩头如捣大蒜，这种没出息的崇拜会使人跳不出别人思想窠臼。”他很欣赏我提纲中的两句话，“试想……分析司汤达是怎样刻画不同于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的另一种典型的青年”和“二者在刻画人物上互为补充”。认为“论文就可以从这里出发，写得蛮有新意”。吴老师帮我把题目初定为《拉斯蒂涅和于连》，帮我把提纲要点思路清晰地罗列出来。
当我根据吴老师的修改意见把详细的提纲拟好呈交之后，吴老师附回一大张写得密密麻麻的评语，让我“再想得深一些，把文字整理得更有条理”，就动笔开写吧，寒假中要写好，开学初交上。还特地交代，“自己不来校可托人带或者挂号寄到中文系来。”因为我们大四第二学期要实习。
后来，吴老师帮我把题目压缩成《拉斯蒂涅和于连的形象意义及塑造方法》。初稿五千字，但我不会结尾，于是注上：“无尾可结。”吴老师在上面批注得更加详细，并附上一大段批语：“……语言基本可以，但有雕琢的缺点，重写，下周二交，切切！”在“重写”下面划上波浪线。
修改稿出来后，吴老师帮我把结尾结好：“比较两位大师代表作主人公的写法，有助于加深理解两位大师整个创作方法的长处及显著区别，学习文学是可以识小做起的。”
最后，又谆谆告诫：“你的语句不洋不中，洋也未通，中也不通，日后应多读清新的散文，大力改正。重病用重药，言之过重，请谅！”
定稿出来后，老师评语：“本文议论不落常套，颇见巧思，水平已与一般学术论文相类。通过。”
每次去见老师时的诚惶诚恐、战战兢兢，通过时的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一切都还如昨日，怎能忘记？尤其是老师的严正教诲，我牢记心头，在日后的语文教学中，恶补缺失的一课。
当年中文系有六篇论文被评为优秀，吴老师指导的我的论文和黄志华同学的论文被评为优秀。吴老师把我的论文推荐给《宁波师院学报》，后来又告诉我，他听汪维辉老师说，我的这篇刊登在学报上的论文已经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9期全文复印了，并叮嘱我可以去买一本来，“将来你的提升上可能是很有用处的，因为这已算全国一级的论文了！”
都说严师出高徒，我非高徒；但在吴老师这位严师指导下，我当年的学生论文能在全国一级刊物上发表，如果没有老师呕心沥血的指导，是根本做不到的。
老师为我付出那么多，何以回报？我的父母是淳朴的人，他们认为应该寄点东西给吴老师，他们帮我准备了文旦和炊皮。老师很感盛情，“不说炊皮的透鲜和文旦的奇大，单是纸箱子外面所包麻衣的细针密缝就使人如坐春风，心潮起伏”，不能“璧还”，只好“赠书留念”。只是“一撮虾皮”的礼物，竟引得老师如此心潮起伏，我倍感温暖。虽然，书籍是读书人的自家货，但书籍也是读书人心中最纯洁的礼物。
吴老师告诉我，他有钱时都去买书了，现在年事已高，平日搜集诸书，后继无人，散掉于人有益。凡是业务一类的书，就送给教书的学生，武打书送文化较低的亲戚，官场小说等送普通亲朋。有些是留留纪念，有些是发挥书籍的效用，“好宝剑赠国士手”，“总之，我的书就是送人或传后人，一本书也不愿沦为破烂，因为这是斯文之辱”，这属书生本色。在吴老师的天一街寓所书房里，书柜子里、墙壁的架子上都堆满了书，吴老师就坐在书堆前，露出一个圆脑袋。我给他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吴全韬老师在天一街寓所。
吴老师送了我好几次书。
1990年5月，吴老师到杭州参加学术会议，碰到省教研室主任，得知正在组织重编课本，他写信来问：“中学语文资料是不是不可用，我已经吃不准了，这些资料我去寻一下，过一周再寄。”
1993年5月，我和丈夫度婚假经过宁波，去看望老师，老师找出《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在扉页写上“XX同学结婚之喜，吴全韬敬贺”，之后把我们送到天一街口。
2003年3月来信，他说《全唐诗》有二部，随我挑一部；又要送我《宋词艺术技巧辞典》，注明“此书不论教学或写论文都有用处”；还要送我一锦函的《五朝别裁》等。
2008年暑假，我携被吴老师认为小时候“两眼活泼胖嘟嘟的很可爱”现已经长大了的女儿书宁来到老师家。那时师母已去世，老师由嬷嬷照顾，吴老师特地让嬷嬷给书宁泡一杯咖啡，说，“她要喝的。”并由书宁挑了一套《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带回。书宁读高一时，老师来信，“令媛她很聪明活泼，下学期就高二了，不知道她今后有什么升学打算。还要书吗？”
而老师和师母的故事，可以用木心的诗句来形容，那就是“从前的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老师和师母是中学同学，“两人在同学订婚期间也没有谈情说爱，结婚之后，也相敬如宾。”（老师信中原文）从1946年暑期结婚到1957年上书请调到宁波，“让夫妻有团聚的日子共用去四五十天，寒暑假大多是被这种那种的学习占用了！”1957年，老师遇事，师母没有变心。他们二人商量好，子女由师母负担，老母亲则由老师在自己极少的生活费中省下一部分接济。师母本来很沉静，一向不喜说话，吴老师爱说爱动。但是吴老师在人生之途中遇到长期的冤屈与苦恼，“这也影响了爱人的生活，于是，她的性格就逐渐变得自擅急躁起来，那么换到我要容忍了。”两人退休后，每天清晨一起散步一起上街购物。
天有不测风云，师母一次在天一阁后花园练功时，突然中风瘫倒在地，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但人瘫痪了，脑子也出了毛病。1999年下半年，我到宁波开会，顺便去看老师。老师和我在书房谈话，师母在隔壁大哭小叫：“全韬，你有话怎么当面不讲背后讲？”老师到隔壁安慰几句，师母又大哭小叫，老师又去隔壁，如是几次反复。老师削了梨头，切成一块块放到盆子里给我，我说不吃，老师用牙签戳好，说，“我老太婆是要吃的。”老师把已戳好牙签的梨头送到隔壁给师母，说，“老太婆，这是干净的，你吃吧。”
几年后，在台州市第二期推普员培训现场，在“说话”训练中，我把吴老师的故事复述给在座的同学听，故事结束了，全场鸦雀无声……随后，有人轻声问：“后来呢？后来呢？”
几年后我参加浙师大教育硕士考试，专业课考试中的作文题是《又逢教师节》，我写了老师的故事。八十分的作文，我肯定是高分，因为当年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玉环县几十名参考老师中成绩最高，应该是吴老师的赤子情怀深深打动了阅卷老师的心。
瘫痪多年的师母被吴老师养得白白胖胖，吴老师每天骑着小轮自行车满街去寻找师母爱吃的食物。老师说，“我的心里有盏明灯，我绝对不能在老太婆前头倒下去！当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没有抛弃我，如今，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我怎样尽心回报都不过分。”宁波师院的林芷茵老师有感于他们的故事，写了《真情的回报——记宁大吴全韬老师照看瘫妻的故事》刊登在《宁波老年报》上。我去看吴老师时，老师问，“你看到了写我们的文章吗？”我说没有，他从书房里找出复印件送给我。
师母卧床十年后去世。老师在2004年11月27日给我的来信中告诉我，他有“丧妻之痛，今已稍能振作矣”。“如能假我数年之寿，我当可写出一部可作纪念妻情的又怪诞又真实的长篇传奇作品来。”
师母“七七”的日子，悼念仪式皆由老师子女操办。老师是无神论者，但他“内心也希望灵魂的存在，能在另一世界永伴。明知不存在，失落感就更重了”。
老师还告诉我，“我也时常祈求做个好梦，可以梦见亡妻，谁知很少如愿，偶而一见，尚未交言，即已失去，更加惆怅。”
吴老师与师母携手一生、相爱一生的故事，在这个浮华的世界弥足珍贵。他的赤子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打动了周围的人。
吴全韬老师给我的毕业赠言。
吴老师还把他赤诚的爱心和关怀送给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学子。
毕业前夕，老师赠言：“一生是难得永远保持学习时代的朝气的，望你能够保持，不断追求，不断前进，不为家庭生活而中断，不为工作劳累而灰心。”
毕业以后，初登讲台，极不适应，我向老师诉苦。老师来信，说，教书虽苦，却亦有苦中之乐，能认真备课教课，亦必受学生的尊重和信赖，“这种情感是超物质的，比较长期的，也是人生的安慰。”他告诉我，他教学的班级里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他还记得吴老师教过他。“职业没有高低之分，做教师也是颇有自得之趣。”
年轻时候，我曾为情所困，向老师念叨。老师即告诉我，“人生的苦痛烦恼就是孤独感，无人可亲，无人可睬，谁能伴我慰我者愿以心奉献，这就是爱情观与婚姻观。”“爱者不一定是最初所恋，但很可能是最后感到合适的人。”“结婚其实是结伴，成了伴之后，能合心，什么条件都不重要了。”老师最后申明，“我虽老马，但无经历，并不识途。”但老师赠我的人生格言，纯真的情怀，是物欲世界掩埋不了的闪光的珍珠。
我带的第一届毕业生，语文成绩非常不错，老师来信，“没人对你肯定，我给你肯定！”甚至我每次去信，也经常得到老师的肯定，这让我在日后的散文创作中找到自信，写出了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1992年暑假，我一人背了背包，纵游西湖，又从富阳到桐庐再到千岛湖。一路奇山异水，风景绝美。我絮絮叨叨地给老师写一长信，报告一路所见所思。老师回信，“您的散文根基不错，笔下写景抒情，娓娓谈来，引人入胜。”
吴全韬老师写给我的书信。
2003年暑假游“新马泰”后，我汇报一路观光所得，老师说我的感慨使他“长了见识”。他有一个同学也游过，和他大谈泰国之人妖生活和各地的景点并撰文发表在旅游杂志上，“还不如你着眼中外交通、市容、官邸保卫方面的比较，使人心有所悟。”
后来我又谈了旅游厦门的感想，老师说，“使人心旷神怡。”
2003年夏天，玉环缺电，我们的生活非常不便，我与老师拉家常。老师来信，说“写得很生动”，说缺电苦热“被您写活了”。
2008年夏天，我伴夫携女周游世界，老师的来信更是给我极高的评价极大的鼓励：“来涵情文并茂，如我手里掌握着一份校友通讯录，一定全文印发。”
老师鼓励的话语激发了我散文创作的自信和欲望。此后，我在业余时间开始散文创作，有的发表有的获奖。可当我把文章复印了寄给老师时，已收不到老师的任何回音。
老师住在南苑街的寓所，我曾去过，那时老师已94岁，仍由嬷嬷照顾。接了我的电话，他有好一阵喘不上气。老师去世的消息，我一直不知，近几年才知老师95岁去世。
我的散文发表了获奖了，老师已无法得知；老师的“日后应多读清新的散文”“重病用重药”，这些要我恪守的教诲随光阴的流逝，愈加鲜明深刻。
随着教书年头的增加，我的身体也慢慢出现了问题。我告诉老师，我的肠胃不好，整条脊柱都不太好，常失眠，睡到半夜大颗汗珠滋滋地冒出来……
老师“刻接来涵，即复”，认为我患的是中度的神经衰弱，是年近更年期的女性的常见病。劝导我“万事抱着乐观的心境，则好多坏事都可作乐事看”，“人是贱货，能和病痛斗争就能愈斗愈强。”老师以自身的例子教育我，回忆他当年受一肚委屈，什么病痛不病痛，愈痛愈要克服，结果挑起担来，就如牵风箱，呼噜呼噜，但一放下担子，就可一分钟内恢复原状，倒练出了一身力气和耐力。他还举了他母亲的例子，说他母亲更年期时也有各种不适，但也总活到98岁，让我坚强起来，日后生活的日子连一倍也不止。
得知我有子宫肌瘤，老师又叮嘱：“子宫的病一定要上紧治好，台州医院技术如何？如想到杭州浙医，我当可稍为绍介（有一80岁的老专家和我有亲可转介）。”
老师对我这么好，我无以回报，只在每次经过宁波时，都去拜访他。从老师天一街的寓所，到后来南苑街的寓所，都留下了我匆匆的脚印。
我在一个年迈的老人面前，几次诉说自己的病痛，现在想来，这是多么令人汗颜。
其实这二十多年来，老师不断地与年迈老病作争斗，与苦难作顽强的抗争：
*老师的肺功能只有常人的一半，要想再活几年，只好不抽烟。1990年12月23日，“今天是戒烟的第二天。”
*“老妻中风未愈，痴呆日甚，我则已经拄杖而行矣。”“全韬83岁了。”
*“我亦多老病（84岁），走路跌跌冲冲，倚杖而行，因妻病在床，因此还强打精神伴她一生。”
*“我妻病矣（已卧床十年，今又加剧），我足跛矣。”
*“病妻逝世，我亦受到较大影响，体力日差，拖到2005年，已经跌跌绊绊，需人保护，否则一跤摔倒，不是见阎王也要中风卧床。”
*“我年已86，又多病，前血糖血脂很高，又遭烫伤，好像就要归位似的，我也只为振作精神服药戒甜，表示这几年可以挨过。果然，老天不负自救者，一切都向好的方面转化了。”
*“我已87岁（虚龄），两腿早已发软，行路需人保护，家中雇有保姆一人，病妻过世已有三年。”
*“我脑子已经糊涂，语句也写不通了，今年我虚龄已89岁，过了生日，即有鲐背之庆。”
这些来自书信的摘录，让我几次泪目。
尽管如此，老师还是鼓励我“开怀做人，不要太傻”。
晚年的老师不光与老迈疾病争斗，还为不公正的待遇争斗，为他的未被落实离休政策等上书中央。老师骨硬如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老师善于苦中作乐。他告诉我，“最近杨绛师母给我复信，其中有几句值得深思的话：‘我想，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不断吃瘪。便是春风得意的人，也必有外人不知的苦恼。能承受苦，战胜苦，就是乐。’”
师母去世后，老师以写作来排除心烦和暗淡的生活，写了五六篇短文，有回忆钱锺书先生的，有追怀吴庆德（学谦）学长的，有悼念堂弟吴全德院士的，还为友人的散文集《油纸伞》写书评——《即事感怀，触物寓兴》。
老师还将《世界名人录》中有关“吴全韬”的辞条介绍寄给我，留作纪念，“去岁自觉精力大衰，或将西去，呜呼，人生一世，略留数语，故对某辞典个人条目，略作阐述，以告相知。”
尽管如此，老师永葆着对世界的热爱。
吴全韬老师在妙高台。
吴全韬老师在妙高台照片背面的赠言。
1999年我去宁波看望老师，他告诉我，他家用的电视是地线，他像孩子一样还要从床底下拉出来给我看。他还挑了一张在妙高台上拍的照片送给我，说留作纪念。还送了我有两朵粉红色玻璃花做的小玩意，说给我“拿拿和”（宁波话，即玩玩）。到楼下，他指着花盆里的菊花很骄傲地说，这是他种的。菊花蓬蓬勃勃，郁郁葱葱，昭示着怒放的生命。他拄了拐杖一直把我送到天一街口，后从兜里拿出几个硬币给我乘车用。
尽管如此，老师对外面的世界无比向往。
*“我一生很少游览日子，只有一个愿望，能到台州各县城一次。玉环和三门我都未来到过。假使能脱身，也许来访。”
*“我一生落魄，少有机遇，几未享受过旅游之乐，我是连北京也没有到过的人，更遑论新马泰欧洲十国，我曾想过，自己台州各县也没有全到过，在有生之年总得到一到，那是三门与玉环。”
*“平生受到生计经历压缩，连北京三峡也没有去过，这还不算缺陷，甚至连家乡台州也有两县——三门和玉环也没有到过，以后如果体健，特别是通了铁路，也得到一到。”
2003年我造了近300平方的新房，我写信让老师也分享我的快乐。老师回信，“您居住近300平方米，实在超过一般院士生活，我知道锺书先生夫妇同是院士，所居仅一百廿多（平方）米，已够用，其夫妇及女儿稿费220万皆赠清华作奖学金。这就是今日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精神向往的差别。”
师徒合影，中间是吴全韬老师，右二是作者。
我从1985年进宁波师院认识吴老师，一晃近40年了。
又逢教师节。我整理旧日信札，理出吴老师写给我的28封书信。往日的旧时光如一条巨流河向我汩汩地流淌开来，而吴老师则在这条巨流河边跌跌冲冲形象清晰地向我走来。
老师，天堂的路上应该没有高高低低，带上你的stick一路走好！
老师，宁波到玉环的火车，明年可以开通了！
（2024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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