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109国道是一条从青海出发直达拉萨的青藏公路。事实上，它始于北京，一路穿过黄土高原、内蒙草原、黄河，途经青海湖、茶卡盐湖、格尔木，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最后进入圣洁的雪域高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数十年来，生活在109国道旁的人，与国道旁的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进退退。进退之间，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一个个具体的路标，诉说着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今年6月至7月，解放日报“信仰之路Ⅱ·大国之道”报道组沿着109国道采访，从一个个地标的故事里，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
报道组与可可西里巡护队员合影。 沃佳 摄
一
6月下旬，在109国道北侧的青海湖畔，成群湟鱼游弋在水底。岸边有游客俯身，刚想抓起一条鱼来，旁边的基层干部连忙制止：“这鱼不能抓！”
“湟鱼救过咱们的命！”他感慨。湟鱼是青海湖特有的洄游鱼类，每年夏季从青海湖逆流而上，进入淡水河道产卵。数量鼎盛时期，当地人形容为 “半河清水半河鱼”。1958年大饥荒时，青海湖畔的刚察县没有食物来源，人们只得靠湟鱼捱过灾害。此后，捕鱼变成了当地的生活习惯。
回溯国道边上的往事，大自然曾多次被人类“逼退”。
在可可西里，盗猎团伙靠着贩卖藏羚羊皮谋取财富；在三江源地区，植被与湖泊供以牧民开垦、放牧；在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乌梁素海，工业污水肆意排放……
随之而来的是自然资源衰减。上世纪80年代起，湟鱼的数量减少了95%，藏羚羊的数量从10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数十年间，“塞外明珠”乌梁素海从800平方公里缩小至不足300平方公里；内蒙古草场的荒漠化趋势愈发严重。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在其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提醒道。
更多人开始意识到，人该为自然让步了。可是，该做些什么？
刚察县为湟鱼洄游修建了台阶。 冯蕊 摄
二
让步最早是出于无奈。
1982年，青海湖开始实行封湖育鱼措施；2000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打击可可西里盗猎；2001年，内蒙古锁边林工程开建，在库布齐沙漠，10余万人用铁丝网围起240多公里长的屏障，隔绝流向母亲河的泥沙……
严格的禁令带来了生态的改善。不过，自然的修复能力毕竟有限。用一位科研人员的话说，湟鱼在自然条件下的受精率只有千分之三左右，怎么能够顺利回到从前的情形？在另一个更加残酷的故事里，全国劳模殷玉珍第一批栽下的600棵小树苗，经过一个冬天，来年开春只留下不到10棵。
治理者们逐渐意识到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性，面对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更需要跨前一步，在更高站位、以更宽视野统筹谋划。
“为从根本上保护修复生态，我们改变了‘就山治山，就水治水’的传统做法，从保护一个湖到保护一个生态系统，实施一体化、综合化修复治理。”一位巴彦淖尔市领导这样说。
自此，人的主动作为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科学的人工修复也弥补了自然恢复的不足。青海省在封湖育鱼的基础上新建增殖试验站，通过人工繁育鱼苗的手段，保证部分湟鱼卵子的受精率达到90%以上。
在敕勒川草原，自2012年起，“人工干预下模拟天然草原”的近自然修复方案，让这里一改往日砂石裸露、风沙肆虐的荒芜景象。
殷玉珍教蒙古考察团种树。 乌审宣传部供图
三
2004年，为了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长江源唐古拉山镇的128户407名牧民离开草场，沿着109国道一路向北，搬迁至格尔木市的移民定居点长江源村。
生态与生计如何平衡，成为保护不可避免的难题。
人们试图从“补偿”中寻找解答。长江源村的补助标准不断提高，更多新的岗位为牧民提供了收入来源。在黄河源头的生态移民安置点玛多县城，政府全面落实生态管护“一户一岗”政策，推动3142名牧民转型成为生态管护员，年人均增收2.16万元。
平衡的维系，同样离不开制度的保障。随着《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正式施行，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搬迁过了20年，长江源村如今有了宽阔的马路，崭新的红色楼房。牧民扎西才仁将羊头雕像放在卧室门框上，保留着对草原的念想。
如何在平衡之上，让保护工作走得更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本身就是价值”“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书记的话语勾勒出发展思维的转变：经济发展不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两者辩证统一。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然则会为人带来红利。
盛夏时节是乌梁素海的旅游旺季。曾经黑臭的湖面如今又碧波荡漾，当了几十年渔民的本地人曹铁山回到家乡，前两年与人合伙买了一艘船搞旅游，一天能接待两三百名游客，“钱包越来越鼓，就是乌梁素海重生的最好证明”。
长江源村村民保留着羊头的雕像。 沃佳 摄
四
来到殷玉珍家庭林场的这天，下起了雨。
“现在经常下雨。”殷玉珍习以为常。39年前她踏入这片沙漠腹地时，雨露则贵如黄金。现在，夫妇二人已累计造林7万多亩绿林，种出了樱桃、黑枸杞、小米、大马士革玫瑰等一大批沙漠里曾经很难产出的作物。沙逼人退，最终变为绿进沙退。
生态保护的系统性成果还体现在数字的变化上。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增长至7万余只；青海湖湟鱼资源蕴藏量达到12.03万吨，是保护初期的46倍多；在位于三江源核心区的果洛州，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湿地面积较2015年增加104平方公里，草原植被覆盖度达到62.1%……
还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环境保护的行列。
穿越109国道途中，记者特意做了一件想做了很多年的事——去找一棵自己在“蚂蚁森林”里种下的胡杨树。这棵树恰好就在鄂尔多斯境内，下地4年，已超过一人高。
点点滴滴的低碳行为，转化为系统中的“绿色能量”，最终养成荒漠化地区2亿棵真实存在的树，面积超过274万亩。该项目于2019年获得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类似这样的中国绿色转型方案，正不断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人们的意识里。三江源国家公园执法监督科科长秋培扎西的手机里存着一则视频：6月的可可西里，正值藏羚羊迁徙季，上百只藏羚羊排着队横穿109国道。它们身后，许多车辆停在路中主动让行。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殷玉珍对总书记的这句话印象尤深。
在人与自然之间，进与退早已不代表胜负和牺牲，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