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功耀（中南大学教授），文章首发于2013年，原名《朱砂、垃圾科学与年薪》，科学公园略作编辑后重发
2013年，网上爆出某仁堂生产的40多种中成药含朱砂，被香港卫生当局责令召回，禁止销售。一时间，国内舆论大哗。中毉药的安全性问题再次引起了网民的强烈质疑。有网民希望我就这一事件写点东西。今天，总算是遂了这种心愿了。
朱砂入药始于晋代。最初是道家把它入药的。据葛洪写的《抱朴子》记载，有人发现临沅县（今湖南省常德市）境内一户姓廖的人家，世世代代都长寿。究其原因，居然是这户人家的井里埋了十斛朱砂。由此，道家突发奇想，把朱砂炼出来，一定比水泡出来，更加有效。从那以后，道家就开始用朱砂炼丹，以图帮助人们延年益寿了。
朱砂入药之后，出现了朱砂到底有没有毒的分歧。魏朝的吴普说，朱砂无毒。梁朝的甄权说，朱砂有大毒。与李时珍同时代的何孟春则说，“朱砂性寒、无毒，入火则热而有毒，能杀人，物性随火而变”。何孟春的这个话，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24）中也说过。沈括的一位表兄的徒弟，曾经将一块冲洗过的朱砂服进了肚里，当晚就出现了“懵冒”，终于“一夕而毙”。对此，沈括很不理解。一种婴儿都可以服用的养心安神之药，何以会把一个大男人给毒死了？于是，沈括便把它记在了《梦溪笔谈》里。
现在的人比沈括进步多了。沈括当年不理解的，现在的人已经能够理解了。这就是汞中毒。有人说，天然的朱砂无毒。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将朱砂列为三大最毒中药（朱砂、雄黄、乌药）之首，也有人将朱砂列为十大最毒矿物（朱砂、雌黄、辉锑矿、铜铀云母、雄黄、石棉、方铅矿、硫砷铊铅矿、胆矾、碲化汞）之首。足见朱砂的毒性是如何了得。
朱砂，在说英语的国家叫cinnabar。如果用古汉语直译，它也可以被翻译成朱砂。因为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就是“砖红色”。
据查，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印度和中国将朱砂入药了。古代南美洲人民曾经用朱砂做过颜料，但没有入过药。有趣的是，他们对朱砂有毒可谓了若指掌，如数家珍。他们发现的朱砂中毒症状包括，肌无力、身体颤抖、意识不清，严重的可以致死。这些认识与沈括的记载不谋而合。这也印证了我在7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毒死外国人的东西，也可以毒死中国人。中国人并不真的像某些“科学文化人”所鼓吹和设想的那样，中药对外国人有毒，对中国人无毒；仿佛中国人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一群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的神人。
除南美洲之外，在西班牙离马德里225千米的一个地方，叫阿尔马登（Almadén），那里的朱砂矿曾经裸露在外。古罗马人占领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那里的人普遍容易患上与呼吸系统或神经系统相关的怪病，寿年也特别短。当地人非常害怕，都纷纷迁走了。罗马人占领西班牙以后，竟然把那个地方用来处死奴隶和死囚。足见，古代西班牙人和罗马人知道朱砂有毒。
某仁堂陷入“朱砂门”之后，《科技日报》记者林莉君写了一篇《朱砂入药，无毒》的采访报道，在当年5月25日出版的《科技日报》头版发表了。《科技日报》发表这样的报道明显是为某仁堂作辩护的。我详细看了这篇报道。我发现，记者引述的“专家言论”，既死皮赖脸地要钱，也蛮横霸道地要命。事实上，这些“专家言论”是被中毉药界说了无数次，也被人民群众反驳了无数次的陈词滥调，属于地地道道的“垃圾科学”（junk science）。
最近，我为韩国人写完了一篇文章。我清楚地告诉韩国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要特别警惕“垃圾科学”。
“垃圾科学”这个术语不是科学哲学家最早提出来的，而是美国司法部1985年第一次使用的。它原指那些违背基本的科学常识、实验规范和逻辑要求，却以科学的名义流行起来的虚假的科学。大约这样的科学经常进入法庭，惹得美国的司法部门生气了，所以就得了这样一个诨名。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震动了科学哲学界。进入9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家把“垃圾科学”的概念扩大了不少。凡是用虚假实验数据做出来的科学，社会学家认为可能危害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全与健康的科学，还有在历史的进步中遭遇淘汰的科学，都被列入了垃圾科学。
毋庸讳言，中毉就是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垃圾科学！
为了让更多的人从中毉药这种垃圾科学的欺骗当中觉醒起来，下面我再一次地对这些专家鼓吹的陈词滥调做些分析。
第一个陈词滥调：“游离汞有毒，但朱砂入药自古有之，如果炮制好，配伍好，遵照医嘱合理用药，不仅无毒无害，更可以治愈疾病”。
刚才我已经列举了甄权、沈括和何孟春这三位古中国人对朱砂有毒的论述，也列举了南美洲和欧洲历史上关于朱砂有毒的记载。它表明，历史上对朱砂有毒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所谓“自古有之”，只能作为古人认识水平落后的标志，却不能作为可以继续愚昧下去的理由。至于“炮制好”和“配伍好”以什么做标准，用什么方法来评价，到目前为止，中毉药界连“混账的糊涂话”都还没有说出来。实实在在是一句毫无辩解价值的空话。
事实上，朱砂是不可能被“炮制”和“配伍”到无毒状态的。
朱砂的基本化学成分是硫化汞。由于朱砂含汞，西方国家早就禁止在内服药当中掺入汞元素。加上在他们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朱砂入药的记载，所以，他们对朱砂入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的讨论，完全没有兴趣。这种状况，给中毉药界“填补空白”和取得“领先于世界的科研成果”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和条件。
当今世界，汞中毒已为全世界所重视。这种重视是从化工工业延伸出来的，不是从朱砂入药延伸出来的。汞中毒与马兜铃科植物中毒相比，更加令人不安。马兜铃科植物中毒仅限于泌尿系统，或致膀胱癌，或致肾功能衰竭和肾癌，目前还没有发现影响其它系统的报道。汞中毒则不同，它可以侵害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肝脏、肾脏、骨骼，等，多个系统和器官。而且，中毒途径也比马兜铃科植物更广。肠胃消化，呼吸，膜吸收，均可致汞中毒。其中，最严重的汞中毒莫过于水俣病（Minamata disease）。这是1956年在日本发现的一种汞中毒疾病。它的基本症状是肌无力、意识障碍、视野变窄（我国俗称“对子眼”）、失聪、语言表述不清，严重的甚至可致精神失常、昏迷，数周内即可死亡。今年的1月19日，全世界147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专家联合起草了《预防汞水俣病公约》，期望在今年10月正式签署为国际性的约束文件。
在如此严重的汞中毒流行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不重视朱砂入药的安全性问题已经不行了。于是，朱砂入药的安全性问题终于成了我国医学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中国人做出来的有关朱砂入药安全性问题的研究，全都是带着“弘扬中毉药文化”的理论义务做的。稍微有点科学哲学常识的人知道，任何带着预期的理论义务所做的研究，都可能陷入“围绕结论找证据”的哲学陷阱之中。所以，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朱砂入药安全性科研成果，无一例外地都是垃圾。
在我的学术视野中，只有一篇有关朱砂入药的综述性论文勉强可读。这篇文章是三位中国人和两位外国人合写的。它发表在《皇家医学杂志》上，标题是《传统医学中的汞：朱砂的毒性与通常的汞一样吗》（Mercury in Traditional Medicines: Is Cinnabar Toxicologically Similar to Common Mercurials）。其中的三位中国作者来自贵州中毉药大学和遵义医学院，署名在前；两位外国人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署名在后。他们声明自己的研究动机是，为朱砂入药提供科学的咨询意见。可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十分滑稽：朱砂入药比单质汞入药安全得多。
在我看来，这个话等于没说！
我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过类似的“高见”，作者经过洋洋洒洒“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论述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制约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水的问题”。还有中国科学院的某个研究机构，“经过实地调查”之后也得出一个结论说，“北京市交通最通畅的时间段是凌晨两点到四点”。这样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我看来，都与没有说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位先生发表这篇综述性的论文之后不久，两位意大利药物学家，泡罗（Paolo D. Pigatto）和吉安泡罗（Gianpaolo Guzzi），联合发表了一篇“微评论”文章，题目是《朱砂的临床毒性》（The Clinical Toxicity of Cinnabar）。他们提出了五点批评意见。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批评意见是，没有提醒读者注意，人体对朱砂中的汞元素存在与剂量无关的特异性非过敏反应；有关“依地酸钙钠可以解汞中毒”的结论，没有证据。
记得我当年学习中毉的时候，医书上介绍使用朱砂的方法是“另包，水飞服”。其做法是，将朱砂用白布另外包好，不要放在其它药物一起去煎熬，而是放在备好的碗里，把熬好的汤药冲进碗里，待汤药冷却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把朱砂拿出来，喝那个药汤就行了。这样做，朱砂当然是无毒的。因为常温下朱砂的水解度小于0.001克/升。此时的朱砂根本就没有进到身体里边去，而是原原本本地从白布包里边被拿出来了。
“现代中毉”使用朱砂的方法，仿佛不是我当年学中毉的那种做法了。倒像沈括的表兄所带的那位徒弟，直截了当地把朱砂吃进肚里去了。这就是找死了。事实上，朱砂在被加工成粉末的过程中，已经有部分汞元素变成游离汞了。汞在常温下是液态的，357℃即可气化。气化后的汞很容易被吸入人体，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的汞中毒。此外，经过物理加工和加热煎煮之后产生出来的游离汞，一旦与盐酸或甲烷发生化学反应，就可以生成升汞，甲基汞或二甲基汞。这些物质所具有的毒性比单质汞高许多倍。其中，甲基汞的毒性比单质汞高1000倍以上。身体里边累积甲基汞达到10毫克，足以使一个70公斤的健壮男人在两周之内毙命。这就是明朝何孟春所讲的朱砂“入火则热而有毒，能杀人”的奥秘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中毉药界至今蔑视这样的毒理，声称这个毒理属于“西方科学”。一群蔑视汞中毒病理的人，自我标榜说可以找到“合理的”配伍和炮制方法，除去朱砂的毒性，我实在想象不出，有哪些愚不可及的人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第二个陈词滥调：用毒药是中毉的一大特色。西药当中有许多药也是有毒的。所以，中毉用毒药也是正常的。
这是比任何垃圾科学还要垃圾科学的垃圾科学。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毉中药一直标榜“纯中药制剂，无毒副作用”。在我带头掀起的反中毉浪潮的冲击下，现在他们终于承认“用毒药是中毉的一大特色”了。
是的，西药当中也有许多是有毒的。但是，中毉用毒药和西医用毒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一点，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概括地说，西医当中的毒药是可控制的，可代谢的，结果明了的，甚至是可预知的。中毉使用毒药全都是不可控制的，不可代谢的，结果不明了的，甚至，对中药到底有没有毒，哪些中药有毒，哪些中药没有毒，中毉界至今茫无所知的。正由于这样，鲁迅先生才把中毉叫做“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我多次举过的。
发明抗生素是医学史上一次重大的进步。如果没有抗生素的发明，现在的人类恐怕依然平均活不过40岁。绝大部分人还会因为无法控制的细菌或寄生虫感染，而失去得老年病的机会。现在有那么多的人得“老年病”，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抗生素对人类做出的一大贡献。但是，抗生素是有毒的。并且，“抗生素有毒”是医生和药物学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的。
西医药物学家明明知道抗生素有毒，为什么还要用呢？中毉界的人完全不懂医学史，也不懂西药研究与制造的药理，多次借这个话题给西医西药“扣屎盆子”。事实上，西医安全使用毒药的信心首先源自“艾尔利希魔弹实验”。20世纪初，德国药物学家艾尔利希通过605次的失败之后，找到了利用毒药治病而不严重伤害人体的方法，也就是，在使毒药毒死细菌和寄生虫的同时，可以确保人体自身的安全。这些药物仿佛可以分清敌我的“魔弹”，能够有选择性地杀伤敌人，而不杀伤自己人。药物代谢动力学兴起之后，人们又进一步地发现，可以通过药物的代谢动力学实验去判断药物的安全性。这样，使用毒药治病就已经有了“双保险”了。加上这些毒药的分子式在进行药物代谢实验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它又为在极端情况下实现对药物安全性的人工控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如此，被批准入市的西医毒药，就有了第三副保险带了。遗憾的是，像西药研制中的“艾尔利希魔弹实验”，药物的代谢动力学实验和分子结构测定，在中药研究中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中药的毒副作用是事先可预知的，也没有任何有毒中药的毒理是事先就清楚了的，因而，没有任何中草药的毒副作用具有人工可控制性。一个是可以控制的，一个是不可控制的，二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呢？
第三个陈词滥调：中毉用药讲药性，西医用药讲成分。用西医方法评价中毉方法是不尊重中毉。
坦率地说，我们没有必须尊重中毉的义务。不仅如此，由于中毉从来不尊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权力蔑视和批评中毉。谁尊重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尊重谁；谁蔑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蔑视谁。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至于“中药讲药性”，从来就不聪明，而今更显愚昧。对此，宋朝的寇宗奭早就批评过了。现在的中毉泰斗还拿它当宝贝，实属不智。比如说，寒、凉、温、热之间存在着递进关系。可是，有哪一位中毉药教授或中毉药泰斗可以把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界说清楚？中毉生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说不清楚，凭什么要我们相信他们“依据药性用药”是合理的呢？
中毉生只是朦朦胧胧地知道“西药讲成分”，却完全不知道西医如何讲成分。其实，“西药讲成分”，首先就要求进入人体的成分尽可能地单纯，以便于在极端情况下进行人工控制。其次，西药不但要讲药物成分如何进去，更重要的还要讲这些成分如何出来。按照“西医讲成分”的规则，凡是只能进去不能出来的东西，都不能被批准入药。可是，到目前为止，中药的绝大部分成分进出人体的关系至今不明。比如说，重金属进入人体之后，需要找到恰当的螯合剂，才能使重金属从人体当中被拿出来。可是，螯合剂并不是那么容易找的。没有找到螯合剂，这些重金属就是只进不出的东西。中毉生用药，只讲进去，不讲出来，这怎么可以与“西药讲成分”相比呢？
“中毉讲药性”至今讲得含含糊糊，所以在临床上也是混乱不堪。假若一个人因为吃寒药而中毒，中毉生绝没有把握说，可以用热药急救。反之亦然。更何况中药的药性从来都是中毉生自己胡乱标榜出来的。它既没有确定性的经验描述，更没有丝毫的实验依据。木通曾经被标榜出来的药性是“辛、平、无毒”，中毉生一直拿它来为产育期妇女催奶。但它现在却被暴出可致肾癌和膀胱癌。如果“中毉讲药性”是有效的，则我们不禁要问，沈括的表兄手下的那位徒弟，在服用朱砂之后出现“懵冒”，是因为凉得太厉害呢，还是因为热的太厉害呢？假若是热得太厉害，中毉生可以用寒药拯救么？假若是凉得太厉害，中毉生又可以用热药去拯救么？千百年来，中毉生一直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讲药性”，一天到晚拿着我们的生命开玩笑，叫我们如何尊重他们呢？
非常巧合，我在拿到2013年5月25日的《科技日报》的同时，也拿到了当天的《潇湘晨报》。后者在B1版刊出了一则《九芝堂前高管讨薪》的消息。
它的原委是这样的：
2013年4月17日，九芝堂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接受了总经理程继忠的辞职。原因是，程继忠在2012年的任内，企业的净利润持续下滑。一季度下滑11.87％，半年报再下滑13.8％，三季度再下滑19.47％。四季度更邪门，继续下滑了73.12％。在程继忠的任上，程总聘用了两名高管负责销售。一个是王道东，负责非处方药销售；另一个是李玉荣，担任媒介总监。中药通过媒介吹牛扩大销售，这是大家都看见了的秘密。大约为了调动这两位高管的积极性，程继忠曾经口头答应他们分别60万元和50万元的年薪。其中的一半，以工资形式发放；另一半则以绩效奖励形式发放。由于绩效下滑，他们都没有拿全程继忠口头许诺过的年薪。于是，就有了“九芝堂前高管讨薪”的那一幕。
我已经多次讲过，医药消费属于“不得已消费”。医药消费高，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高。这与其它生活消费是不同的。我在课堂上谈到医药经济的时候，也多次讲述过一个基本的医药经济学原理：药市场依赖于医市场，医市场依赖于病市场。
遗憾的是，我国的病市场、医市场和药市场往往是相互背离的。在国际上，普通感冒是最小的医药市场。在我们中国，它竟然是最大的医药市场。在我看来，中药市场是最不正常的药市场。这个市场仿佛与疾病市场毫无关系。它似乎既不依赖于病，也不依赖于医。说白了，它只依赖于人民群众的愚昧程度和药品销售回扣不正之风的严重程度。民众越愚昧，药品回扣不正之风越严重，中药市场就越景气；民众越开化，中央打击药品销售回扣不正之风的力度越大，中药市场就越衰落。如果全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从被中毉药的愚弄中觉醒起来，恐怕所有中毉药企业都得关门。这就是那些中毉药高官和高管对我恨之入骨、咬牙蹙额的原因所在。所以，在我看来，2012年九芝堂的销售业绩下滑，实在怪不得程继忠，更怪不得王道东和李玉荣，而实在是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的觉醒所使然。
九芝堂是以陆九芝的名字命名的中成药生产企业。它与北京的某仁堂是同辈兄弟。某仁堂被爆出“朱砂门”，势必要影响到九芝堂。反之亦然。在我看来，九芝堂的高管讨薪在某仁堂上演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中毉药企业高官和高管几十万元的年薪计，才有中国中毉药协会的高官和高管粉墨登场，公开散布垃圾科学的闹剧出台。说得更展开一点，中毉药界的高管或高官频繁地活跃于政界、新闻界、科技界、教育界，都是为了那“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年薪。所谓“优秀的中毉药文化”和“民族利益”，无非他们经常使用的遮羞布而已。
年薪是他们的。朱砂是有毒的。垃圾科学是害人的。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我们没有先天的义务尊重中毉，更没有先天的义务将我们的生命送给中毉药界的高官和高管去赚取他们的年薪。为避免受朱砂一类的毒药的危害，我们没有任何义务盲从于中毉药界的宣传伎俩，把我们的生命去做“弘扬中毉药文化”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