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由此开启。
很多人不知道，当时，10月1日并未被确定为国庆日，《义勇军进行曲》也还不是国歌。国庆日、国歌的由来与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紧密相关。他就是民进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中央主席、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
举行开国大典之际，新中国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国庆”一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民进首席代表马叙伦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用最大的努力，从事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许广平委员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当选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决定加以采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这就是把10月1日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即“国庆日”的来历。
国歌也是他提议
在建立新中国的筹备过程中，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担任常务委员，并担任“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1949年7月10日，第六小组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截止到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原第六小组改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原第六小组改为审查委员会，但名称中没有“国歌”字样，说明国歌问题当时难以审查制定。
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
两天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了歌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1885年，马叙伦出生于浙江杭州。曾在上海担任《选报》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后来，他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等人写文章，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希望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寻找到反清反帝的武器。
此后，马叙伦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等地担任教员，继续传播反清革命思想。1908年，马叙伦回到杭州，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兼任《浙江日报》社论主笔等职。除了教学和写作，他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邀请马叙伦回北大任文科教授。五四运动爆发时，他被推选为北大教职员会书记、主席，以后又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书记、主席。他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说，写文章宣传反帝爱国的主张；他慰问被捕学生并参加对当局的谈判。
五四运动高潮时，马叙伦在北大文学院的教员休息室昼夜工作，当时北大对外的宣言、声明、抗议书等文字，大都出自马叙伦的手笔。此后，马叙伦受北京教育界的信任和推举，领导了颇有影响的“索薪运动”。在游行请愿时，走在队伍前列的马叙伦头部受伤，再加积劳成疾，头痛失眠加剧，只得回杭州休养。
1931年马叙伦第4次到北大任教，“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痛感祖国山河破碎，常以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的事迹激励学生。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在北大教授的聚餐会上发言说：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国共两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1945年抗战胜利。同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马叙伦等人呼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在艰苦的斗争中，与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开国大典这一天，马叙伦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他心潮澎湃。当天，他饱含激情地挥毫写下“得宿”两个字，意味着颠沛流离、为正义流血战斗的大半生，终于安得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