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陈继儒，人们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画面：一位清癯的文士，骑着一头大角麋鹿，飘飘摇摇在江南的街巷间走过，引得路人纷纷围观。麋鹿是陈继儒的品牌标志，他原本叫“眉公”，因为麋鹿，甚至改了名号叫“麋公”。他用包括骑鹿在内的一系列吸睛行为，把自己包装成了晚明的第一“网红”。如今，在陈继儒老家上海松江华亭老街的石牌坊旁，还有一尊他斜跨麋鹿、昂首向天旁若无人的塑像。他骑着鹿悠悠然走进了历史的尘烟，身后留下的，有赞叹、有欣羡，也有笑骂和讥讪……他注重声名也好，不甘寂寞也罢，却活出了真实的自我，在大众心中留下了一个自由洒脱的形象。
陈继儒像
麋鹿为友
陈继儒和麋鹿联系在一起，是从他48岁开始的。这头鹿原本是一个游方老郎中的坐骑，张岱的父亲张耀芳觉得新奇，就花了三十两银子买了给父亲张汝霖祝寿，张汝霖体态胖大，麋鹿驮着他走几百步就气喘吁吁了，就转赠给了老朋友陈继儒。陈继儒体形消瘦，骑着鹿缓步二三里也没有问题。此后，他就头戴竹冠，身披羽衣，骑鹿来到西湖六桥、三竺寺之间的如画山水中，在烟柳长堤间闲游，人们还以为碰到了“谪仙”呢。
陈继儒为什么对麋鹿一见倾心呢？因为麋鹿符合他理想的“人设”。老子骑牛，平常人骑马、骑驴，传说中的仙人才骑鹿。元代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中，“小仙翁”葛洪手执羽扇，身着道服，手里还牵着一头鹿。古代的隐士们厌弃人间的烦嚣，隐居在山中，与烟霞为伴，与麋鹿为友，保全着像麋鹿一样的淳朴天性。唐钱起《赠柏岩老人》诗中就说：“日与麋鹿群，贤哉买山叟。庞眉忽相见，避世一何久。”宋人王之望的《和制帅(其二)》写道：“自怜麋鹿性疏顽，心在云林迹世间。”苏轼也曾写道：“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麋鹿性，就是草野优游之性。它们不受羁縻，在山林间自由自在地徜徉。
陈继儒就想做一个麋鹿一样自由的人。他生于1558年，10岁已通达《毛诗》，14岁旁及五经、子史，17岁“博综六籍百家”。他又天性尚奇，不爱循规蹈矩。原本也走着寻常读书人科考求仕的道路，但万历十年、十三年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万历十四年（1586年），29岁的陈继儒干脆把儒服儒冠撕毁烧掉，公开宣称再不参加科考了。这决绝的行为，震动了吴越文化圈。陈继儒说：“自少迄老，沉酣于患得患失之途而不得出。于是吐青衿去之，差觉耳目肝胆始为我有。”在他心中，隐逸生活才是实现自由的归宿。“余尝厌世俗喧沓，每欲黄冠白麈（zhǔ），相与蜉蝣于山青水碧之间，招柳丝之丈人，呼桃花之渔夫，烂醉寒霜，踏碎明月，岂不甚快！”“是故遁世之士，高山大川为窟宅，朝烟夕曛为云雾，放言危论为风雷，奇节独行为雹电，左图右史为悲吟，千秋六合为游戏，光明洁净为颔下珠，去此而乡愿抑亦井蛙壤虫而已，何足比于龙德之数乎？”
于是，他隐居在小昆山，修建草庐，取名“婉娈草堂”，“婉娈”出自晋代陆机的诗句“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陆机、陆云兄弟也曾隐居小昆山十年之久，后来出仕去了洛阳，陆机遭人陷害，牵连弟弟陆云和两个儿子都被诛杀，他临刑叹道：“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陈继儒还修了一座小庙，祭祀两位前贤。他让各地的朋友捐助名花，种在堂前，取名“乞花场”，并说：“我很穷，就用这些花草供养两位先生吧”。其实，陈继儒也是用二陆的遭遇来警醒自己，彻底熄灭对宦途荣华的幻想，也免将来后悔莫及。
明 陈继儒 《明清文人画册之九》 大英博物馆藏
云山为寄
在小昆山隐居二十年后，陈继儒迁居东佘山，建造山居，园中有宝颜堂、晚香堂、顽仙庐、白石山房、神清之室、清微亭、水边林下等居所，成为他的诗意栖居之地。
陈继儒常画云山，他爱模仿巨然、米芾的笔意，笔墨简淡，意境幽远。站在他的《云山幽趣图》前，只感到湿漉漉的云气扑面而来，山色在飘飘的云雾中若隐若现，草庐掩映在山林之中，只有一座板桥可以通达那里。各种杂树自然地生长，没有一丝一毫的雕琢气息。山是恬淡的，云是自由的，树是率意的。画中没有人，人的情绪、人的精神已经融汇到山水之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董其昌说：“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老之气，岂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
明 陈继儒《云山幽趣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山居岁月中，陈继儒大量编辑翻刻书籍，既普及文化，扩展声名，又赚取衣食之资。他下了很大力气，编辑《逸民史》，为历朝历代避世隐居的人物作传，陈仲子、范蠡、鲁仲连、张良、李泌、陈抟、杨维祯、陆居仁、钱惟善……用这些“高逸”的经历和志节，来阐释自己人生追求的合理性，定义出自我存在的价值。
随着岁月推移，陈眉公的名气越来越大。“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粔敉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甚至吴绫越布，皆被其名；灶妾饼师，争呼其字。”连街上卖的布匹、糕点都以他“眉公”为商标。有人统计，当时出版署名“陈继儒”的书籍达上千种之多。陈继儒也曾叹道：“忽为吴儿窃姓名，庞杂百出，悬赝书于国门。”如今影响很大的《小窗幽记》也是附会到他头上的。
1628年，黄宗羲在西湖遇到陈继儒，只见追随陈的画船有三只，一只放着起居行装，一只用来会见宾客，一只载着门生故友，来拜见的人络绎不绝。朋友陶珽说：“先生来这里近十天了，山光水色，应该都领略遍了吧？”陈继儒苦笑着回答：“迎送不休，这些天只是看了船头的一条跳板！”翌年秋天，黄宗羲又到松江来仪堂陈继儒的住所拜见。只见一大早来拜见的人在河中泊船长达几里地。陈继儒梳洗完后依次会见。中午的招待酒席开了十几桌。饭后，还要为大家写扇子，一气儿写了几十把。此时，他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对此，他也很无奈，说：“自朝至暮，自元旦至腊月三十日，但以浮字应酬，嚼蜡无味”。八十岁时，他在给王时敏的信中写道：“且远客迫之必欲见，远书到迫之必欲答，刻刻违心，面面相对，八十病癯，能堪此乎？”巨大的声名，帮助他实现了财富自由，却也使他陷入忙不完的迎来送往、还不清的诗逋画债中。
明 陈继儒《雨晴山色图》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
梅花为心
陈继儒喜欢梅花，在东佘草堂种了上百株古梅。他除了画云山，还酷爱画梅花。草草几笔，高洁清逸之气就在纸上洋溢出来，这既适于他大量的应酬之作，也符合自己的志趣。他画得从容，笔下的梅花也古雅而生动，迸发着郁郁勃勃的生气。
他的一帧《梅花册》中，八幅梅花，每幅都配有绝句。“山复山兮梅复梅，每逢花处便衔杯。即教风雨应无恨，一日看花一百回。”“种梅三万六千顷，月泼花光香更发。自古英雄多负心，也应难负梅花月”……不仅画梅花，还配以翠竹、山茶、水仙，清雅而明丽。别人画梅花只画墨梅或白梅，而他的梅花，有的用淡墨浅晕，有的施以粉彩，甚至以粉红色点染，他并不怕人给出艳俗的差评，自具一段风流。
明 陈继儒 《梅花图页》
晚明有一个“山人”群体，其中不乏把“山人”身份作为终南捷径，求取显贵的人。当时的“山人”品牌就这样被玩坏了，“山人者，挟薄技、问舟车于四方之号也”。陈继儒作为名声最大的在野者，成了头号被攻击的靶子。清人蒋士铨写的《临川梦》杂剧中有《隐奸》一出，就把陈继儒塑造成了嫉贤妒能、沽名钓誉的假山人，出场时的定场诗说：“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其实，陈继儒也鄙夷那种行径，他说：“鄙儒硁硁，虽盈盈一水，不敢荷衣蕙带，以谒兰台之室，正恐类于山人、游客耳！”
山人、隐士，只是别人给出的标签，陈继儒不想被定义。谁规定隐士就要不问世事、高蹈远举？如果隐士们都深潜山林，如草木一样自荣自枯，不留名于世，那他的《逸民史》也就写不成了。他就要做一个不在三教之内，出入朝野之际，混迹雅俗之间的人。
方岳贡《陈眉公先生全集序》中说：“人见先生松形鹤貌，终日逍遥于青山白石间，谓其从神仙中来。又见其口津笔筏，孜孜惠济，自度度人，谓其为广大教化主。而不知先生持身畏慎，……俨然濂洛家法也。”他不做官，但并不是一味避世，具有兼济天下的胸怀。他说：“士君子尽心利济，使海内少他不得，则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万历十六年（1588年），松江水灾，陈继儒撰写《修桥梁道路条》《上王相公救荒书》《上徐中丞救荒书》等，上书在朝的官员，为灾民呼号，请求减免松江赋税。万历三十六年，松江大饥，他又撰《煮粥条议》，并捐出家财，全家人丁都上手还不够，又雇了五十多人，每天煮一百锅粥赈济饥民。他还曾撰《建州》《辽左》等文，为安定东北边患建言。卢洪澜《陈眉翁先生行迹识略》总结说：“解青衫后，绝不与户外事，但有关旱潦转输事，或大不便于民，究竟大不便于国者，乡衮或虑拂上意，嗫嚅不遽出，先生慷慨弗顾，缕缕数千言，委曲辨析，洞中肯款，往往当事动色，嘿夺其意而潜寝之。”
1639年10月16日，陈继儒谢世。此前几天，他自感大限将至，就开始辟谷，并写诗赠别亲友。临终自题一联：“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临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三千界鱼跃鸢飞。”他觉得自己八十多年的人生，都还是没有放开手脚，这一去才算是真正解脱，完全自由了。
人生哪有完全的自由，遵从自己的内心，活出自己的精彩，陈继儒已经是一个难得的自由人了。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王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