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灯
□兔草
雨声潺潺，仿若在造一个避世之梦。我撑着伞，拖着行李，沿碎石小路向村内行进。沿途不时可以看到废料、被闲置的艺术装置等，一时间，我竟难以分辨哪些是垃圾，哪些又是艺术品。
儿时的幻境轰一声闯进脑子里，我想起那些住在城中村的日子，生活中尽是低矮的房屋、破旧的街道，还有雨季来临时垃圾发出的腐烂味道。天空总是灰色的，难有放晴之日，而远处的楼房却一天比一天高了。后来我离开了儿时居住之地，到了大城市工作，把自己的躯体塞入老破小或高档写字楼，生命中仿佛一再出现夹缝，告诉我，这都不是真的。
每年的十月，村子里热闹非凡，像是一个移动的梦境，但十月一过，游客与艺术家一同撤走，这里则变成了乏人问津的荒地。抬眼看，前面是绿油油的茶田，在雨水的洗刷下泛出茶香，世界像是浸泡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杯中。我是特地过来访问翟静的，她长我十六岁，是一位知名的雕塑艺术家。在少女时期，她便声名远播，坊间称赞她为“少女女娲”。永远记得第一次看见她的样子 —— 一张黑白的照片，少女坐在一堆裸露的白色男体雕塑之间，她穿着黑色的背心，披肩长发，眼神犀利得像一只在草原上空翱翔的鹰。后来我才知道，在人群之中，这样具有攻击性的女人少之又少。再后来，少女敛了锋芒，弃掉才华，嫁给老师，成了孩子的母亲。此后的数十年，她不再触碰雕塑，而是变成了围着孩子转的妇人。
我不打算立刻奔赴目的地，我还没有做好见翟静的心理准备。不远处，一个木制的咖啡馆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杯冰拿铁，谢谢。”我点了杯咖啡，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顺便理了理被雨淋湿的衣裳。等咖啡的过程里，我开始东张西望，很快被墙上的一幅艺术海报给吸引了——海报的中央是一件瓷白的雕塑品，看不出到底雕的是什么，只觉得形状古怪，令人不寒而栗。想来，这是去年十月的活动了，只是咖啡馆的主人并没有将墙上的海报撕下来，覆盖别的东西上去。
“您认识翟静吗？她是不是经常过来？”出于职业病，我总是想在采访本人之前先采访事件相关的周边人员。我想知道，这些跟翟静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人，究竟是怎么看待这位隐世艺术家的。
“她蛮好说话的。”咖啡店老板笑了笑，打开电脑上的音乐，播放起来，是古典乐。在另一面墙上，我看到了店主和其丈夫环游世界的图片，他们把世界地图放在照片的背后，把自己的照片钉在每一个去过的国家位置上。在来之前，我曾在网上看过有关这个咖啡馆老板的简介，说他们是香港人，在世界跑了一圈后，想安定下来，先是去大理住了三年，后来觉得大理的人太多，氛围浮躁，于是便来到了这小小的浮云村。传说很久之前，这儿无人居住，某一年逃荒之时，浙江一个村子的人全部逃了过来，看出这里是块宝地，适合种植茶叶，于是便留了下来，繁衍生息，世代以种茶贩茶为生。
朝窗边靠了靠，咖啡味和茶味混在了一起，远处，在茶田的最高处，耸立着一个白色的装置物，它的身体是铁质的，四只灰色的钢柱腿扎进大地深处，它的顶上像一朵白色的云，自然而然地朝外膨起。“像是落在地上的一朵云”，我不禁想起了翟静的个人雕塑首展。还记得看展的那年，我只有十多岁，第一次随亲戚来到庞大的首都。在那个由旧厂房改造的阔形空间里，翟静的作品以松弛的姿态排布开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雕塑出来的病床，用钢丝悬在半空之中，那时，我被这种隐约透露出来的死亡气息而震撼，不断猜想艺术家本人的样子。
“像是落在地上的一朵云”是翟静在公开场合的首次亮相，在那之后，她又相继推出了“隐身术”“造梦机器”等个展，都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她也曾以驻地艺术家的身份远赴柏林，在欧洲生活过一阵。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我被翟静的创造力与才华所打动，然而，自2009年后，她的创作图谱发生了断裂，此后的十多年间，她再无作品闻世。这期间，常有人登门拜访，试图窥探她的生活隐私，但被她一一拒绝，等她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已经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形象。
我打开电脑，点开名为“翟静”的文件夹，图片和文档一同扑了出来，这些仿若碎片般的东西究竟是否可以给采访指明一条清晰的路呢？在这个文档里，我还建了一个名为黑匣子的文件夹，里面全是翟静前夫尹鹏的作品。
尹鹏最初是一名高校教师，后来变成了摄影师，他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家庭与私人事件，相机里拍摄的多半是翟静的生活照——女人叉腰大笑的样子，女人哭泣的样子，女人分娩时的状态，女人陷入抑郁症的狼狈模样……所有翟静费心费力掩饰的东西全在尹鹏的照片中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些照片被尽数收入尹的个人作品展中，放在各种美术馆及高档画廊做陈列展览。我一瞬间感觉到权力的交换，摄影机像一个监视器，又像是一柄刀，架在翟静的脖子上。我不忍仔细查看那些图片，而那些图片又是更充分的材料来源。挖掘是使命，但没有底线地挖掘隐私则是对新闻道德的破坏。我关上了黑匣子，推开了窗，想透口气。抬头的瞬间，我再次看到了那个浮在茶田上的白色装置物。
“那是什么？”
“大地之灯。”咖啡师缓缓说，“翟静的作品。”
离开媒体业后，我过上了四处游荡的生活。说好听点是奔赴自由，说难听点则是社会闲散人员。我的物欲不高，日常开销极低，缺钱的时候我便找点商业稿件写写，其余的时候我就在大街上到处乱晃，写一些不能换来钱财的古怪文字。采访翟静并非出于合作方需求，完全是我私人的决定，我没有想过这篇稿子会写成什么样，甚至于，我并不确定这次的采访能否变成一篇供人浏览的稿件。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误读，我想要做的不过是拨开遮在翟静身上的迷雾，还她一个公道。但这样的想法也充斥着太多的自以为是。当然，在此之外，我还有一些私念。
在民宿放好行李，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比刚毕业时苍老了许多。这些年，我去过许多不知名的村子，踏进过许多危险地带，吞咽过诸多无法被公开的恐怖故事，那些流经我身体的秘密最终化为了萦绕在头顶的瘴气。我擦干了脸，涂了点水乳，化上口红，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职业一些。
翟静的工作室就在距离民宿约六百米的地方，那是一栋两层高的小院子，我看过外观图，方方正正，但又略有造型，宛如一只随时会被打开的化妆盒。
雨已经停了，我换了一双黑色的球鞋出门，屋外尽是潮湿的草木香气，在这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不禁觉得一切都变得轻松起来。走了一阵，我发现路中央停着一只破损的钢琴，钢琴上的琴键已经缺失了一大半，脚也歪了，它就那么立在道路的中央，仿佛在跟谁求救。这是谁放在这儿的？是谁扔的垃圾呢？正在这时，我听到了一阵悠扬的音乐声，自前面的建筑物内飘荡出来，我注意到，那正是翟静居住的地方。
我深吸了一口气，按动了门铃，很快，一袭黑衣的女人便走了出来。她的笑容和善开朗，完全不像她的衣着那样拒人于千里之外。我想起一个设计师在书里写：“黑色是你不打扰我，我也不会打扰你。”喜欢黑色，不是出于冷酷，而是出于对自我的保护。
因为一早就约定好要见面，所以翟静对我的到访并不感到意外，她很熟练地为我泡茶，并准备了一些中式茶点，放在小木桌上。我有些局促，施展不开来。即便已经见过许多所谓的大人物，但看到童年曾欣赏过的艺术家时，我还是觉得自己有些羞涩。我像是怀抱着一个易碎的瓷瓶，想向世人展示它，又害怕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开头永远是这样，先东扯西拉，聊点别的，天气或者食物，再然后，逐步靠近，谈一谈亲人或者朋友，最后，再把自己要说的核心问题，按照顺序，有节奏地一一抛出。并不需要跟每一个采访对象成为朋友，但在某一刻，你们必须看起来很熟，这样才能拉近心理距离。
翟静斜倚在黑色的沙发上，近看如一幅油画，她的眼神深邃，仿佛藏着很多的故事，她的眉心有一颗痣，透露着一股奇异的神性。我和她聊起了此地的雨季、辛辣的本地食物以及村口那间咖啡馆，最后，我将心中的时针拨向正位，顺便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录音笔。
“制作大地之灯是出于什么契机呢？”
“我还以为你会问点儿别的。”翟静笑了笑，蛇一般瞬间闪身，滑到了沙发座里，她空洞地望着窗外绿色绵绵的小院景色，开始复述那段过往。虽然已经在之前的报道里无数次看过有关这段经历的记录，但经她本人亲口说起，仍不免觉得心绪起伏。
在那架航班失去消息的第七年，翟静终于意识到儿子可能永远回不来了。那个秋天，丈夫找到了新欢，她搬离了旧日居所，开始了独居生活。她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信念，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她想找份工作，但每次做了几天，便被人劝退，因为人们说她什么也做不好，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走神。长时间缺乏与社会的接触，反复陷在痛苦的婚姻生活与失子之痛中，她产生了强烈的情绪问题，去医院看过精神科医生，也不停吃药，但失眠还是整夜整夜困扰着她。睡不着的时候，她依旧强迫自己闭上双眼，一闭上眼，总有一架白色的飞机在脑海中起起落落，她反复想起那日送儿子去机场的情况，甚至能想起一些毫无意义的细节，比如掏荷包时掉落出来的餐巾纸，比如因为大雨差点儿赶不上飞机。许多年来，她一直困在这些细节与造物主的玩笑之中，无法解脱。黑暗中，她感觉自己的手在空中漂浮着，她看到了窗外飘荡的孔明灯，水母一般游向黑暗的夜空之中，她怀疑儿子也变成了水母的一种，在海洋中飘着，飘着，不停游，游到了一个她无法发现他的角落。这便是概念的最初构想，那之后，她像指挥家一样将这些无序的念头一一归位，然后在某个清晨，完成了“大地之灯”的设计图，并参与了那一年的乡村艺术共创。
“你听过地母的故事吗？”翟静看着我说，“凡掌管孕育的，都叫大地母亲，我想的是，母亲就是一道光，落在地上，孩子会找到回来的路。”
我点点头，想着该如何回应。过去的工作里，我常接触各种各样不幸的事件——从楼栋坠落的空调外机安装工，地震中失去亲人和双腿的孩童，夜间开着大货车不幸车祸身亡的司机……这些苦难落成白纸黑字的报道，最终变成字符，跳进我的心里，组成一道无法弥合的伤口。工作里的负面情绪不断吞噬着我，让我觉得自己对周遭的世界无能为力。
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了路边那架破损的钢琴，开始魂不守舍，幻想和那钢琴有关的一切——会否在附近一个隔音极强的宅子里，发生了一场夫妻或父子之间的争吵，暴虐的父亲砸坏了钢琴，最后全家人像无事发生一样，合力将钢琴抬出，扔到路边，以此当作这家庭暴力的证据不复存在？我这般精神恍惚的模样很快被翟静识破，她侧着脑袋问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我一边摇头，一边尴尬笑着，解释了来时路上所看到的一切。
待我说完，翟静说了声稍等，五分钟后，一个修理工模样的男人在玻璃窗外朝里招手，翟静跑了出去，然后示意修理工和她一起合力将钢琴抬进来。我就这么在旁边痴痴看着，看着翟静像一个急诊室的护士，将这个濒死的钢琴给弄回了屋子里。钢琴的全身散发着一种木头潮气，里面的大部分零件都损毁了。我正想问翟静打算做什么，她却指着一个地下仓库，让男人把东西抬进去。男人做完这一切，笑了笑，收下了翟静给他的钱。
“我能进去看看吗？”那地下室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趿拉着拖鞋，跑了过去，地板有些湿滑，我险些摔倒。在那个通向地下王国的楼梯处，我看见里面传来微光，一堆杂物凌乱地摆放在里面，在正中央的位置有一个坐着的人形雕塑。起初，我骇了一跳，因为那雕塑过于栩栩如生，但凑近了瞧，那雕塑根本没有五官，一切都是模糊的。“这是什么？”我问了一声。翟静走过来，用双手抚摸着那张没有五官的脸，轻轻说，那是她儿子的样子。多年来，她一直寻找一种方式来摧毁记忆，走出伤痛，但时间久了，她发现记忆以更深刻的方式印进了她的脑子里。她以为早已忘记儿子的脸，但其实全都记得。这几年，翟静鲜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她迷上了拾掇旧物，让旧物焕发新生。气氛渐渐轻松起来，我开始思考如何聊一些更深入的话题。在我面前，那些早已拟定好的采访提纲仿佛是泡了水，变成了浑浊一片，我没法按照既定顺序，一个一个将它们拎出来，其实我绕这么大圈子，只是想问出那个核心的问题，可身体仿佛被装了一个哑键，我始终问不出那句话。
在来之前，我去看过翟静前夫尹鹏的个展，那是一个名流云集的开幕式。我穿着一条皱巴巴的黑色吊带裙，站在一边，窥视着谈笑的众人。整个会场的主色调是黑白的，其余点缀了些许红色，来的人也大多穿着素色的衣服，黑色西装，或者白色衬衫等。开幕式上最大的一幅画就是翟静的照片：半裸，腰间系着黑色的薄纱，眼神空洞探向前方。我看不出艺术，只看出恐惧。女人扭动的形态仿佛一条受到惊吓的小蛇。尹鹏站在人群中央，兴致勃勃介绍着这幅作品的来源，说那时他们一家人沉浸在儿子失踪的巨大痛苦之中，他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用这种方式记录下生活细节。聊天的时候，尹鹏不遗余力地将翟静塑造为一个疯妇，他说她无法控制情绪，是一个破坏狂，会打碎所有的家具。他本来养了一只猫，但由于翟静每天都发出尖叫，所以被迫将猫送给了别人，而起初，他想养一只猫，就是想安慰翟静的。周围的人一边感叹，一边假装沉思。
在尹鹏向着所谓的艺术中心发展，认识了越来越多名人时，翟静则提了箱子，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住进了这个边缘化的小村子里。她放弃了她原本拥有的，开始徒手建立新的生活，这个过程想必漫长又苦涩，但她只字不提其中的痛楚，而是安静地同我分享在这儿感受到的自然之乐。
“听说你不用微信、微博，完全在社交网络上隐身了。”
“嗯，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选择了雕塑，是雕塑选择了我，我可以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耗在这件事上。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阅读，我并没有工夫去关心网上发生的事。我知道他们都怎么说我，但我不在乎。”
“你不恨他吗？”我不想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所以使用了一个模糊的人称代词。
翟静双手摩挲着茶盏，蹙眉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抬起头，望着我说：“人与人处理记忆的方式不同，有的人选择切割、遗忘，就像是清理电脑内存，全部拖进垃圾箱，然后一键清除，但有的人不一样。就像我，无论怎么做，那些记忆都完好无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听到“记忆”二字，我体内的时钟仿佛被唤醒，感到下体淌出了温热的液体，不用想，那是血。来不及说对不起，我冲进了卫生间，拉下裤子一看，果然是红色的一片。一年前，我经历了一次流产，那之后，身体总是虚弱，月经时常不准。与身体情况一起下坠的还有精神状态，我变得恍恍惚惚、魂不守舍。在外坐地铁时，常坐过站。朋友和家人安慰我，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养好身体，你还有许多好机会，可我却觉得一切仿若预言，好像是在提醒我，事情并非你想象中那样简单。也就是那时，我跟了很长时间的项目出了问题，那个曾和我在火锅店里一起饮酒、痛哭的女人选择在一座遥远的北方小村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还好吗？”
待我出来后，翟静立刻塞了一包卫生巾到我手里。我点点头，道了一声谢谢。
流产所引发的伤害是持续性的。那次意外后，我变得患得患失，对一切不确定的事都产生了恐惧。我跟新婚仅半年的丈夫离了婚，同时辞了职，开始过一种居无定所的独居生活。旁人都说我是发了疯，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是在寻找答案。
入夜，我躺在民宿的小床上，看着远处“大地之灯”发出的白色暖光，它看起来薄薄一片，只能照亮周围小小一方区域，但这片土地又好像必须有了它，才有一丝希望。
我把毯子铺在膝盖上，打开笔记本电脑，找出很久之前没写完的一篇稿子，里面记录的是一个失独母亲的故事。那个女人的孩子在某个傍晚，迎着夕阳，从教学楼一跃而下，两年之后，这个女人死在了一座北方的小村子里。那一年，我持续跟踪着这个事件，找不到任何的办法解释这悲剧的一切。像是种下了树苗，树苗又被人拔出，所有的努力好像在顷刻化为了泡影。我在一个像今天一样多雨的天气里，拜访了女人死时所住的居所，那儿和这里一样，远离城市喧嚣，有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素习惯。记得打开那个房间的那刻，一种腐臭味涌了出来，里面还保持着女人死时的状态，只是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只剩一个桌子和一张小床。我仔细看，发现这个房子的窗户被海报给遮住了。我想象着女人在暗无天日的房间中不断哭泣、沉溺于往日回忆之中的样子。
我将一切归因于记忆，想着这世上要是能真发明切割记忆的机器就好了，那样人便可以将痛苦的回忆斩去，只保存人生中甘甜、美满的片段。
那之后，我的生活像是驶入了混乱的车道，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回到正轨。关于未来的生活，我和前夫产生了分歧，他期待有两个孩子，最好是一男一女。而我则对未来忧心忡忡，我总是在深夜幻想着被我耗尽心血抚养长大的孩子在某一刻遇到了意外，就像是翟静放弃了十多年艺术生命去养育儿子，儿子却在那次奇异的空难事件中失去了踪影。
“都是偶然事件，你懂不懂？大部分人都不会遇到那些事的。”
“可是我无法假装那一切从未发生。”
前夫觉得我疯了，到处编造谎言，将我描述为一个神经失常的疯妇。他和我从事同种职业，最初我们是因为惺惺相惜走到一起去的，但这几年他逐渐产生了变化，并认为我把一切看得过于理想化，所以使自己陷入了某种思维陷阱之中。
离婚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前夫则考上了编制，进入了一家较为稳定的本地媒体。年轻时关于世界的想象终于变成了一张无法黏合的碎裂地图，我们站在陆地的两端，中间是一条巨大的裂隙。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偶尔，我会回想起刚认识时的美好，我们一道出去采访，周末则到各种公园里散步、游玩。某日，我坐公交车坐过了站，来到了一座郊野公园。我突然想起这就是我们决定成为恋人时来过的地方。我独自走了进去，门口有一个倒在地上的废置灯牌，灯牌上写着“萤火之夜”。那年的夏天，我们置身于点点星光之中，彼此都对未来抱持着美好的幻想，而如今，我踏进去，只看到萤火虫的尸体。一位老者走过来，告诉我，这种活动是不祥的，萤火虫不能在强人工光照下生活，但那些来玩的游客又必须在有人造光源的地方，才能行走。我忽然觉得记忆发生了扭曲与混乱，当时的感受明明是美好，为何现在只剩下恶心？
房间很闷，我打算出去走走，透口气。来到楼下时，前台的小姑娘冲着我笑了笑。我刚想跟她打个招呼，她忽然从柜子里取出一盏可以手提的灯，交到了我手上。我道了声谢，打算跟她闲聊一会儿这里的生活、来往的旅客，但突然发现她是不会说话的。来的时候，我很自觉地拿出了身份证，她当时也没有说话，就是迅速地用电脑检查我的订单信息，然后给我房卡，告诉我房号。而现在，我才陡然发现，她能听到我说什么，但只能用手势和纸笔来回应。她在纸上写：“出门小心，尽量早点回来，有事情打电话联系。”纸上面留了两个电话号，一个座机，一个手机。
我把纸条塞入口袋里，拉上拉链，出了门。外面的路灯也暗，幸好我手里还有一盏灯，能照亮前行的路。我跟着导航，朝大地之灯的方向走，想要去看看夜晚的茶田是什么样。走了约摸一刻钟后，我来到了茶田边。附近颇为静谧，让人感觉身心放松。晚风抚着脸，温温柔柔。我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椅子上方有一个可遮阳也可挡雨的棚。坐了一会儿，一个奇异的念头抓住了我，为何不翻过茶田，上去看看呢？这个念头揪着我，让我浮想联翩。我拿起灯，缓缓往山上进发。一个人的路总是看起来凶险无比，没有同伴，没有人护着你，你也不知道前面究竟有什么。走着走着，我忽然觉得很兴奋，甚至欢快地想跑起来。为了方便游客上下，中间是修有石梯的，尽管台阶上还沾着未干的雨痕，但我三步并作两步，爬得飞快。爬着爬着，我感觉只有自己的心跳跟随着自己，其余的一切已不重要。但就在我兴奋得想要大喊一声时，我忽然听到茶田间有轻微的响动，我拿着手提灯一扫，一幅诡异扭曲的画面暴露在我的面前，但旋即，一切打散，我都不清楚我看到的场景是否是真的—— 一只黑皮小蛇正在吞咽一只鸟蛋。蛇的头部被鸟蛋撑得巨大，蛇的眼因此也呈现出胀满的状态。我觉得又恶心又恐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蛇已经藏进茶田，消失不见。我也不管不顾地撒开腿，朝茶田下方跑。来时的快乐已经完全被恐惧取代，我只想回到整洁干净的民宿里，裹在被子中听舒缓的音乐。
跑出了茶田，累得脱力，但仍不敢松懈，钻入小巷后，依然害怕后面有追兵，不时回头张望，就这样，猛地撞上了一个人。是翟静。她将我拥入怀中，带我回到她的宅子，问我发生了何事，我将蛇与鸟蛋的事一一道出，她轻抚着我的肩膀说，没事的，那边的蛇多半是无毒的，她之前也遇到过，第一次也是吓得半死，后来便习惯了。蛇是怕人的，在蛇眼中，人才是庞然大物。
恐惧感还没有离开我的身体，我还在想着鸟蛋的事，模模糊糊的，我总觉得那只小鸟已经被孵出来了，它露着半只脑袋，兴奋地望着这个新鲜的世界，可下一秒，那蛇尖利的牙齿便刺入了它柔软的躯体之中。
“就是得习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这句话，其实我已经从各类疗愈书籍中见过一万次。从前我嗤之以鼻，现在却觉得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只是道理是道理，如何能真的放下，却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忘记了在哪儿看到的一句话，说历史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人类又将堕入新一轮的灾难之中，过往的经验教训并不会让世界变好，而是新一轮坠落的加速器。这种悲观的观点挟裹着我，让我一直怀疑自己在做的一切事情的意义。就在我又开始迷惘沉思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哆”的一声。只有这个音符，没有其他旋律。抬眼看，在客厅的角落，那架曾经负伤的钢琴如今长出了手臂，不是形容词，而是真的手臂，柔软得像是人类怀抱那样。翟静告诉我，钢琴已经坏了，只能发出一个音，她把它变成了一张小小的桌子。她想，无论如何，这架钢琴都曾陪伴过某个人或某个家庭一段时间，她把钢琴坏掉的部分重新拼装出来，拿一些剩余材料做出了两只“手臂”。我走了过去，站在那架钢琴前，忽而觉得一切好像又有了那么一丝希望。
翟静越是表现得和善、温润、有力，我便越发觉得自己无法完成这篇稿件，倒不是前期资料准备得不足，又或者笔力不济等简单问题，我担心是自己的力量过小，无法与庞大的舆论做对抗。在网上，尹鹏的个展里展出了翟静的大地之灯的摄影版，摆放在大型美术馆的正中央位置。城中的时髦青年都热衷于去那儿打卡，站在接近三米高的画布前，人就仿佛是真的来到了浮云村。反正都是拍照，有没有去过也并不重要，拍得好像真的去过就已经达成了他们的目的。
“想不想去看萤火虫？”翟静建议道。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2024年第9期）
作者简介
▲兔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