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民族自决的新中国工业化（1949—1973）

民族独立自决有狭义和广义的范畴，狭义的民族独立自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已经实现了，这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而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甚至侵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同时也在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的城镇乡村，甚至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和烟台等地。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后，苏联也调集重兵进驻蒙古国，甚至在中蒙、中苏边境部署核战略部队。正如1954年毛泽东同志同缅甸总理吴努所说：“我们现在还在受气。总有一天，我们真正独立起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了，就可以少受一点气。”这说明，要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自决，还需要发展好经济，拥有强大的国防军事实力。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历程，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3年（1973年“四三方案”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发展的重点进入了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的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即从做好经济建设、从国防能力的提高尤其是突破“两弹一星”尖端科技、从优化地区布局完成战略腹地产业备份等多个方面入手，系统地提高保障国家安全、确保民族独立的能力。

这种确保民族独立自决的能力，是在不断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通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和重大事件来完成的。第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确立国家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奠定基础，同时也为中国能够实行计划经济，以此来保障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以及后续能够通过举国体制有效调配各种资源来完成“两弹一星”尖端科技的攻关奠定了基础。第二，做好经济建设，以发展来保安全、保自决，包括确定中国推进工业化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通过以“156项工程”为代表的项目建设、借助技术引进来快速奠定工业体系基础，促进以钢铁工业为代表的基础工业快速发展等。第三，“两弹一星”国防尖端科技产业的突破，一方面从国防实力上真正确保了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带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体系的建设。第四，三线建设这个巨大的社会经济工程，一方面通过战略大后方的建设极大增强了我国面对战争威胁的博弈力量，提高了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保障能力；另一方面，也通过优化地区工业布局推动了区域协调，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

为了更好地实现民族独立和为人民服务的目标，我国工业化的性质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存在区别。以筹集资金为例，刘少奇同志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筹集资本的方法是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以及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战争；而我们只能靠人民的节约，这种节约要依靠国家的税收、国营工商业的利润等办法来实现。要确保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党中央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只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发生种种矛盾。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通过依靠贫农，巩固联合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消灭富农剥削，以互助组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把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对手工业的改造也是经过合作化的方式，把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主要是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以“利用、限制、改造”为主要方针，对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逐步采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以及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改造。当全行业都进行了合营后，清产定资、定股定息就成为关键的步骤。政府部门在充分和严谨的大规模调查分析后，将给资本家的股息确定为年息5%（高于当时资本家的普遍预期）。而且无论企业大小盈亏，利息都固定不变，因此称为“定息”（这种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执行，1966年9月取消）。至此，资本家便把企业交给了国家，只以企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或劳动，与工人成为平等的关系。

从整体来看，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远比中央预期要快，在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预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但实际上，至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据统计，1956年公私合营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了32%，工厂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广大职工（包括不少私方人员）热情高涨，纷纷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同时全行业公私合营也使生产力得到了重新配置和组合，在当时社会供给总体紧张的情况下，国家得以通过对供产销的统一安排来有效解决当时的各种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能够实行计划经济，以此来保障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以及后续能够通过举国体制有效调配各种资源来完成“两弹一星”尖端科技的攻关奠定了基础。

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工业化，首先需要确定工业化的路径。中国应该沿着怎样的路径去推进国家工业化？这是我国在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进入新中国推进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时，国家决策者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综观前史，世界各国发展工业化无出两种路径：一是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径——先发展轻工业，再进展到重工业；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部分国家的路径——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进行抉择时，以下因素是不可忽略的：第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径实现工业化一般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时间，而苏联只用了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且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中。当时中国能够获得的国际援助主要来自苏联，同时中国也迫切需要快速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工业。第三，当时国内经济非常落后，资金缺乏，技术装备与建设人才更是急缺。从产业上看，几乎没有重工业，只有少量的轻工业，交通运输非常落后。中国当时的工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据文献记载，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1952年，在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阐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原则，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1953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指出：“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

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后，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按照“一五”计划的要求，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对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对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实施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防能力。但是，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也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一直实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提出要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大体协调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才在实际上停止实施。

“一五”计划时期是中国工业化大规模推进的开始。期间我国共安排了大中型建设项目（限额以上）694个，实际施工921个，其中包括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6国援建的68项。其中，“156项工程”是建设的重点。

从行业的分布来看，“156项工程”主要集中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工等产业。其中，煤炭25项，建设规模为采煤2 165万吨、洗煤950万吨，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东露天矿、抚顺胜利矿刘山竖井、山西潞安洗煤厂等；石油2项，产能170万吨，如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电力25项，装机容量280万千瓦，如抚顺发电厂、阜新发电厂、石家庄热电厂等；钢铁7项，铁产量670万吨，钢产量630万吨，如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上海硅钢片厂等；有色金属11项，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岿美山钨矿、大吉山钨矿、西华山钨矿等；机械24项，如洛阳轴承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沈阳市机械修理厂、金属结构厂、电表仪器厂、东方红洛阳拖拉机厂等；化工7项，合成氨15万吨，硝酸铵18万吨，如吉林化肥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医药2项，如华北制药厂；轻工1项，即佳木斯造纸厂；其余为军工项目，如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等。

通过“156项工程”的带动，我国在“一五”计划时期新建了一系列工业部门，填补了工业行业的多项空白。截至1957年底，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汽车、高炉、平炉制造设备、汽轮发电设备、精密仪表、石油化工和电讯设备等几十个行业的比较齐全的制造系统，使机械设备的自给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约20%提高至60%以上，为我国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156项工程”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这是新中国首次尝试较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该时期的技术引进方式，主要是苏联帮助设计建设方案、有偿供应成套设备，同时提供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援助。据统计，1951年苏联派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有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1952年中国派往苏联留学的在职干部有273名，高等院校学生287名；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包括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这就起到了帮助培养本国所需要的技术人才的作用。“156项工程”涉及的行业较为广泛，因此能够较为全面地促进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

中国在进行技术引进时，也非常注重对技术的消化吸收，以最终培养出自力更生的能力。例如，在中国与苏联的援助协定中，就明确规定了苏联方面供应设备的范围，为各技术设计中所规定的设备价值的50%至70%，其余设备由中国工业制造。这就为中国边引进边消化学习提供了空间。

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使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从总体上来看，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工程”，其生产技术相对比较先进。根据相关部门评估，“156项工程”大多数是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少数是50年代初期的水平，个别的也有30年代的。“156项工程”推动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迅速提升至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从1954年“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发展到1956年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和第一辆蒸汽机车。通过自身的努力，我们在部分行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机床工业，少数精密机床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在航空工业方面，歼-5飞机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的飞机性能以及新建工厂的工艺、装备、技术水平，都已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工业“大跃进”，是我国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实践。“大跃进”在工业方面的初衷是打破常规，采用先进技术，加快钢铁工业发展，使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工业“大跃进”为我国积累了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基础工业的发展，对确保经济体系的独立完整，进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确保民族独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以钢铁工业等为代表的基础工业得到了充分发展，才能够建立和发展机械工业，从而建立和发展国防工业以及整体工业体系。可以说，钢铁工业是国家工业化建设中最基础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在不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基础上成功推进工业化建设。当时，发展工业的中心问题就是钢铁生产和机械生产，而机械生产水平又取决于钢铁生产水平。这也是工业“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工业化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一是经济体量仍然落后于同时期主要发达国家。二是工业发展较为落后，工业总产值较低，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较小。三是工业的落后导致其他产业的生产效率与技术较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轻工业，其发展也仍然是大力依靠农业，说明当时工业体系中许多产业的发展还不完善或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不能为自身的循环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正因为当时许多工业行业基础都很薄弱，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需要建设大量的机器制造厂、电站等，而这些都对钢材产品有着大量且迫切的需求。因此，怎样提升钢产量就成为当时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工业“大跃进”时期，工作重点由农业转到工业，尤其是钢铁生产工业。由于对客观规律重视程度不够，针对产业发展进行的调查研究不够充分，部分地区出现了钢铁产量目标定得过高的情况。为了完成目标，部分地区采用群众性大炼钢铁的形式，一定程度导致了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效率降低和国民经济体系不协调等问题。

工业“大跃进”对我国推进工业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是较大地提升了基础工业和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基础工业包括煤炭、电力、机床、汽车等行业的发展。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植入了“工业启蒙基因”。各农村地区建设了大量的“小土群”工业企业，一定程度上让农民对工业建设有了直观的认识。为了使“小土群”企业得以正常运行，各地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技术支持，进行工具改良、设备升级，以尽可能地提高生产效率，这也为农村地区奠定了一定的工业技术基础。三是为我国积累了发展工业的重要经验与教训，使我国在后来的产业指导中，更加重视客观规律，指导产业发展时更加重视调查研究与论证。例如，为了解决“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0年和1961年，中央领导同志全都亲自深入基层调研，为党和政府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奠定了基础。这种能够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从而在经历了曲折后很快自我纠正、继续前行的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础。这种“自我纠偏”机制，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政党能够成功的重要保障。

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毅然作出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对于确保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决，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两弹一星”尖端产业的发展也为我国进行独立的技术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是举国体制的一次成功尝试，并且对我国进一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发展原子能事业，是党中央在经过了包括顶尖科学家和高级将帅在内的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决定的。1955年底，第三机械工业部的成立拉开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序幕；1956年10月，导弹研究院成立标志着导弹研制工作正式启动，1960年10月，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了地地导弹，1964年6月，成功发射了“东风2号”中近程导弹；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导弹与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国开始进行“两弹结合”；1966年10月，中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使我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1967年6月，在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的氢弹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全球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历程相对较为曲折。195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受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一度放缓，至1965年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才获得中央专委批准。最终在广大干部、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努力下，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5个独立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历程相对较短。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发射载有核弹头的导弹，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两弹一星”的成功突破，是举国体制的一次成功尝试。“两弹一星”所需的技术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综合性，涉及的部门多，资金和物资需求大，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求较高。同时，工厂、基地等的建设也需要大量有特殊要求的土地，这些事情的协调需要全国各方面的统一配合，远远不是一两个部门就能推动的。这时候，举国体制就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攻关，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 000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正是各个部门的大力协同，才能高效地推动“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两弹一星”的突破也带动了我国其他工业产业（尤其是新型材料、仪器仪表、电子元件、精密机械、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我国工业化建设中的重要抓手，从整体上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线建设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通过10多年的建设，投入了2 050亿资金和近千万人力，在我国内陆广大的三线地区建设了近2 000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和基础设施，形成了规模较大、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是我国工业化建设史上的重要决策，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威慑作用，建成了巩固的西部后方，保证了我国应对敌方海上威胁的经济基础和反击实力；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武器设备主要依靠一、二线生产的局面，完善了国防工业的生产地区布局。三线建设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二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地建设起来，使三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根据《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规划部署，三线建设的重点是国防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以及轻工纺织等。国防工业既包括了以小三线和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也包括了核武器等尖端武器，以及航空工业、造船、无线电等。在重工业中，重点是钢铁工业（尤其以攀枝花和酒泉两大钢铁基地为重）、煤炭工业（尤其以六盘水煤炭钢铁工业基地为重）、有色金属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等。交通运输业的重点是西南的铁路、备战公路和备战通信工程，重中之重是西南的三条铁路干线（云贵线、成昆线和川汉线）。分区域来看，西南地区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而重中之重又在四川。三线建设规划的823个大中型项目中，有435个分布在西南地区，其中四川有247个。

三线建设通过完成战略腹地的产业备份，有力地协调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关于三线建设，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把备战和长期规划结合起来，“搞小三线，要看到长远规则，十五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关于加快三线建设的方针中明确提出了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从长远来说，把三线建设起来，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回顾历史，三线建设实现了上述战略目标。第一，三线建设改善了工业布局，在西部地区形成了较好的工业基础。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建成或初步建成了一批大中型的骨干企业，同时也建设了一大批能源基地和项目。到70年代末，建成了30多个工业基地，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以重工、军工为主体，门类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第二，三线建设改善了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为其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据统计，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先后投入了2 050亿元，其中，1965—1980年对三线地区铁路建设投资209亿元。通过三线建设，我国新建了铁路干线和支线8 046公里，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铁路，形成了连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铁路运输网；修建了太原—焦作—枝城—柳州和青藏铁路等大干线，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同时对港口进行改造和扩建，极大地提高了长江这一内河航运的运输能力。第三，三线建设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三线建设的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度超越东部地区。同时还促进了西部地区一些重要工业城市的兴起，例如由钢铁工业带动起来的攀枝花市、由电子产业带动起来的绵阳市、由航天工业带动起来的西昌市等，都在三线建设中发展成为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并逐步成为了后期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辐射源。

回顾新中国推进工业化历程中的这些重要战略决策与事件，可以发现从1949—1973年这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彻底消除中华民族“灭种亡国”的风险，保证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自决权，进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制度、物质、国际环境的基础。1973年以“四三方案”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新的谋发展阶段。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因此，正确地认识这一段确保民族自决的新中国工业化历程，对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进而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