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 滩 圆 桌“ 全 球 货 币 政 策 转 向 及 其 影 响 ”图 / 主 办 方 供 图
全球经济洗牌调整期，各国在发展中寻求合作，协同应对未来挑战
文｜张明丽
编辑｜王延春
2024年，全球经济在不确定中稳步前行。国际局势日新月异，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多国举行重要选举、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诸多因素让新的一年充满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将美国2024年经济增速预测值下调至2.6%，较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预计将在2025年放缓至1.9%。202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将出现0.9%的小幅回升，上调0.1个百分点，2025年经济增速预计将上升至1.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增速均为4.3%。亚太地区增长4.5%，中国增长5%。如何在不确定中稳步前行？在第六届主题为“应对变化的世界”外滩金融峰会（下称“外滩峰会”）上，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安娜·比耶德（Anna Bjerde）表示，错综复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仍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压力。自疫情及其导致的全球冲击发生至今已逾四年，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未重新找到通往繁荣的可靠路径。但她同时表示，可以采取措施以重振增长，各国必须重振经济改革，包括服务业改革、遏制地缘经济分裂、加码绿色转型投资等。与此同时，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从国际来看，全球碳排放量已逼近每年400亿吨，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上升约1.5℃。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朱云来在峰会上表示，这一趋势若不加以控制，将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全世界应共同致力于碳排放的治理工作。就中国来看，“3060”目标提出已有时日，数字科技发展势在必行。9月5日-7日，在外滩峰会上，各位专家建言献策，共同探讨在变局下合作发展的新路径。
世界银行最新估算显示，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约为2.7%。同时，全球通胀料降至三年来的最低点，融资环境已趋宽松。比耶德提出，全球经济似乎已经临近“软着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经济形势预测报告称，去年下半年，由于需求和供给因素支撑了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全球经济活动呈现出韧性。需求方面，尽管货币环境紧缩，但私人和政府支出增强，维持了经济活动。供给方面，尽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再度加剧，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供应链的修复以及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都起到了正向作用，预计这一韧性将继续持续下去。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在峰会上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对话时表示，美国经济仍有增长动力，尽管经济衰退仍有可能发生，但最终不发生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放缓，如果实现了软着陆，那无疑是理想的。比耶德强调，错综复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仍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压力。自疫情及其导致的全球冲击发生至今已逾四年，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未重新找到通往繁荣的可靠路径。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于疫情前十年中3.1%的均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格外堪忧，到2030年，其潜在增速有可能降至4%，较上一个十年的平均水平低了整整1个百分点。
“为了实现经济‘软着陆’，美联储将逐渐退出紧缩的货币政策，开始降息，但具体的政策路径尚不明朗。”美联储原副主席科恩在峰会上表示。为刺激经济，美联储在疫情期间降息达150个基点，带来的后果是一段时期内的通胀。随后，多国央行又开启加息周期。各机构及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将在何时启动降息？花旗银行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前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希茨（Nathan SHEETS）在2023年底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研究部的交流中预测，2024年美国货币环境将大幅放宽。如果2024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那么美联储或需在2024年下半年降息四次（100个基点）甚至更多；如果实现“软着陆”，那么合理情形是降息三次（75个基点）。科恩在今年外滩金融峰会接受采访时表示，美联储需要降息，不管是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保持利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下降是很重要的。“通胀正在下降，因此没有必要再无限期地将政策保持在目前的限制性水平。”科恩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则指出，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已从7%左右的高点降至8月的2.2%，这表明通胀已经“显著缓解”。同时，美国就业市场出现一些疲软迹象，过去三个月就业月均增长为11.6万，增速明显低于今年早些时候的水平。与此同时，失业率则上升至4.2%。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降至4.75%至5.00%之间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开启新一轮降息周期。除美国外，今年各发达经济体陆续开启降息。此前，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已先后降息。欧洲央行原行长让-克罗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在外滩峰会上指出，欧洲央行正处于降低利率的阶段，但欧洲经济形势比美国更为复杂，经济面临更多的挑战。欧洲央行在政策制定上仍将保持灵活性，以应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当今是融合的世界，全球经济中任一变量均会引发蔓延效应。中国人民银行发文称，未来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利率可能由高位逐步回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可能带来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拉德·W·塞瑟认为，随着美联储降息，中国将更容易保持人民币兑美元的相对稳定。如果没有重大不确定性因素，接下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维持在7左右。科恩在外滩峰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联储降息很难对新兴市场一概而论，因为当中差异很大，不过美联储降息整体而言是有利消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在抵御疫情冲击时采取行动阻止通胀快速上升，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提升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建立了更加独立的货币机制，并且拥有更多灵活性。重要的是，货币政策能够基于浮动汇率自由调整，尽管汇率的一些大幅波动可能会对进出口造成一定阻碍。“人们曾担心美国迅速加息会给全球的新兴市场带来问题，但这实际上没有发生。原因在于，新兴市场也在加息，且它们加息并不是因为美国加息，而是出于自身也要应对通胀的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介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是如此，中国的情况出于种种原因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看到全球的利率都在上升。福尔曼说，随着新兴经济体通胀的回落，它们也将具备与美国同时启动降息的条件。当全球处于同步的经济周期时，溢出效应就不会产生太大问题。
针对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叠加中国自身情况，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为提振有效需求，中国必须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1.8%，连续第23个月收缩。不过，同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6%，连续第七个月上涨。“中国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中国必须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余永定说，有效解决总需求问题，不仅可以减轻中国出口部门压力，也有助于缓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与此同时，这亦有助于减少人民币升值问题的争议。经常账户长期盈余对中国不利，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在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看来，针对当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当前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是转型的代价，即经济要从过去依靠基建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转向依靠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驱动的高质量增长，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期。其二，从总需求管理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尽快刺激和稳定总需求，使总体物价水平、就业率尽快恢复到合理水平。管理短期的总需求波动，与经济结构转型可以分离开来。“经济转型好比在高速公路开车。有时你要转弯，这就相当于经济转型。转弯时你要减速，因为如果维持非常高的速度并不安全，而且很可能会转不过去。但如果速度太低也会造成很多问题。”高善文进一步表示，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与经济转型显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速度是刚刚好，还是相对转型需求来讲，仍处在过低的水平？这需要观察更广泛的证据。
人民币国际化仍有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外滩峰会上专家学者再议“人民币国际化”。自2015年1月,中国央行首次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至少要实现与欧元、英镑、日元相当的地位，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相当。”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峰会上表达了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中 国 金 融 四 十 人 论 坛 学 术 顾 问 、重 庆 市 原 市 长 黄 奇 帆 图 / 主 办 方 供 图
黄奇帆表示，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人民币与美元利差有所扩大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指数不降反升，人民币在支付结算、投融资、计价、储备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人民币国际化仍有很大的空间，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黄奇帆认为，从全球货币格局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GDP占全球的25%，但国际支付中将近50%是美元计价和结算的，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接近60%。第二类是欧元、英镑、日元等，这些货币对应的经济体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分别与这些货币在全球市场中的比重大致相当。第三类是其他经济体，其货币地位远低于其GDP在全球中的比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GDP占全球比重达17%，而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在全球支付清算中的比例仅有4%；作为储备货币，仅占全球百分之二点几。黄奇帆建议，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继续推动中国跨境贸易以人民币计价、人民币结算。二是继续改善服务，为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三是继续扩大开放，为引进来、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融资服务。四是加快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推动可持续发展：绿色+创新刻不容缓几乎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面临着绿色转型问题。根据世界银行（WB）统计，气候风险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尤为显著，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就是典型例子。朱云来在外滩峰会上表示，全球碳排放量已逼近每年400亿吨，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上升约1.5℃，这一趋势若不加以控制，将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全世界必须坚定信心，共同致力于碳排放的治理工作。”朱云来介绍，目前全球一年的用电量大约为28万亿度，平均每度电的成本约为0.15美元。据此计算，全球一年电力成本总额约为4.2万亿美元，这部分成本占全球产值（105万亿美元）约4%。若考虑除电力之外的其他非电力能源消耗，能源成本可能翻倍，达到约8万亿美元，即便如此，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这还不算是一个巨额负担，是有可能承受的。“这一点应该在国际讨论中得到重视。”朱云来说，调整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这一转变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占全球经济的10%左右，但不会是一下子就影响10%，而是逐年增长到10%，在过程中是我们可以加速调整应对，使得对经济影响规模更小或负面影响达到峰值后能尽快回落，使之在可承受范围内。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起步较早，围绕“3060”双碳目标，中国较早布局发展了电动汽车、可持续能源等绿色产业。高善文在峰会上表示，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快速获得竞争优势，不管是对德国还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都形成了挑战。“应积极扩大新能源投资规模，推动可再生能源装机逐年有序替代火电装机，实现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朱云来建议，同时，为了提高新能源的消纳能力，需要加大对储能设施的投资力度。他还提到，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是控制碳排放的关键手段，可以通过碳市场和碳交易来实现。与绿色经济同时被热议的，还有智能创新。在9月6日的分论坛上，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告诉笔者，AI技术创新和应用带来了新的挑战，智能金融创新必须以金融安全为前提，实现符合伦理标准的金融平等，保障符合安全标准的金融效率，营造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模式。“具体来看，则是要建设安全高效的智能金融创新制度。”李礼辉说，过于严苛的监管可能抑制创新和产业发展。可考虑的原则是“高中初小”，“高”是占领技术高地，“中”是全球领先的中国方案，“初”是有能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小”是实现风险概率和风险成本最小化。这就要求加快智能金融监管创新，节约监管成本和被监管成本。
全球治理走向何处？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人口老龄化、贸易摩擦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表示，全球治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全球治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责任，很多组织没有具有约束力的规定，那么就无法统一行为。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主权国家的意志是高于国际组织的，所以大家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张宇燕认为，当下之所以存在巨大的“治理赤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全球治理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公共产品，不排他、高成本且有负外部效应；二是各国政府主要对本国负责，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三是大国博弈。“今天的博弈，是一个负和博弈：我可以输，只要你输得比我多。如果进入这样的状态，大国博弈是为了打压竞争对手，特别是还想用全球治理的这套规则体系来打压竞争对手，我们看到的全球‘治理赤字’就一定是越来越大。”张宇燕说。回溯过往，“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今天，甚至到未来十年，全球治理都是一个重要议题。”以色列央行原行长、G30荣誉主席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A． FRENKEL）在峰会上表示，全球治理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世界的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发展至今，问题变得更多元、与时俱进。在圆桌讨论中，国际金融协会执行副总裁Clay LOWERY就指出，需要一个全球治理的新框架来解决人工智能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能商量、对话，共同研究问题和解决办法。互不搭理、互相忽视无视，不是好的办法。同时，要推进机制建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回顾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全球治理的成功案例，她认为全球治理的效率和作用正在减弱，需要重新审视和加强。她提出，全球治理的改善需要大国的担当、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和制度的加强。胡晓炼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三个发展方向：区域治理的补充、南北治理的补充和小型集团内部治理的形成。“制定规则的大国也应该作出调整以适应最新的国际形势，考量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形成长期思维而不是短期思维。”金立群说，全球治理也要保护那些最脆弱、没有受到保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