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统率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持续28年之久的远航，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船队所绘制出的海图中，正确的路线被仔细地确定，洋流、盛行风和水深也被仔细标注。通过罗盘防卫图，依据特定时间天空中太阳和指向星的位置，地图绘制者能够以令人吃惊的精确度标出15世纪的海上航线。然而这一切，都在之后的岁月中被丢弃和遗忘了。地缘政治学者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1870—1953）对中国为何没成为一个海洋帝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面向大海，海上之途渺无去处，而且不存在地中海那样的内海，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巨大、无声而消极的支配作用，对于把中国人塑造成陆地居民，妨碍他们成为海洋居民，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人既不像维京人那样，因受气候寒冷和土地贫瘠所迫不得不向海洋发展，也不像撒克逊人那样，背后承受着现实的压力。中国辽阔的疆域足以让来自高原或其他地区的这种压力在到达沿海等地区之前便消散殆尽，而南方总有一些地方很少感觉到这些压力。中国人没有腓尼基人所拥有的那种海上通道。中国的海岸是一个巨大的圆弧形，没有像希腊那样吸引人向海洋发展的半岛。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洋强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吸引其人民不做陆地居民，安土重迁、以农业为生的习俗和思维方式相传了四千年之久。”那么，中国是否在海洋探索上总是处于劣势？
相比欧洲，中国是否有过自己的航海时代？
又是否有专业的海图测绘机构？
明清时期如何理解海域权力？
清朝的失败是否是由于中国海防过于羸弱？
欧洲眼里的“世界”与中国眼里的“世界”又有何不同？
上海大学伟长学者郭亮在其新书《权力的图像》中表明：和以往的认知不同，我们在厘清具体史实的时候，就会发现中西方的海图测绘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关系竟然如此的密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众多且各式各样的欧洲绘制和中国本土绘制的沿海区域海图。从最初的接触和勘测，直至能够准确绘制出中国海图、分省的局部海域海图和写景式的战争观测草图等，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不断修正。
围绕着来自沿海的侵扰、交流、贸易和战争，郭亮教授充分展现了近代海图在中国与西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和它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也揭示出这一历史时期，决定中国和域外世界产生变化的诸多内在因素，例如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信息的传递、航海与海军实力以及国家的政治管理水平等。这些方面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有趣的图像与社会之链。
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的制图名家威廉·扬松·布劳1630年绘制的地图《新版世界地图与海图》就展示了荷兰的全球视野和雄心勃勃的志向：地图中，在全球海面上航行的一艘艘荷兰海船，正是这种理想愿景的写照。威廉·扬松·布劳《新版世界地图与海图》，1630年
1584年，来自安特卫普附近恩克赫伊曾港的卢卡斯·扬松·瓦格纳尔（Lucas Janszoon Waghenaer，约1534—约1606）出版了第一本印刷版的海洋地图集《航海之镜》（Spieghel der Zeevaerdt），涵盖了从西班牙到挪威的欧洲沿海水域，提供了详细的导航工具、航行说明和港口信息45张图表。
卢卡斯·扬松·瓦格纳尔《航海之镜》，1584年
被称为欧洲佛兰芒地图学派所绘制的第一幅《中国地图》是地图大师奥特利乌斯的佳作，这幅绘制时间比《大明混一图》晚201年的中国地图看上去比较奇怪，无论是中国的形状、沿海边界都无法和《大明混一图》相比。素以科学制图闻名的欧洲制图术为什么在这幅地图中失去水准？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欧洲制图师此时还未到达中国，他们的中国图形是来自各种描述而非实测。
佚名《大明混一图》，138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在一幅西班牙人科罗奈尔于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绘制的《中国沿海及菲律宾图》中，已经看到（相对准确的）包括中国的亚洲局部海域已在欧洲人的地图中呈现出来。
赫尔南多·罗斯·里奥斯·科罗奈尔《中国沿海及菲律宾图》，1597年《中华帝国新图》是当时欧洲对明末清初中国行政疆域范围的确认。学者们认为此图是源自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由于卫匡国曾深入晚明中国多个省实地测绘，故而他绘图中的中国海岸线精度，远高于之前欧洲本土制图界对中国的臆测摹绘。菲利普·克鲁佛《中华帝国新图》，17世纪，铜版纸印
查访卫匡国1655年及之后在欧洲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在描绘明中国全貌的一页上果然也发现了东沙岛，在图中还可以明确找到海南岛、琉球、舟山群岛等岛屿，这证实了克鲁佛与卫匡国地图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在卫匡国绘制的地图于荷兰出版后，欧洲制图界对中国图像的描绘得到修正，他的地图集曾长期被欧洲的制图者作为范本。
和以比例尺、方位、经纬度及水深参数的欧洲海图相比，中国舆图却营造出了一个具有山水画一般的诗意理想场景：郑若曾《沿海山沙图》取自《筹海图编》卷一《福建七》，1562年初刻，明确将钓鱼岛等诸多岛屿纳入明朝海防范围之内。郑若曾《沿海山沙图》
郑大郁绘《海防图》包含中国从南到北的涉辖海岸，最北为辽东半岛，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山海关和沿渤海湾、山东半岛一带的主要城市及卫所。
郑大郁《海防图一》，取自《经国雄略》，南明隆武潭阳王介爵观社刊本
雍正初年，虽于传教一事，禁止甚严，但对内廷效力的传教士，仍令照旧供职。此图是中国和西方测绘人员利用国内外新资料对康熙时实测地图所做的补充和修订。《着色雍正十排图》中福建沿海，雍正七年（17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任何地图的绘制实际上都是一个主观过程，历史上的舆图演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制图模式至少在明代，已逐渐不局限在固定的方志模式，而是出现了微妙和多元的变化。清代海疆管理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中最为严格和系统化的阶段，从朝廷专门设置管理舆图的机构、多次组织全国大范围的国土勘测到沿海各省官员对海疆事物的汇报制度，都能感受到这种国家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也从大量各省海域手绘海图之中，从不知名的中国海图制图师笔下的海图中，了解到国家意志。
作者简介
教授、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伟长学者，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外艺术交流、艺术与科学史研究，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下，中国与域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模式及视觉传统对艺术作品的影响。主要论著有《维米尔的心灵之镜》《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译著有《塑造美术史的十六书》（合译），研究论文见于《文艺研究》《美术观察》《美术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