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践行入党誓言！从毕节走出去的革命者

1993年3月，省城贵阳。虽然已经立春，可寒意仍浓。19日夜晚，在一家医院里，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来来往往穿梭于病房。一群男女老幼守候在过道上，大家都静静地盯着同一间病房的门。11时15分，从房内传来阵阵的呼唤和哭泣声：“老徐，你醒醒!你不能走啊!”“爸爸！爸爸！”“老领导，醒醒！醒醒！”过道上候着的人群不约而同朝房内涌去，可房内早已挤满了人，根本没有一丝缝隙可插入。躺在床上的是一位八旬左右的老人，安祥地闭上双眼，已离开了人世。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似在为老人的离去致哀。这位离世的老人就是贵州省原副省长、省第一届政协主席、中共贵州省委原副书记、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顾问委员会原主任——徐健生。

1912年4月，徐健生出生于毕节县（现七星关区）鸭池镇哈朗村猫儿山脚下一个农民家庭。20世纪20年代末，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贵阳第一中学读书。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土豪盘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萌发了铲除不平的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日本侵略者吞噬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省城各校师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热血沸腾的徐健生，不满反动统治，痛心祖国河山受铁蹄的践踏，坚定了寻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信念和决心。他经常与同学秦天真等谈论从进步书刊中了解的革命真理，在进步教师田君亮、刘方岳、朱穆伯、李俶元等的支持下，组织“学生抗日救国团”，上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收复东三省”等响亮口号，利用自己的特长组织文娱体育活动，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抗日运动的队伍中来。

1933年冬，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在毕节成立“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下简称“草原社”），以进步青年学生、教师为骨干，通过戏剧、绘画、歌咏等文艺活动，发动和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徐健生是“草原社”的第一批积极分子，积极参与活动，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1934年8月，在贵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担任了贵阳一中地下党支部书记。从此，徐健生把自己交给了党，无论是在阴霾弥漫的日子里，还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根据林青的工作汇报，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不久，省工委任命徐健生为交通特派员，负责省工委与外地来联系工作的同志的接头工作。他认真负责，思维缜密，从不大意，联络点一直没被敌人发现。

随着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州“追剿”红军，蒋介石的嫡系势力也逐渐控制了贵州，加强了对贵州“防共”“反共”的法西斯统治。同年4月，中统特务陈惕庐到贵州成立了中统贵州特务室，企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7月，省工委书记林青不幸被捕，9月11日被敌人公开杀害。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省工委决定暂时停止发展党员，强化党内单线联系，隐蔽骨干；到农村和边远的地方发展党的武装力量，建立秘密联络点；徐健生继续担任省工委交通员，负责与贵阳等地分散隐蔽的党员联系。

1935年寒假期间，徐健生回到毕节向省工委委员、到毕节开展武装工作的邓止戈汇报工作，得知红二、红六军团将向黔西北转移的消息，随即召集毕节的地下党员发动群众迎接红军。根据组织的安排，徐健生主要负责做饭店、旅馆、大商号老板的工作。精明的他召集“草原社”的骨干，要求大家深入各条街道、各个阶层，宣传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抗日的先锋。自己则不分昼夜穿行于“新升”“少白楼”“一枝春”等餐馆，向老板们宣传红军是爱护百姓、买卖公平的队伍，要大家消除顾虑继续开门营业。耐心细致的工作、深入浅出的道理，让这些人放下了悬着的心。1936年2月9日，当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毕节县城时，全城百姓家家门前摆茶水、人人脸上展笑颜，手拿小旗夹道欢迎红军。

红军进驻毕节后，徐健生与邓止戈向军团首长汇报了毕节地下党的情况，并根据指示协助在毕节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请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先生任司令；同时又与地下党员和“草原社”的同志们一起，发动和组织城里的裁缝店工人为红军做军服、军帽、纳鞋底、打草鞋，为红军在毕节的休整和补给做出了贡献。在他和同志们的宣传下，黔西北地区有5000多人参加了红军，出现了妻送夫、父送子、兄弟姐妹相送当红军的一幅幅动人场景。

1936年暑假，为了宣传抗日，徐健生又回到毕节，与毕节进步士绅、县参议长刘端绪取得联系，将地下党员和“草原社”的成员组织起来，成立“毕节民众俱乐部”，以此为掩护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贵阳当局为了不让学生寒假“闹事”，阴谋策划在寒假期间组织“寒假农村工作团”以此将学生分散到各地乡下。徐健生将这一情况与中央派到贵州主持工作的黄大陆同志商量，决定将计就计，把“寒假农村工作团”的领导权争取过来，牢牢地掌握在地下党手里。同年10月，徐健生根据省工委的安排，在放寒假之前回到毕节，以省工委交通特派员的身份召集地下党员并告知省工委的意图，与熊蕴竹、邱在先、葛发声等分头深入学校及有关人员中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国民党正式选举“寒假农村工作团”的领导人时，地下党安排的人当选为团长、副团长。就这样，地下党直接领导了“寒假农村工作团”。参加的学生从贵阳回到毕节后，广泛组织毕节学生和社会进步青年加入工作团。“寒假农村工作团”在毕节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人人背上行李，分赴农村、街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唱革命歌曲，表演话剧《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打东洋》等剧目，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就这样，国民党当局组织的“寒假农村工作团”变成了由地下党领导的公开宣传抗日的队伍，也因此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积极分子，为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清理、健全和发展党组织，1937年10月底，按照省工委的指示，由徐健生任主任，组织成立了熊蕴竹、邱在先、邱在模、葛发声等五人参加的“毕节地区党的组织清理委员会”。清理委员会从毕节开始，逐步向黔西、大定（今大方县）、威宁、水城、织金等县展开，对原有的党员逐一进行核实和登记，对抗日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党员发展对象进行认真审查。11月，发展了宁起鲲、宁起枷、周晓山、宋受庸等人加入党组织。清理委员会将清理登记的党员和新发展的党员按居住地域或从事的职业划分为四个支部。

1938年1月中旬，以徐健生为领导的清理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建立毕节县工委的问题。清理委员会一致认为，毕节地下党自建立以来，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建立县工委的条件已经成熟。随后，徐健生以特派员的身份代表省工委批准并宣布中共毕节县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邱在先任书记，熊蕴竹任副书记，葛发声任组织委员，邱在模任宣传委员和妇女委员，毕节县工委隶属省工委领导。

中共毕节县工委成立后，徐健生还加强对“群益书店”的领导，组织人员从外地购进许多进步书籍，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鲁迅全集》《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等在书店门市进行销售；还以发行教科书为名，派人到毕节各县以及云南省的镇雄、昭通、彝良等地推销。后来为转移国民党特务的视线，邱在先、葛发声与进步人士孙师武又在毕节城内成立“七月文具体育用品社”，门市前面销售文具体育用品，后面秘密出售马列著作等革命书刊。

徐健生在毕节领导的抗日运动，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恐慌和仇视。1938年3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密令毕节国民党当局逮捕他。消息被我党打入毕节县党部的地下党员周道立和爱国人士杨砥中得知，立即通知徐健生并帮助他撤离毕节。徐健生到达贵阳后，省工委决定由他带队，与周晓山、孙煊、张震声四人一起奔赴延安。秦天真为他写了介绍信，指定他到延安后代表贵州省工委向中央汇报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徐健生一行到延安后，在中央组织部会议室向陈云、李富春、王鹤寿等汇报了工作。之后，中组部安排他到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

学习期间，徐健生学习刻苦，工作扎实，因表现突出，先后担任中央党校第十九班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二十六班班主任；后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担任组织科副科长、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直属二队（东北干部训练队）总支委、政治教导员、《解放日报》秘书长兼党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河北省建屏县中央机关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后又任河北省西柏坡中央党校秘书长、新华通讯总社秘书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

1949年底，徐健生调回了阔别多年的故乡贵州工作。担任过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统战部部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第一届省政协主席等领导职务。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始终如一，干一行爱一行，服从组织安排，恪尽职守，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

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是他的一贯风范。为了解决贵阳市蔬菜供不应求的问题，他亲自察看蔬菜报表了解生产情况。在深入调查弄清农民种不出菜的原因后，他爬上山顶亲自选定修建蓄水池的位置，拨出专款搞喷灌试点；与有关人员一起搞地膜覆盖和塑料大棚。“群众生活无小事”，尽管工作繁忙，但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在他的心上。市民的洗澡问题、早餐问题、乘车问题、公厕破烂蹲位不足问题、牛奶供应问题……他都千方百计创造条件，逐一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了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组建了中央党史工作机构。1981年8月，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徐健生任主任，直至1990年5月党史研究委员会撤销，新的省委党史领导小组成立，徐健生任顾问。在领导全省的党史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过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顾委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尽管管的工作多，但他对党史工作始终认真负责，深思熟虑，注重调查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强调党史工作是全党的工作，要坚持“求实存真”的原则，立准立好史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常勉励党史工作者：“做官之心不可有，成书之志不可无。”对一些重要的人和事，他亲自带人调查，与有关人员共同研究，尤其在抢救党史“活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造就了一支称职的党史专业工作队伍，为党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徐健生一直把党史工作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党史资料征集必须同落实政策相结合，只有落实了政策、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征集到真实的、准确的党史资料。长期以来，他坚持不懈地组织党史工作人员，搞清了历史上的一些悬案、错案，对一些重要问题、重要事件、重要会议和重点人物的问题，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作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历史评价，不仅使党史工作“求实存真”有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党史工作的深入开展，也为解决贵州地下党及红军在贵州活动等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徐健生的革命生涯中，任党内职务数十个，解放后一直在省里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经他批准和介绍参加工作、调动工作或由农转非的人成百上千。可就是这样一位身居要职的领导，他的8个兄弟姐妹中，7个弟妹都不是国家干部，更不用说有什么一官半职了。直到他去世，他的另5家弟妹全是地道的农民家庭，兄弟姐妹曾经带着侄儿侄女到贵阳找他帮忙，可都被他严肃地好言劝回。这样一个手握大权的领导竟是那样的“不近人情、不顾家”，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开始他的亲人们都不理解，可后来都明白了。他们说，“这是共产党的官，不是国民党的官，大哥做得对！”“大伯做得对！”“爷爷做得对！”家乡人民对此无人不称道、无人不佩服。

1983年7月31日，96岁高龄的母亲去世，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的徐健生回家奔丧，轻车简从，只请一个驾驶员和一个秘书陪同。要求地、县、区领导不要为他家的私事分散精力，不准请客、送礼，不搞迷信活动。

徐健生同志的一生，正如他要求子孙的那样：“人活得要像一棵树，一棵黄桷树，要活得挺拔。”他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入党誓言，他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党的宗旨，他的大公无私、坦荡胸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他走了，可他为党的事业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已融入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走了，可他在60多年革命生涯中的辉煌建树，已镌刻在人民的心中；他走了，可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人们去努力、去奋斗、去拼搏。（作者系毕节市七星关区信访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