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有朋友见到我上世纪80年代的相片，总要惊讶地发问：“徐老师，你怎么也戴过眼镜的啊？”
我家世代务农，所以从小就参与农事。从学龄前就开始的挖蚯蚓、抓螃蜞、捕知了以喂鸭，割草以饲兔、羊、猪；到了10岁小学三年级，上学前、放学后更天天与母亲一起下田挣工分，农闲时则割草卖到养牛场去，所得尤丰。1968年后，便成了正式的农民，干农活出了名的又快又好。业余爱好传统文化尤其是书画，所以，农闲时便常常去浦西向前辈的名家请谒，同时也就与市区的一些文艺青年有了接触。前辈对于后生，当然是不分市郊，一视同仁而有教无类；但市区的同学，却时时流露着对我这个“乡下人”“泥腿子”的鄙夷，尤其好拿我的“浦东话”作为嘲笑的口实——“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咪西咪西吃咸菜”，便是当年流行于市区青年口中的对“乡下人”的一鄙视。甚至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包括“下只角”在内的几乎所有市区居民，“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依然还是他们坚定不移的立场。
其间，我还刻了“农人”“沙渠长印”等好几方图章，盖效扬补之的“奉勅村梅”，无非是以贫骄人、不甘认命的抗争，实带些落魄文人的习气。
1977年，高考恢复，我意外得中，并于次年春季入学。一时颇有“深山出太阳”的翻身感，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扬眉吐气、得意忘形。为使“当年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入学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到亨得利去配一副眼镜，虽然不过200度的近视，却挑了价值不菲的“琇琅架”。各方面十分节俭的我，事关身份标识的“门面”，我那时是决不吝啬的。架上了这副眼镜，便足以宣示：“我不是一个乡下的农民，我是一个读书的知识分子！”
这样，天天戴着这副眼镜，像模像样地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学老师，参加各种“知识分子”的活动不再受人歧视；但同时仍要帮助老母亲打理责任田、自留地中的农活；农忙时，还要帮妹妹家的责任田插秧、割稻。古代所谓“耕读传家”，应该正是如此吧？而我花在“读”上的时间，大约一周一天；花在“耕”上的时间，却有一周六天。虽然，干农活是不需要戴眼镜的，但因为我不再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干农活就不能不戴着眼镜；并以为虽起古人而复生，不能舍此而为耕。
不过，平心而论，我这眼镜，视力上并不特别需要，对鼻梁的压迫则使我甚感不适。尤其是干农活时，需要擦汗什么的，那种不方便简直不可言喻。但为了在人前人后装门面，我只能强忍着种种不适、不方便，直到晚上上床才得以解脱。
这种以“活受罪”为代价的优越感持续到大概1992年才得以彻底地解放，有现存手头的照片可以证明。1991年秋，远赴美利坚的蔡星仪兄回国探亲，专程来上海看我。得知我家因保税区的建设而正在拆迁，便与我一起去乡下采风并为我留下了在老家的最后摄影，当时还是戴着眼镜的，显得文质彬彬。而1992年秋与王朝闻先生的合影，我却已经摘下眼镜了，农民的本色无所遁形。
1991年作者在浦东高桥老宅前
之所以我会摘下眼镜，主要还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不方便、不舒服，而是因为“文化热”时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反动，促使我更深入地学习传统，从而也更加强了我对传统先进文化的心印坚信不疑！
说起知识阶层对农民的鄙视，千百年来都以为倡自孔子。《论语·卫灵公》有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又《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小人哉，樊须也……焉用稼？”论者因此说他是提倡做“学优而仕”的知识分子，而极其看不起种地的农民的。窃以为不然。因为，同样在《论语·子罕》篇中，孔子还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个“鄙事”，在《孟子》和《史记·孔子世家》中有明确的说明，便是“委吏”（仓库保管员）和“乘田”（牛羊饲养员），而且做得非常安心尽职。为什么他不以“委吏”“乘田”为耻，偏要以农民为耻呢？这显然是讲不通的。
徐建融《耕罢》
众所周知，孔子在《论语》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对象而发的。如《先进》篇中对“闻斯行诸”的提问，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对冉有的回答则是“闻斯行之”——原因是子路冲动，所以要约束他的冒失；冉有懦弱，所以要鼓励他的行动。包括对“仁”的阐释，有时是有对象的，有时似乎是没有对象的，在不同的篇章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相去甚远。明乎此，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看待孔子的“卑农”观点。
原来，他对农业、农民的“不屑”，是针对生活在齐鲁这块土地上的学生们而发的。“多能鄙事”的孔子，深知农业的根本在水利土沃，而齐鲁的土地却非常贫瘠，并不十分适合农业的发展。我们看北宋李成的《寒林平野图》《小寒林图》等作品描写齐鲁的风光，平畴千里，时有窠石裸露地表，可见其土层之稀薄。在这样的土地上耕作，必然投入的成本大而收成甚少，所以，“馁在耕”而“焉用稼”！那么，不种地又该干什么呢？第一便是“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其次便是管仲所发明、孔子所赞许、子贡所从事的经商。至于今天的山东，致力于开发地下的煤矿、金矿等资源，以当时的科技水平当然是无法做到的。
事实上，放眼天下，孔子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的尊重，是更在“委吏”“乘田”、商业之上而绝不在读书之下的。在《礼记》中，他多次讲到并强调：“君子之所谓义者……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后稷为天下之烈也……自谓便人（便人即农民，郑玄注：“辟仁圣之名，云吾便习于此事之人耳”）。”（《表记》）“虽在畎亩之中，事之（礼），圣人已。”（《仲尼燕居》）意谓安心于田间劳作的农民，与圣人无异！孔子的这一崇农思想，与《尚书·无逸》的直斥“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完全一致，足以证明以农立国的中国，农耕文明正是儒家的文化初心。
钱松喦《喜看稻菽千重浪》
孔子之后，如诸葛亮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出师表》），陶渊明的“秉耒欢时务……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苏轼的“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庆源宣义王丈……》）、“一向便作田舍翁”（《与章子厚》）、“古之君子……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范文正公集序》），归有光的“今天下之事，举归于名，独耕者其实存耳”（《守耕说》），吴昌硕的“一耕夫来自田间”（丁巳春仲书十八言联），潘天寿的“物质食粮之生产，农民也；精神食粮之生产，文艺工作者也。故从事文艺工作之吾辈，乃一生产精神食粮之老艺丁耳。倘……一味清高风雅，风花雪月，富贵利达，美人香草……实有违反人类创造艺术之本旨”（《听天阁画谈随笔》），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苏轼。在今天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眼里，他是一位最风雅、最不俗的文化人。殊不知，他长期任职地方，不仅关心农事，与当地的农民相处甚欢，更在贬谪黄州的几年间，开荒辟地，率妻儿一起从事耕作，成为种庄稼的一把好手！《与章子厚》书中讲到：
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
今天，屠呦呦以“青蒿素”的发明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举世所知。而早在1000年前，苏轼的妻子以“青蒿粥”起“几死”的病牛而回春，又有几人知晓呢？
方严《农家可乐》
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每与我一起下乡采风观光，见到我对各种农作物的如数家珍，辄钦佩不已；我说自己本就是一个农民，他们不以为然，客气的认为是我的“谦虚”，不客气的则说我“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介于二者之间则认为我是“笔耕砚田”。而无论他们怎么理解，“我是一个农民”实在是我发自内心的体认。从10岁到43岁，我足足种了三十余年的地，虽然1992年后无地可种，但农民的本质终身不移。
“脚踏实地归去来，我辈本是蓬蒿人！”
作者：徐建融
文：徐建融编辑：吴东昆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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