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23日，聂鲁达逝世于智利圣地亚哥医院。半个世纪以来，聂鲁达的亲友始终对他死于疾病心存疑窦，一直坚持寻找真相。2023年，聂鲁达被专家证实死于毒杀。
意欲杀害聂鲁达的人究竟在惧怕什么？
诗人会死，但正如聂鲁达所言，诗歌不会死，“它像猫一样有七条命”。
在聂鲁达逝世当日，民众不顾军政府的淫威，自发涌上街头为聂鲁达送行。聂鲁达以深入人民的创作，赢得了世人的赞誉。今天，我们仍然在纪念聂鲁达，不只是因为他缱绻的情诗，更因为他完成了对社会的承诺。
本文原标题为《承诺的诗学》，感谢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滕威授权发表。
智利诗人聂鲁达，初登文坛时凭着伤感多情的情诗博得读者青睐和评论家们的赞扬。很多聂鲁达研究者都认为，是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造成了聂鲁达诗歌发生转折，转向政治诗的创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的生平经历，就会发现，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是贯穿其一生的，所以这种转变并非如此出乎意料，更谈不上是断裂。出身智利南部地区铁路工人家庭的聂鲁达，三十岁前一直过着营养不良、穷困潦倒的诗人生活。他虽然在精神上像个贵族，但却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使得底层的苦难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感同身受的经验。
17岁到圣地亚哥读大学的聂鲁达成为了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光明》杂志的通讯员。那时的学生联合会总部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作为“政治和文学的战士”，聂鲁达成了《光明》杂志的一员。二十年代，智利国内人民运动轰轰烈烈，但寡头集团也在采取一切措施稳固统治，于是全国处于极其激烈的对抗之中。进步青年学生支持人民的要求，支持失业的硝石矿和铜矿工人的抗议游行，但在圣地亚哥却遭到警察的镇压。聂鲁达每周都在《光明》杂志上发表一篇抗议文章。从此以后，政治因素断断续续渗透到他的诗和生活中。在他的诗中，“再不可能关闭通往大街的那扇门”；但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同样“不可能把青年诗人心中通往爱情、生活、喜悦和悲哀的那扇门关闭”。义务和爱情是他的两只翅膀，缺少任何一翼，他都无法飞翔。因此，我们不能以西班牙内战将聂鲁达的诗歌创作一劈两半，认为之前是甜蜜情歌时期，之后是政治抗议时期。1957年来中国访问的聂鲁达，在演讲中阐明自己的诗歌理念时说，“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他对人民没有责任感，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但是紧接着聂鲁达就强调指出，诗人不能只谈政治问题，诗人还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看不见的河流：聂鲁达文选》及其中收录的《光明》杂志内页
即使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苦闷的东方时期，尽管聂鲁达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描绘死亡的阴郁之图，但是印度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间诗人自觉的责任感深深震撼了他。那些民间歌手或诗人身穿白色长袍，蹲在草堆上，用自己的小鼓伴奏，吟唱自己的歌曲和诗句。那些诗歌虽然是按照同样形式和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但是内容和感情都发生了质变——不再是统治者淫荡、享乐的歌，而是反抗的歌，是反饥饿的歌，是写于狱中的歌。这样的情景让人感觉非常神圣。多年以后，聂鲁达在回忆录中还能细致地再现当时的场面。他写道：“印度到处都能遇到许多这种青年诗人，他们忧郁的眼神令人难忘。他们刚刚出狱，也许明天就要到监狱的大墙里去；因为，他们力图奋起反抗贫穷和神明。这是我命该在其中生活的时代，这也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在东方任职时期，他和那些当地的殖民者格格不入，虽然同当地的居民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也十分隔膜，然而正是这些他不能理解的普通人屡屡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无私地帮助他。他因此总结出一条经验：诗人不能惧怕人民。他认为那些贫苦人代表了一种“黑暗中开花的美”。但也无可否认，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的的确确是一个巨大的外力。如果没有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这场战争，聂鲁达也许不会一下子喷发出心中积蓄已久的抗议之声，不会一下子将实现对社会和人民的义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而西班牙内战之所以给聂鲁达心中留下无法愈合的伤，是因为他最喜爱的兄弟加西亚·洛尔卡的被害，年轻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狱中惨死。他们并非政治家，只是在完成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尽的义务——歌颂爱，歌颂正义，歌颂和平，歌颂自由，歌颂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但是为勤劳朴实的西班牙百姓歌唱的“西班牙吉他”和“夜莺”被扼杀了。从此，聂鲁达的诗歌便“幽灵似地停留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并开始从那里升腾起一股鲜血的激流”。兄弟们的鲜血滴在了他的心上，化作了愤怒的诗句，并成为他诗歌的灵魂。正因为这鲜血凝成的诗魂，那些诗句才不会磨灭。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西班牙在我心中》和《愤怒与痛苦》，这两本诗集后来收入《第三居所》。《第三居所》同前两集《大地上的居所》沉浸于个人的孤独和幻灭感中完全不同，它表达的是整个世界的毁灭和全人类的痛苦。聂鲁达在马德里担任领事时居住的房屋，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房屋遭到轰炸，几乎完全被毁
在战火硝烟的时代，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世界没有为诗歌单独辟出一个世外桃源或专门建造一座象牙之塔，哪怕一个小角落也没有预留。诗人没有选择，你不是选择起来加入战斗的行列中，就是同毁灭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站在一边。没有中间路线，面对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群沉默，就是对战争和压迫的纵容。聂鲁达并非认为诗歌应该充满刀光血影，相反，他认为“诗歌创作永远是一种和平行动”，“诗人诞生于和平环境，和面包由面粉制成是一样的”。然而，“纵火者、武士、狼都在搜寻诗人，以便烧死他，杀害他，咬死他”。他们惧怕诗歌的力量，他们要通过害死诗人扼杀诗歌。“但是，诗歌没有死，它像猫一样有七条命。有人折磨它，把它拖在街上，啐它，嘲弄它，一心要吊死它，流放它，把它投入监狱，向它射击。然而，他逃脱了所有这些谋害事件，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发出米粒一样灿烂的微笑。”马查多、洛尔卡、埃尔南德斯以及阿尔贝蒂等所有当时西班牙最优秀的诗人，他们在内战中的被枪杀和被放逐，使西班牙诗坛凋零败落。因此，对于聂鲁达来说，投身战斗，就是捍卫诗歌的生命和尊严，是继承友人的事业，继续诗歌的“抗争宿命之路”。西班牙的经历，使他开始自觉地为诗歌寻找一条在那样的时代生存的方式。“《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忧郁的主观性，或者《大地上的居所》中痛苦的哀伤”都被抛到脑后，他找到了“一条矿脉”，被现代主义诗歌丢弃已久的人道主义被重新拾起。人，才是“最靠近的、最根本的、最广泛的、最出人意料的事物”。他反省自己的创作过程：“我思虑过整个世界，却没有想到人；我残忍而痛苦地探索过人的心灵；我看见了城市——不过是空荡荡的城市，却没有想到人；我看见了外表悲惨的工厂，却没有看见屋顶下的、大街小巷的、车站的、城市里和村野上的痛苦。”
《在我热爱的世界上游荡：聂鲁达诗选》，收录聂鲁达一生至为重要的14个集子
从此，人，尤其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成为他诗歌的主人公。他总是希望在他的诗歌中能浮现人的历史，人的生存。在成为智利驻法国专门负责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之后，他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将西班牙流亡者从欧洲的战火中拯救出来，送他们乘上开往智利的“诺亚方舟”。这令聂鲁达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事业不仅仅是写诗，他能为社会做得更多。当他看到自己的努力也许能够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当他看到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很多素不相识的人由衷的感激和尊重，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被别人需要，这是多么的荣幸。从此之后，他不仅直接投身政治斗争，而且他的诗歌也更紧密地同政治联系起来。他为自己的诗歌找到了力量的源泉，他要使它们成为“剑和手帕”，“以便擦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淌下的汗水，以便使他们得到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在聂鲁达的时代，如果诗歌继续局限在自己的小宇宙中，诗歌就会失去读者，就会仅仅成为诗人之间的密电码。如果只有诗人读诗，就意味着诗歌已被人遗忘和抛弃，这是诗歌本身最大的悲哀。因此，“必须把读者拉回来……必须在黑暗中摸索而行，去与人的心灵，与妇女的眼睛，与大街上素昧平生的人相会——他们在黄昏时分或在繁星满天的深夜需要诗，哪怕只读一行”。整个四十年代，聂鲁达的诗歌创作都是同反法西斯和反战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蒂娜·莫多蒂已经死去》《献给波利瓦尔的歌》等诗篇被广为传诵，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显示了诗歌的意义。四十年代末，反法西斯战争虽以胜利告终，但是聂鲁达的个人命运发生重大变化。他在1945年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并且作为共产党议员参与智利政治事务。借人民力量当选总统的魏地拉却在上台之后公然背叛革命，将共产党宣布为非法并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搜捕。聂鲁达在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抗议信之后，被迫逃亡。在逃亡过程中，他完成了《漫歌》的创作。《漫歌》标志着聂鲁达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在这部史诗中，他试图写——或说重写——拉丁美洲的历史。他出发寻找失败者，他要为被压迫、被统治、被剥夺的人书写历史。不是殖民者发现了新大陆，拉美亘古以来就存在，它的土地上生活着它的劳动者——玛雅人、阿兹台克人、印加人、阿劳科人……因此，在这部长篇史诗中，美洲大陆，印第安文明，千千万万劳动者，为美洲独立和民主筚路蓝缕的先驱者成为他讴歌和赞美的英雄，而殖民者、统治者、寡头集团、背叛者、帮闲者成为遭批判和鞭笞的对象。聂鲁达认为，诗歌的力量就是语言和书写。他没有办法推翻魏地拉的独裁政府而只能选择流亡，但是他将在诗歌中永远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碑上。只要他的诗歌被阅读一次，他们的罪行就会被谴责一次。事实证明，聂鲁达的诗歌凭借自身的力量做到了这一点。
《漫歌》开创了聂鲁达诗歌的新阶段。尤其是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他虽然流亡海外，但是也得以周游世界，不仅第一次访问了向往已久的苏联，重游了印度，还来到了中国。1952年，他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度过了一段静谧甜美的爱情生活。于是，他的诗歌不再像二战时期那样充满武器的力量，不再用诗歌集中谈论政治问题，他开始探索诗歌政治化的更广阔的道路。他曾经说过：“我们不能仅仅写一些谈政治问题的诗，我们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我们应该响应所有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无论是高山上说话的声音，或是从海洋里传出来的声音。政治上的责任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但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正如不描写爱情的诗人是很奇怪的一样，“如果一个诗人，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因此，他开始将自己诗歌中向来热衷的主题——爱情与自然——同政治的议题结合起来。在写作《漫歌》的时候，他感觉一片新大陆从他诗歌的“最秘密的原料中升起”，作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他要“触摸它所有的神秘海岸，平息它的浪花，浏览它的动物学，走遍它的地理经度”。《漫歌》是聂鲁达将政治、自然与性爱三个主题有机结合的一部伟大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只有帕斯的《太阳石》能与之媲美。《漫歌》之后，他在三本《元素的颂歌》中开始描写一切引起他兴趣和关注的日常事物，而他认为正是这些平凡的物质构成了大千世界，它们是这个世界的本质。随着聂鲁达的诗歌，不仅智利，拉丁美洲的高山海洋，草原河流，岛屿海港，石头房屋，小鸟花草，海螺贝壳……以及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全都走向了世界，走进了历史。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聂鲁达更加奠定了自己的世界声誉，但他始终是一个智利人，一个拉美人。他的祖国和大陆也因为他的诗歌而为更多的人所知晓，所关注。从他的诗歌，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拉美，从前被遮蔽而不见的拉美。
1971年，聂鲁达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看不见的河流：聂鲁达文选》收录
聂鲁达始终将自己视为一个人，然后才是诗人。他说，“我是绝大多数的一部分，是人类这棵巨树上的又一片叶子”。“孤独和人群”当然是“当代诗人的基本责任”，但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也同样应该承担对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不是上帝式的拯救，因为我们自己也活在其中，如果世界无可救赎，我们每个人就无处可逃。因此，完成对社会的承诺，不是拯救他人，而首先是一种自我拯救。聂鲁达多么希望，世界和平，人类自由，那样他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他的小岛上，采集贝壳，读书，听海浪的歌声，看海鸟在海天之间舞蹈。他甚至有一个伟大的设想，他要把黑岛建成诗人之家，要把全世界的青年诗人都邀请到黑岛来，使他们不再受贫苦和饥饿的困扰。他要创办一个出版社，专门印制精美的诗集。他甚至已经拜托专门的朋友帮他筹划这些事情。但是9·11拉莫内达宫的炮火，不仅颠覆了阿连德政府，也将他所有美好的理想埋葬。只要非正义和不平等的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一日存在，只要压迫和剥削一日存在，人类自由和民主的理想就一日无望。聂鲁达为了保卫诗歌，为了保卫每个人的独立和尊严，奋斗了一生，抗议了一生，最终还是失败了，郁郁而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世界仍然没有为诗人和诗歌留一个安全美好的藏身之处。
但是，聂鲁达并未被看作是诗歌的守护天使；相反，诗坛始终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反对他，他们认为是聂鲁达破坏了诗歌的纯洁，将诗歌变为党派文学，将诗歌变为宣传工具。其实，虽然聂鲁达坚持承诺的诗学，但他从未将诗歌等同为标语口号。他不是形式主义者，反对纯粹的技巧和雕饰，反对泛滥的感情主义和个人主义。他说，“如果诗人是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是相当可悲的”；但他同样认为诗歌不能是纯粹理性的，“如果诗人仅仅是个理性主义者，连驴子也懂得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因此，他强烈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说“在创作上我厌恶现实主义”。他虽然主张诗歌应该言之有物，但他同时主张这种表达绝不是平淡直白、毫无诗味的公式。他说，虽然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保持着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诚然，聂鲁达的作品中也良莠不齐，有高下之分，但把这种创作中的偶然性归结为其共产党员的身份或者其承诺的诗学导致的必然性，恐怕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一种回声。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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