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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探照灯好书评委 |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于现代中国而言，王赓最令人叹息的在于他的未完成性，即以完整的美式教育而未能为中国军事贡献更多力量。于近代史而言，王赓像一个旁观者，串起了从巴黎和会、徐陆之恋、“王赓献地图”公案到滇缅公路的种种，让我们在游历近代史时有了另一个支点。王赓的一生，穿越整个中国近代史，却湮没不显，似乎可有可无，但是以他为主角的传记却给了我们一个更为鲜活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从王赓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历史，每一个人的经历都能够改写历史。
文 / 王冬妮
【编者按】1922年，王赓与陆小曼盛大的婚礼轰动了整个京城，他们接受了亲朋好友最美好的祝福以及众人投来的艳羡目光。1923年，28岁的王赓晋升陆军少将，此时他的事业爱情都可谓春风得意。变化始自一位朋友的到来，他的名字是徐志摩。徐志摩和陆小曼很快擦出爱情的火花，王赓与陆小曼于1925年离婚，徐陆于1926年结婚。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民国奇恋流传至今，而王赓的名字却渐渐隐没于历史之中。
如果她能更幸福，我何乐而不为
十多年后，三个主角的人生再次经历剧变：王赓永远脱下了军装，徐志摩从高空坠落，尸骨安眠在地下，而陆小曼也已和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生活在了一起。有人问起王赓对往事的感想，在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后，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爱情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活动，它是纯洁而美好的，并不带有半点功利俗念，也不等于相爱必须占有。真的爱情应以利他为目的，只讲无私分享，不求索取。既爱其人，便以对方的幸福为幸福。我是爱陆小曼的，既然她认为和我离开后能觅得更充分的幸福，那么，我又何乐而不为？又何必为此耿耿于怀呢？
王赓陆小曼结婚照
王赓口中的一句“何乐而不为”，看似云淡风轻，但他所经历的却远远要沉重得多。中国的传统自古就带有浓厚的父权思想，强调修身齐家平天下。即使在推翻旧制的北洋时期，军阀和军官几乎个个都是好几房姨太太，且把女人视为私有财产，严防她们跟外界接触，更别说像王赓这样为妻子红杏出墙创造条件，简直让保守人士和权贵土豪笑掉大牙。
不明事理的普通人更会纳闷，这种连家事都处理不好的“孬种”，还能替国家行军打仗，决胜于千里？不但保守人士对他鄙视，新潮人士也会视他为自由婚姻的对立面、强权主义的化身，他们为徐志摩喝彩，虽然他的再婚是以张幼仪的痛苦为代价，却被称为“民国第一”，借此赢得了自由进步的美名，而留给王赓的却只有种种嘲笑和误解。
“五四”的反传统思想充斥了压迫者和反抗者的二元对立。可事实上，打着“挣脱封建枷锁”口号的徐志摩和陆小曼本身不属于什么弱势者，他们的胜利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多值得同情，而是背后有人选择隐忍和成全。
总之，无论被外界如何看轻，王赓都可以忍受。归根到底他不是什么封建残余，而是与徐志摩一样信仰自由、美和爱。只不过后者更看重自我感受，为此可以对抗全世界，但也容易因为独断自大，几近残忍。王赓则更注重责任和约束，欣赏细水长流的温情，这份克制也能让他更加尊重别人的自由，在包容里看到婉约的美，在爱的长空里涂上悲悯的底色。
据说那晚刘海粟摆了鸿门宴后，徐志摩又再接再厉，连夜给王赓写了一封全篇英文的信内容已无从得知——谁能想到，这个以白话文闻名的诗人也会有要用外语来表达的时候。收到信后没多久王赓就与陆小曼正式离婚了，协助的律师是江苏武进的上海大律师李祖虞。至此，那晚功德林的两组人物都有了结局：“北陆”如愿退出王家嫁入徐家；“南唐”拒绝了杨杏佛，最终委身李祖法。这一番较量，家境一般却刻苦努力的王赓和杨杏佛都败下阵来，两位千金小姐分别选择了海宁首富和宁波财阀的优渥少爷。就刘海粟而言，在他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涯里，这顿饭局绝对是一个高光事件：凭借他的巧妙安排，一次解决了两对三角恋，恐怕连他自己都会觉得“功德无量”。
1926年也就是第二年的七夕，陆小曼和徐志摩正式结婚。
母亲跟着王赓迁居北京后，并没有享受到被儿媳孝顺的福气，反倒是看到爱子在这段婚姻里受尽委屈。她不忍心责备，只有在一旁安安静静，不惹麻烦，谁知还是没能改变结局。所以当王赓离婚后前往上海就职，全家就也一起迁回南方，离开了这个伤心地。此时王赓再次单身一人，下面的几个妹妹已出嫁，弟弟们还在求学。年纪尚小的三妹淑敏从此承担起了家中的女性职责：她将母亲接去奉养，同时也在生活中照顾大哥的日常起居，为家人减少后顾之忧。
梁启超语惊四座的证婚词
在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的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却发表了一篇语惊四座的贺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梁启超的话字字诛心，让在场的新婚夫妇、双方父母和亲朋好友都尴尬不已。
讲完后梁启超意犹未尽，还写信给在美国的儿子思成和准儿媳林徽因畅谈心中之虑：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至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
引自《梁启超家书》
在只见新人笑的大喜之日，只有梁启超还念着旧人。他与王赓相识于巴黎和会，从此建立了师生情谊。也是因为这层同门关系，徐志摩才能轻而易举地闯入王赓的生活，对此梁启超多少会感到有点责任。之前徐志摩对梁启超的准儿媳林徽因发动了强烈的攻势，为此还在妻子张幼仪孕期执意离婚。梁启超苦口婆心地劝他收手，结果逼得徐志摩写下脍炙人口的名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在这轰轰烈烈的旗号下，夫复何言？不听劝阻的徐志摩逼得梁思成和林徽因约会时被迫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也就是梁启超的办公场所松坡图书馆的大门上贴了“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侣不想被打扰)的告示。
好在陆小曼及时出现，导致徐志摩“见异思迁”，换掉了灵魂伴侣的对象，所以王赓的让位反而间接替梁家省去了麻烦，因此梁启超对王赓不但有同情还有愧疚。但梁启超如果仅仅对自家事有感而发，那就罔顾了他思想家的头衔。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感情热烈浪漫，不少看客都为他们叫好，但梁公不为所动。他直戳本质，指出这一切激情都建立在对无辜者的伤害之上。依此类推，试问是否只要目的美好，就可以不择手段？
有人说，梁启超的这封信颇有警告林徽因的意思，但这样的解读纯属多余。林徽因从小看到了因为别的女人介入父母关系而造成的不幸，因此不愿成为破坏徐志摩婚姻的罪魁祸首，最后在双方家长的支持下，选择了没有婚恋史的梁思成。谁知虽然她主动拒绝，徐志摩还是抛弃了原配张幼仪，再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毁掉另一个家庭。对此林徽因也只能叹息，在这个问题上她和徐志摩已经渐行渐远，后者是勇往直前的战士，而她则是慈悲为怀的仁者。
同样心怀悲悯的王赓没有去参加两位新人的热闹婚礼，他只送上一份厚礼，还有一幅亲笔字。
王赓的亲笔题字
这短短七个字里包含了太多感受，难以一一诉说；他不可能像徐志摩一样下笔洋洋洒洒，倒不如把一切埋在心底。
但他警告这个代替他的人：“我虽和小曼离了婚，你今后务必对她好，若是三心两意，别怪我不客气。”所幸徐志摩也很争气，无论后来发生多少不如意都从未变过心。
事后王赓还向组织“鸿门宴”的刘海粟坦言道：“我并非不爱小曼，也并不舍得失去小曼，但是我希望她幸福。他和志摩两人都是艺术型人物，一定能意气相投，今后作为好友，我还是可以关心他们。”他的大度让刘海粟印象深刻。很多年后王赓的侄子，我的叔叔在香港见到这位已经年近花甲的艺术家，他说起王赓便感念他的正直、善良和推己及人。在当时，王赓完全可以使用军人的便利实施极端的报复。但他的世界里没有暴力、强权和仇恨，除了原谅和升华外别无他路。也不单是王赓，其他人如梁启超、梁思成，还有张幼仪和她的哥哥张君劢，也都没有记恨徐志摩。他们以真正的仁慈和谅解来演绎自由、美和爱，从而维护着民国时期的文人江山。
徐志摩陆小曼结婚照
于是在祝福和警告声中，中国近代文坛最出名的一对伉俪在1926年正式结为夫妻。由于革命军开始攻打北方，两人也选择南下迁居上海。可以肯定的是，虽然新的生活就此开始，但过往的因果却如影随形般一路追随。首先，徐志摩虽与张幼仪一刀两断，但无法不认两人的儿子。在陆小曼没有生育的情况下，张幼仪之子成了徐家唯一的后人，为此徐家二老自然偏向前妻，再加上与陆小曼相处不快，最后一气之下与之断绝往来，掐断了儿子的经济资助。在精神上，林徽因一直在徐志摩生命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婚后陆小曼坚决不肯搬回北京，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忌惮这位耀眼夺目的女神，为此徐志摩只能频繁奔波于京沪两地，最终遭遇空难。这些复杂的纠葛让徐陆的婚姻无法如青梅竹马般的情侣那么纯粹，他们终于在一起后是否如预期般幸福，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与旧军阀理念相左 亲历北洋政府的覆灭
离婚后的王赓无暇沉溺在伤痛中，因为他效命多年的北洋政府正在不知不觉中靠近灭亡的边缘。1925年10月，孙传芳当上五省总司令，军事势力达到巅峰，但就在这时，王赓却决定辞去孙传芳手下的职务。至于他为何离开，查无记载，却也不让人意外。民国时期的军阀都带有强烈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受到政治启蒙的影响，因而礼贤下士，厚待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地方建设。比如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收入非常高，像张作霖这样的枭雄还特地拨款建立了东北大学，不惜重金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孙传芳同样也有进步的一面。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过正规教育，是蒋百里的师弟。他在统治江浙地区后实施裁减赋税、扶持民生、发展教育等良性政策，让不少有识之士，包括王赓在内，都甘愿为其效命。
可在思想理念方面，大多数军阀还留有不少封建社会的野蛮烙印。比如孙传芳一方面自己娶了好几房姨太太，一方面下令禁止妇女在外穿旗袍，如有违背则当众将女子的衣服扒光。此外他还曾派人去殴打刘海粟，只因后者在学校里启用了裸体模特。1925年秋，孙传芳俘虏了张宗昌的将领施从滨。当时他的幕僚劝他放施一条生路，但孙传芳不听，执意违背当时军阀之间不杀高级将领的规矩，把施从滨的头颅砍下来示众羞辱。结果他的倒行逆施在十年后获得了应有的报应，他被施从滨的女儿亲手结果。
总之，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道德操守，孙传芳都谈不上先进，他到底有多刚愎自用，辅佐他的蒋百里最清楚。1926年，广东的革命军开始出兵北伐，但因实力薄弱，只能采取“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逐步战略。当革命军进入湖北鏖战吴佩孚时，吴向孙求救，蒋百里对此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全力出兵进占长沙，阻击北伐军；中策是进入武汉，待吴军与北伐军在对峙时则伺机而动；下策是按兵不动，在江西与北伐军决战。
孙传芳原是吴佩孚的旧人，曾受过后者的提携，但凡他肯念旧情，或肯听蒋百里一言，都会出手相救。可惜孙传芳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暗中希望吴佩孚与北伐军两败俱伤，好坐收渔利，因此他执意采取蒋百里所说的下策。结果，鼠目寸光的他在吴佩孚被歼灭后也很快步其后尘，于1926年3月24日被革命军赶出南京。这种有着老式军阀思维，而缺乏国家建设理念和民族号召力的人注定难成大事，也难怪王赓早早与他分道扬镳。
蒋百里在孙传芳那里的遭遇折射出像王赓那种无党派自由人士的尴尬处境。蒋百里不断游走于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之间。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等人都聘他为高级幕僚，却又都没有委以重任。于是蒋百里虽当过保定军校校长，还出版了被公认为近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的《国防论》，却非常尴尬地从未带兵打过仗，成为了真正的“纸上谈兵”。在外人看来，他还经常“不务正业”地与文人交往过密。事实上，他和王赓一样，在研究兵器战略之余具有很高的人文修养。
比如，他在1919年与梁启超一起考察欧洲后撰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这本书一问世便引起轰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加印了多次。文采飞扬的徐志摩是他的远亲(徐的姑父是蒋的堂兄)，两人关系出奇的好。在1930年蒋百里受到学生唐生智的牵连而被蒋介石关押时，徐志摩还带着被褥陪他坐过牢。后来徐志摩因陆小曼而入不敷出，于是考虑当蒋百里的房屋中介来补贴家用。他们能如此不分彼此，皆因都是至情至性之人，这也是为什么蒋百里当年还做过一件轰动的事——当他作为校长发现自己对保定师生的承诺无法兑现后，竟然当着全校的面拔枪自杀谢罪，所幸被救了回来。他冲动的惊人之举却给他带来了福报，负责照顾他的日本女护士成为了他的太太。但像他这样拥有高尚品格、独立思想、道德底线的人很难真正融入军阀或政党的权力中心。
王赓身边的知识分子精英几乎都是如此，虽然他们在民国社会享有一定的威望和声誉，但仍旧无法在各种派系里找到高认同度的政治秩序，因而常常左右受困，里外不是人。胡适是这方面有名的典型。胡先生虽然温文尔雅，朋友遍天下，却被各派批评咒骂，争议之声颇多。还有张君劢，这个爱徐志摩胜过自己妹妹张幼仪的社会活动家在1925年创立了国立政治大学，在1926年邀请王赓担任军事教授，但学校仅在一年后即被勒令停办。但蒋百里和胡适至少都婚姻美满，尤其让人羡慕的是前者生有五位美丽的千金，其中的老三蒋英嫁给了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王赓在孙传芳手下任职不久就倒戈投向国民政府，加入了北伐的队伍。1927年他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下短暂任职，1928年又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和总指挥白崇禧的下面担任炮兵指挥官及铁甲车队司令，在平汉路一带与军阀作战。1929年在蒋桂战争中倒戈，出任江防司令部司令和陇海铁路局局长。
从王赓的一贯立场来看，他在政治上一贯属于后知后觉。尽管他与多数北洋军阀的观念不合，但也未必赞同新出台的国民党党国文化。其实不止他一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陈寅恪、丁文江、叶德辉等知识界名流都对动用暴力、取消联省自治、服从最高领袖的北伐革命持有很深的质疑。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陈炯明就在《中国统一刍议》里所说：
现在南北两政府，已成对峙之局……北之军治，南之党治，皆违反共和原则。压抑全民公意，殊与民主立国，根本不得兼容。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乱象频生的政治环境里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出路。从1912年成立到1926年北伐，短短十五年间，北洋政府产生了十多个国家元首，出台过五部宪法，替换过三十多次内阁，整个社会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这种等同瘫痪的状态对于王赓这种盼望踏实做事、投身建设的人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或许也是为什么他最终没有坚持走北洋路线，而是转身投靠看上去更有凝聚力和组织力的国民党的原因。于是国民政府的个人档案中显示他在1926年经吴稚晖和杨杏佛的介绍入党。
无论如何，北伐是民国的一个分水岭。以前那个以共和宪政为主体，充满着自由和文艺氛围，但同时也乱象丛生的北洋政府时期从此在历史舞台消失。一同远去的是王赓的纯真：曾经他以为月下的誓言不会改变，朋友之间可以推心置腹，制度的落后也一定能通过努力而改善。如今他三十三岁，已经承受了感情的浩劫、友谊的背叛和政治上的失序，眼眸里开始有了淡淡的沧桑。他所认同的古典人文精神，无论是品格的自律和温雅，还是社会的启蒙和渐进，都已显得陈旧过时，远远不如激烈的态度和暴力的革命受欢迎。这些失意足以让他郁郁寡欢，可残酷的命运之神还不肯就此罢手，又备下一份“大礼”，企图用不可思议的灾祸来探测他承受苦难的极限。
（本文摘自王冬妮所著《江河行地，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中文原创 | 人文社科 | 传记
《江河行地，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庚》
王冬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
王冬妮：美籍华人，王赓孙女，出生在上海，先后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师从国际著名古典学家伊恩·莫里斯教授（Ian Morris,《西方将要主宰多久》作者），并在斯坦福大学古典系取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经济史。现居德国，从事自由写作，著有作品《了不起的古希腊》。
本书是斯坦福大学史学博士王冬妮对民国少将王赓的往事钩沉，也是孙女对素未谋面的祖父坎坷一生的深情追忆。
王赓，1895年甲午战争之际出生于江南世家，十六岁考取庚款留学生，与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同学。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来考入西点军校，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八名西点毕业生之一。1919年1月，随团出席巴黎和会，1923年任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同年晋升陆军少将。一颗军政新星正冉冉升起。
然而，踌躇满志的他，却意外地卷入一场著名的恋爱风波之中。他是出局者，却有君子之风。他的妻子，爱上了他的朋友。她是大名鼎鼎的陆小曼，他是风流文人徐志摩。
淞沪会战打响后，他因一场无妄之灾被污为叛徒，被羁两年，身染重疾，仕途亦急转而下。1942年，国内战况焦灼之际，47岁的他重获重用，随团赴美，却在途中客死埃及。
命运曾慷慨地给予他恩赐，却在一个个重要的人生节点，跟他开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玩笑。历史的滚滚洪流裹挟着他的一生，但他也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吉光片羽。
值班编辑 | 小飞仔
值班主编 | 刘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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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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