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如何理解经济到底是靠穷人还是富人来支撑？为什么我们的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赶不上富人的生产能力？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富人有信心投资生产，让穷人有能力放心消费，让经济能够平衡发展？
一、如何理解经济到底是靠穷人还是富人来支撑？
最近，有个读者私信问我，经济到底是靠穷人还是富人来支撑。
我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他说，他们一群朋友聚会，讨论起现在的经济形势。十几个人分成两派。一派说，经济低迷，是因为有钱人移民多了，带走了财富，也带走了生意。一派说，经济困难，是因为有钱人太抠了，不愿意给工人增加工资，导致占人口多数的工薪阶层没钱消费，有钱人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导致经济无法正常循环。
我告诉他，这两种看法，都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还有片面的地方。但归根到底，富人和穷人，原本就是硬币的一体两面，也是经济的一体两面。他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富人代表着投资和生产，因为富人掌握着资本；穷人代表着需求和市场，因为穷人的基数大，单个穷人的需求和消费可能只有单个富人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但穷人的规模是富人的十几倍，所以需求的多少，消费的高低，主要还是由穷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决定的。
所以，经济的合理状态，就是富人投资所创造的生产能力，能够与穷人的需求与消费相匹配，相平衡。只有如此，富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卖出去，有利润，实现滚动循环。在这种理想状态中，富人的投资和生产与穷人的收入和消费都会同步增长，富人因有生产利润而增加财富，穷人因富人利润增加，通过增加工资和扩大再生产而增加的就业岗位，获得总收入的合理增长，经济能够维持良性的循环和发展。
如果富人的投资和生产太少，不能满足穷人的消费，就会供不应求，通货膨胀。而通胀将稀释富人的财富，通胀还会缩小穷人的购买力，降低穷人的生活水平。
如果富人的投资和生产太多，超过了穷人的需求，就会供过于求，富人生产的东西过剩，卖不出去。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降，富人的生产经营出现亏损，就会减少就业岗位。降价看上去有利于增加穷人的购买力，但因为失业的多了，穷人的总收入减少的幅度大于通缩的程度，总体上穷人也更穷了。
但人性，总是贪婪的。富人的天性希望用最少的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穷人则希望富人能够在销售收入中支付更多的工资，哪怕你会亏损。所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会有一整套法律法规来平衡企业中富人的利润和穷人的收入。
比如外国的行业工人组织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比如大多数国家有最低工资法；比如大多数国家有劳动法约束雇主不能压榨工人；比如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为累进税率，收入越高，征税比例越高；比如大多数国家有反垄断法，避免资本垄断市场卖高价；比如大多数国家明确规定私有财产，鼓励富人投资、挣钱；比如成熟国家都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向低于一定收入水平的穷人提供转移支付，确保其能够维持其在本国有基本自尊的生活。
而这些法律、制度、措施，不管是约束企业的、个人的，还是保护富人的、穷人的，大多还是以照顾、保护工人和穷人为主。为什么？因为保护了穷人，也就保护了富人。因为如果没有了穷人的需求与消费，富人也就失去了投资与生产的机会。
二、为什么我们的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赶不上富人的生产能力？
而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表面上看起来是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深层的原因是在我们的制度层面，没有保护好穷人，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薪阶层的收入，赶不上富人的投资与生产。
而我们之所以孜孜以求地痴迷于投资与生产，存在三个原因：
一是我们的“富人”构成比较复杂。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富人主要是个人，或者说是私人。在我们这个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国家，“富人”主要是国有资本，私人在其中处于少数地位。
所以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都很简单，又很明确，就是通过法律与制度，约束富人在收入分配中维持再生产的需求平衡。其最低工资、其劳动法、其工人组织集体谈判，其税收，集体合理，确保劳资平衡，最后辅以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就确保了宏观经济上的供求平衡。
而在我们这个特殊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有超脱法律规范的国有资本的存在，现有的一套法律规则只能约束弱势的私人资本，无法约束强势的国有资本，导致总体上劳资处于不平衡状态。
与此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僵化、低效，一方面行政机构在资源分配上习惯于优先照顾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从来都是负盈不负亏，导致公共财政必须利用税收来弥补国企亏损。公共管理部门在资源优惠分配给国企损失的利益，以及补贴国企增加的支出，迫使公共财政必须通过税收、非税收名目，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多的收入。这直接增加了私营企业的税负成本，间接压低了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二是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扩大了收入差距。
由于我们的“富人”中、资本中，以国有资本为主，这导致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超前投资的投资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一切资源都集中于投资与生产领域。而投资与生产领域远离大众，是富人集中掌握的领地，因而富人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遭受着“中等收入陷阱”，就最低工资和高净值人群的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平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当收入向富人集中时，平均收入也会增加。
产生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就是各国试图通过增加对农业和工业等领域的国家投资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以及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这种投资，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增加收入的机会，是不对等的。
为什么往往国有投资过多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私人资本投资却很少产生这样的后果？因为国有投资不受需求、收益回报和经济制度的约束，但私人投资，一定会考虑需求、收益回报，并被经济制度所约束。
根据 New World Wealth 和投资移民顾问 Henley & 的最新报告，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可投资财富为 1 亿美元或以上的超高净值个人（亿万富豪）数量激增了 54%，达到 29350 人。其中中国的崛起是最引人注目的，其亿万富豪人口在过去 10 年中增长了 108%，达到2350个。这超过了美国的出色表现，同期美国的亿万富豪增长了 81%。
三是二元化体制，扩大了收入差距。
在我国，存在国有单位和民营单位这个非常显著的二元体制。由于大多数的资源掌握在公共机构手中，并以优惠的价格优先分配给国有单位，自然而然，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收入显著高于私营单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即国有与集体单位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0698元；私营单位为68340元，只有国有集体单位的56.6%。
不仅在职就业者存在二元制收入鸿沟，退休人员也存在。
以在网络上贴出的天津市、鹰潭市、成武县的不同退休待遇数据来看，这三地2023年的退休金或社保待遇，机关平均为每月6553元；企业退休为2848元，只有机关的43.5%；城乡居民社保更多，每月平均为230元，只有机关的3.5%。
因此，衡量收入差距的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0年前的46.2%扩大到了去年的46.9%。这在国际上，属于较高的水平，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
三、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富人有信心投资生产，让穷人有能力放心消费，让经济能够平衡发展？
由此来看，要让富人的投资与生产，与穷人的需求与消费互相基本平衡，确保经济运作的畅通循环和宏观经济的持久发展，我们必须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措施层面从以下方面予以改进：
一是将经济资源配置权交还给市场，避免资源错配和在资源配置环节的不公平竞争；
二是要控制国有企业的扩张，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国企至少必须从竞争性领域中完全撤出，避免与民企的不公平竞争，给予民企必要的发展空间；
三是公共机构要精兵简政，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也同时减少公共机构自身的费用支出；
四是减少公共机构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让企业有能力给就业者提高薪酬。
五是要将公共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地用于对中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确保他们能够维持有尊严的生活。
通过以上措施，必定能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迅速增加国内需求，达成生产与需求的基本平衡。让富人有信心投资生产，让穷人有能力放心消费，让经济能够平衡发展。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