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无数人为它的瑰丽雄奇所震撼。
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挂牌成立，由常书鸿担任所长。在此之前，1943年3月份，常书鸿一行6人就来到敦煌筹备研究所。从甘肃的安西（现在的瓜州县）到敦煌，驼队走了三天三夜。而从巴黎到敦煌的路程，常书鸿走过了更为漫长的时间。他原先是一名留学法国的油画家，在法国9年的生活安逸舒适，家庭圆满，在艺术界也颇有名望。
常书鸿一家三口在法国里昂。
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邂逅了伯希和所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在这本画集中，常书鸿看到了他苦寻多年的中华艺术光芒，决心要去敦煌看一看。
初到敦煌，常书鸿陶醉于敦煌艺术的同时，也注意到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莫高窟前放牧着牛羊，淘金人们夜宿洞窟、烧火做饭；洞窟内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堆积在地面上，无人打理、无人修缮。直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莫高窟才结束了数百年无人管理的状态，开启了有序管理与保护的时代。然而研究所初建，横亘在一腔热血之前的，是艰苦的现实条件。交通不便、食物稀缺，办公和住宿的场所只有晚清遗留的破庙。但常书鸿心意已决，他带领着研究所成员，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向县政府借款、向当地居民募资，修筑了一条土围墙，杜绝人畜随意进入洞窟。这条围墙后来被称作敦煌的“万里长城”。他们还自创了“拉沙排”的方法，将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放水把沙冲走。壁画临摹是另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研究所明令禁止用透明纸蒙在壁画上勾线和喷湿壁画来看清线条，要求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临摹。
常书鸿在洞窟内临摹以段文杰、史苇湘等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夜以继日地临摹壁画，积累了数千幅敦煌壁画代表作的临摹品和部分彩塑复制品。
《都督夫人礼佛图》段文杰临摹
石窟无法移动，临本却可以传达千里之外。
1948年，研究所在南京、上海举行了建所以来的第一次敦煌壁画临摹展，全面介绍了敦煌壁画的丰富内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除此之外，常书鸿曾多次向政府提请拨款修复莫高窟，但这个愿望，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在国家支持下，莫高窟全面的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正式展开。1956年和1963年，先后两次对莫高窟南区进行了加固。
配合着石窟加固工程，研究所对窟前遗址进行挖掘，清理出一些被沙埋住的石窟，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抹去半个世纪的风沙，敦煌从岌岌可危的残壁危崖，逐渐焕发出生命的光彩。研究所工作者们心里一直惦念着的，还有敦煌学的研究。
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是压在他们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为改变这一状况，研究所从全国各地征聘专业人才，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系统的研究论著。他们还创办了一本刊物——《敦煌研究》，现已成为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必备期刊。1983年8月15日，“第一次全国敦煌学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担任院长。敦煌研究院策划编辑了一系列大型丛书，如《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等。
1987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左三）向年轻大学生介绍敦煌石窟壁画艺术。图源：新华社
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季羡林那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引得各国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联通国际的不止有敦煌学。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保护敦煌，成为一项国际话题。
莫高窟世界遗产地标牌（中文版）段文杰大力推动国际交流，每年派遣学者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成城大学进修。
敦煌研究院还与美国盖蒂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等机构合作开展莫高窟保护研究项目。从窟内壁画的保护修复到洞窟内外的环境监测，以及防沙工程的建设，对莫高窟全方位系统性的保护体系逐渐建成，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进入到科学保护的阶段。科研工作者们全面调查敦煌石窟的各类病害，对洞窟内的温度、湿度等进行数据分析，针对不同的病害，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大漠的风沙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从最初的“拉沙排”，到后来利用草方格沙障和尼龙网栅栏阻沙，莫高窟窟顶如今已经形成了风沙危害综合防护体系。敦煌的保护者们一步一步，驯服了桀骜的黄沙。1998年，樊锦诗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人们对她有另一个称呼——“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检查工作。
在敦煌工作多年，樊锦诗敏锐地看到了敦煌石窟保护中存在的挑战。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颁布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
这是甘肃省第一部文化遗址保护专项立法，莫高窟的保护，成为了一项社会性的事务。尽管有了较为完备的保护体系，樊锦诗依然清醒地知道，在时间的风尘中湮没，是敦煌不可避免的宿命。
早在80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就提出建设“数字敦煌”。
受技术条件限制，整个项目需要耗费巨量的时间，要赶在石窟风化损毁之前完成，这是一场人与时间的赛跑。莫高窟共735个石窟，仅壁画就有45000平方米。当时的方法是利用数码相机，对整面墙进行网格状拍摄。为达到输出要求，每次只能拍摄一小部分，而后再拼接起来。总面积巨大的壁画，工作人员就这样一点点地用双手与仪器扫描记录。如今，点开一个名为“数字敦煌”的网站，莫高窟的壁画、彩塑，清晰无比地呈现在屏幕上，仿佛触手可及。这使得敦煌石窟高清数字化图像资源得以共享。
对于需要查阅藏经洞数字资源的用户来说，“敦煌遗书数据库”则是不二之选。文献资料共享，推动敦煌学这门“国际显学”更上层楼。
从纸张临摹到数字敦煌，技术手段在变，但留存与弘扬敦煌艺术的初心一以贯之。数字技术同样应用到了石窟保护当中。研究者发现，游客呼吸产生的水汽和二氧化碳会对壁画造成破坏。因此，研究院严格限制每天接待的游客数量，并建成启用了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在进入莫高窟之前，游客会被带到数字展示中心观看影片。通过这种方式，游客在充分了解敦煌文化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在洞窟中停留的时间。
游客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欣赏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图源：新华社
此时，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已经进入到“预防性保护”阶段。
2012年，敦煌研究院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并提出了“预防性保护”的理念。也是在这一年，研究院正式启动建设国内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实验室可模拟温度、湿度、日照、降雨、降雪等各种环境条件，预演出不同自然条件下文化遗产经历的变化。这些模拟实验使得石窟保护更加精准科学。针对遗产监测、洞窟风险预报、游客管理以及洞窟本体病害发展状况等一系列保护和管理需要，莫高窟采用现代传感器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国内首个以“物联网”为基础的遗产监测和风险预控体系。2017年，敦煌研究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同年，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也交由敦煌研究院管理，形成了“一院六窟”的管理格式。为进一步推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敦煌研究院加大文物保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功申报了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1项国家自然科学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开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42项，获得授权专利40余件，编制技术标准13项，《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获批建刊并出版，国内首个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功建立。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方面形成的标准与经验，正在反哺行业。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模式，被誉为“有效保护与可持续旅游管理方法的典范”。敦煌研究院独创及与国际机构合作研发的相关文物修复、保护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500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程上。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团队，在多个省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走出国门，敦煌研究院还为吉尔吉斯斯坦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和中国方案。
2023年9月，敦煌研究院与互联网公司合作的“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上线。
“活”意味着灵动与交互。在敦煌莫高窟景区内的数字敦煌沉浸展馆，观众戴上VR眼镜后，可以“走进”洞窟，“穿越”到1400多年前的壁画世界。去年，敦煌研究院基于AR、VR技术，上线“数字藏经洞”展馆。这是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对外展览是弘扬传播敦煌文化的重要手段。敦煌研究院在国内外举办各类展览200多次（其中在国外50余次），而新媒体平台的访客已经覆盖120个国家（地区）。借力数字技术，敦煌文化已在海外“圈粉”无数。
在天津数字艺术博物馆，观众通过数字技术与敦煌文物互动。图源新华社所有的这些努力与尝试，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敦煌、记住敦煌。“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锐意进取”，这是从几代莫高窟人攻坚克难的历程中，总结出的“莫高精神”。多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莫高窟守护人扎根大漠，精心保护和修复莫高石窟珍贵文物，潜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努力探索推进文化旅游合理开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2020年，中央宣传部授予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他们的努力与坚守，配得上太多的荣誉和赞美。2018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颁奖现场，敦煌研究院修复师李云鹤，挥舞手臂走上领奖台；2022年，敦煌研究院“基于传统工艺科学认知的夯土遗址劣化机制与保护技术”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24年，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成为荣获首届“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的50个团队之一……“人才是第一资源”，不同于当年人才匮乏的局面，如今，敦煌研究院已经聚集培养了一支敦煌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多学科专业人才队伍。新生代“守护人”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让“莫高精神”焕发时代光芒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敦煌。徐喆，作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代装裱师，在安静的美术所地下室里，默默装裱修复着敦煌壁画临摹品；熊业腾，2017年从西安美术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入职敦煌研究院，参与到数字化工作当中；
李天晓，“90后”青年，通过生物科技手段给文物们“望闻问切”，使其再现生机……
从初建时的寥寥数人，到如今，敦煌研究院已有职工一千余人，是我国管理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也是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其中，文化弘扬部三百余人，负责石窟讲解与游客服务等。通过实行“单日总量控制，网络预约购票，数字洞窟展示，实体洞窟参观”的开放模式，累计接待游客逾两千万人次。
时间沧桑，但研究院的文保工作者们，以温柔守护石窟，使其本体留存，使其文化不朽。
时至今日，敦煌研究院已经走过了80个春秋。这80年来栉风沐雨，无数人前赴后继，换来了石窟重焕新生。这80年来，许多人倾尽心血，与敦煌融为一体，永恒守望。80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端。敦煌研究院，正在奔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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