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穆涛×弋舟:每个人的《史记》和司马迁

《史记今读》

黄德海 著

2024年8月


黄德海的主业是文学批评,但他也钻研古典,写过《诗经消息》。这次他从《诗经》来到了《史记》。

几乎每本经典都有很多研究专家,作为普通读者的“我”该怎么办呢?《史记》写了什么,《史记》好在哪里?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黄德海从2022年开始写,到今年出版了这部《史记今读》。

《史记今读》是一部非典型的人物志。写司马迁的家世、学习和漫游时代、仕宦之路、师友与忧愤,犹如一部成长小说,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中,考察司马迁的处境与应对,看他怎样一步步成长为一个独特的自己。


9月23日(周一)晚7点,我们邀请了《史记今读》作者黄德海,评论家穆涛,作家弋舟做客曲江银座·文意复兴,由本书责编肖海鸥主持,一起聊聊每个人的《史记》和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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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每个人的《史记》和司马迁


【时间】

9月23日(周一)

19:00-20:30


【地点】

曲江银座·文意复兴


【嘉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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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剑宗读书法》《世间文章》《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虚构的现艺》《驯养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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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散文专委会委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著有《先前的风气》《中国人的大局观》《中国历史的体温》《明日在往事中》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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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


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 " 四个一批 " 人才。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重要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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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海鸥


《史记今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艺文志工作室出版总监。


【精彩选摘】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史记》的结构与内容(节选) 


文/黄德海



杨照《史记的读法》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古往今来很多《史记》的选本,都依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考虑《史记》文章的好看程度,将‘不好看’的部分挑出来,只留‘好看’的部分。”说白了,好看不好看,关注的是作品的叙事性,也就是纪、传的“传”。前面说到的表和书,属于最不好看的部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叙事性强,算是本纪少数好看文章。《史记》绝大部分好看的篇目,出自世家和列传(尤其是列传)。


不过,司马迁立世家和列传的目的,可并不是为了好看,尤其是三十世家。《太史公自序》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记载的是诸侯列国之事,其中的人物是“辅拂股肱之臣”。诸侯列国环绕本纪的宰制者,就像二十八宿环绕北辰,三十根辐条连接在一个轴心上。世家涉及的诸侯列国有统治区域,因此写法很像本纪,也是编年为主,大事乃书。


除《三王世家》佚失,其余二十九世家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吴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皆先秦封国。第二部分《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三篇,是特殊的一类。第三部分则自《楚元王世家》至《五宗世家》,属汉初封国。首尾两部分少有异议,中间三篇,一直有人批评司马迁自乱其例。只是,《太史公自序》言,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蓺之统纪于后世”,“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外戚世家》序起首即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布衣而为天下师,匹夫而启亡秦之端,外戚而影响国运兴衰,列为世家,应该也不能算完全无法理解的破例吧?


三十世家之后为七十列传,占全书一百三十篇的一半以上。列传可以大体分为五类,一是分传,如《伯夷列传》《李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二是合传,如《管晏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三是类传,如《刺客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四是四夷传,涉及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六个区域;五是单独的《太史公自序》,属序传。


照司马迁的说法,列传主要载“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进入列传的人,或仗义而行,倜傥不羁,有嘉言懿行传于世,如伯夷、叔齐、老子、韩非、仲尼弟子等;或立功名于天下,不必全是正面行为,如管仲、晏婴、吕不韦、李斯、公孙弘等。


列传中,少数几篇也有异议。淮阴侯韩信、吴王刘濞、淮南王和衡山王,情况较为典型。他们当然算得上王,应列为世家,可韩信以反名被诛,刘濞因叛乱被杀,淮南王反叛国除,衡山王叛逆自杀,都算不上“辅拂股肱之臣”,因此未入世家而入列传。四夷为一方之国,也可以入世家,但如阮芝生所言,他们“或为敌国,或为附庸,或为外臣,其世系多不详”,并以中国纪年记事,因此只能放进列传。


列传记事,需点出传主本人的生平要点,并牵连其胸襟格局,因此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细节,于是文章自然生动,感发人的力量也深,因而“好看”。明茅坤云:“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列传贴着每个人物写,让退隐到时间深处的人们重新在文字中生动起来,才能成为历史经纬织体上的饱满血肉,引起了历代读者的共鸣。不过,《史记》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拆开单看,如晚唐皇甫湜所言——


编年记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于右,合外传于内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


不妨用阮芝生的话来说明:“历史的记载,有三种基本的方法,即记时、记人、记事。这三种方法,各有得失。记时者为编年,编年者按年月记事,可以把时间的顺序交代得很清楚,但记事则分散、间断而不能连贯,记人也只限于某一时日,不能总叙一生,而且有些事在编年体中会写不进去。……记人为传记,传记以人为主,可以把人物事迹叙述得很完整,但不能详备某一历史事件的首尾始末,也不能全载某一时期历史的多方面发展,而且有些事也会写不进去。……记事为记述事情之本末,可以详备事件的首尾始末,但不能叙述人物的一生,也不能记录某一时期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而且也有些事情会写不进去。”时、人、事既共时又历时,有时顾及了这个就要忽视那个(《史记》为人熟知的“互见法”,恐怕就是出于这个不得已),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皇甫湜说的是,《春秋》需要《尚书》配合,《左传》需要《国语》配合,才能相对规避无法两全的情况。司马迁熟读典籍,应该已经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于是采取了新方案,所谓“子长病其然也,于是革旧典,开新程”。《史记》用五体,弥补了三种方法各自的缺憾:“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便是对此问题所作的答案。纪传体其实包括了记时、记事、记人的三种基本方法,并作了一种综合的运用。《史记》五体中,‘本纪’‘表’与列国‘世家’,是编年记时,‘列传’与若干‘世家’,是传记记人,八‘书’与少数几篇‘列传’,则是纪事本末。司马迁把这三种方法会合在一起使用,成为一种新的综合的记述方法,也就构成了《史记》的新体裁。”一书兼备《春秋》《尚书》《左传》《国语》四书之长而能避其所短,无论如何都算得上空前的创举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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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了《史记》的结构和内容,再回过头来看司马父子的太史令(史)职掌。戴君仁《释“史”》谓:“由史知天道,故其原始职务掌祭祀而包括卜筮星历,都属于天道神事。”除了“知天道”,史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职能,跟文字有关。“史字形状,象人执简册,表示他的生活和书本不离。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广泛起来,他的职务范围,便一天天扩张,不但书籍归他们掌管,极可能连作教科书用的识字本,也是史所编制的。”用司马迁说的“文史星历”来综括,前者就是“星历”,后者就是“文史”。

前面已经讲过司马氏的天官职掌,不妨进一步看看文史的部分。《太史公自序》谓,“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云,“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程金造《太史公所掌文史星历说》据此推断:“太史谈、迁父子,为汉太史令,所职掌的‘文史’,就是主管皇帝家藏的书籍。”当时的皇室藏书虽然丰富,但并不对外开放。“秘府的书籍,其所以禁人观览与抄录者,还不只是由于一书写本之无多,怕有佚失。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书籍所载的,多是各家理国治民的机谋方略,这些统治黎民的方术,只能皇帝独握在手,不能操之他人,因此禁止散行于各地。”司马父子因为职责所在,得以观览皇家的丰富藏书,对当时见于记载的各类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除了读已经基本形成的书,司马迁还能接触到现在称为档案(甚至是绝密档案)的文字。《史记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此可见,司马迁能够接触到当时的很多重要档案。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说的就是这些新旧档案吧?古人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借以解决遇到的事,没有现在所谓写作这回事。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后来被尊为经典的作品,原本也可以是为解决当时问题留下的档案。如此一来,《太史公自序》所谓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就是对“文史”这一职掌的另外一种说明方式?到这里,我们也就几乎看到了司马迁的职掌与志向的关系——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在“究天人之际”前面,司马迁加了“亦欲以”三个字。其中的“亦”字,需要从汉代的具体情形来看。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崩逝,一直被祖母束缚手脚的汉武帝终得乾纲独断,不久即发出了“天人三策”中的第一问。策问中密集出现了天命、灾异、三光、寒暑、鬼神这些词,可见所询与天人关系相关。既是“今上”所问,回答此一策问的人当然很多,照李纪祥《太史公“成一家之言”别解》的说法,回应策问者两次即已逾数百,因而“必然已盈绕天下之士,成为当世欲以究明的一大汉世关键问题。司马迁亦忝列其一,所以他才会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提供的天人关系答案,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呢?相比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官书》谓:“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也就是说,司马迁并非凭空想象出一个永不变化的天,而是凭借自己的天官职掌,不断观察天象的变化,并根据这变化进行“天人之际”的探究。在司马迁心目中,观察星空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帝国的运行情况,这不是猜测,更不是禨祥,而是确定的事实。如此,“亦欲以究天人之际”就不是司马迁的谦辞,而是饱含着他对解决笼罩当时汉王朝最大思想问题的自信,更隐隐透出他获得整体认知时的强烈自豪。

此外,《天官书》赞词中的“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是否也包含着“通古今之变”的意思?前文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是同样的“通古今之变”?研究古今变化,对照当时情形,以便不断损益调整,正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之一。只有经过这番损益调整,此前沉埋在石室金匮中的遗文古事,才得以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进入整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序列。有心者不妨留意《史记》各篇的序或赞词,“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跟司马谈、迁父子的职掌有关,最后的“成一家之言”怎么理解呢?钱穆《太史公考释》论之甚明:“若其书为官史,则迁既续父职,责任所在,无所逃卸,何以其父临终遗命,乃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而迁亦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乎!即此可知记注(按记录)为官史,而论著乃家言,体例判然,断非一事矣。故迁之为此书,实不因其任史官,其书亦不列于官府,故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其书义法,自不限于官史之成制。”这样看“成一家之言”的属性,“正以明其非官书。官书者,汉志谓之王官之学,家言乃汉志所谓百家九流”。说白了,《史记》并非官史,而是家言性质的子书。或许,这也是此书最早称为《太史公》的原因。

子书只是司马迁的自我设定,随着影响扩大,最终,《史记》成了一部横贯经史子集的巨著。阮芝生《〈史记〉的特质》,说出了其中的窍要:“《史记》是‘正史鼻祖’,应属史部;《史记》是‘散文大宗’,可列集部;《史记》‘成一家之言’(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又带有子书性质(此子书不过是以史书的形式出现罢了)……《汉书·艺文志》把‘《太史公》(《史记》原名《太史公》)百三十篇’列在‘六艺略、春秋家’下,可见汉人原把它归入经(六艺)部,视它为《春秋》的嫡子。”结合司马迁的雄心,这一说法,或许可以更确切地表达为—《史记》原本的目的是“拟经”(十表类《春秋》,八书拟《尚书》),实际达到的程度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将之确认为史部之首,却也折服于其闪耀于集部的文字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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