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说衡阳 | 开枝散叶的衡阳书院，开启湖湘千年璀璨人文

山接星云，水涵日月，衡阳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人们相信诗与远方在这里交融共生。

新近出版的《志说衡阳 · 一山一衡阳》，用一个又一个来自方志里的故事，生动地呈现出了衡阳的魅力如何形成、衡阳如何一点一点地“火”起来——作为“火神”祝融的故乡，“火出圈”是衡阳的天赋使命。

“以文塑旅，擦亮湖南历史文化名片”，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行之际，我们编发《志说衡阳 · 一山一衡阳》部分文章，和读者共享“火出圈”的衡阳。

书院，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园

站在衡阳的湘江之畔，浩荡的江风从宽阔的河面吹来。风，绕不开衡阳；书写中国  思想史，也绕不开衡阳。作为湖湘文化重镇，湘水与蒸水交汇处的石鼓书院堪称长江流域  的文化地标。从理学到心学，再到湖湘学派  的崛起，它从未缺席，站在这个江河交汇之  地，看到的是一个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巨人：  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湛若水、王夫之、曾国藩、王闿运……他们都曾在衡阳的书院  辩经讲学，兴微继绝，传承华夏思想之光。 

书院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除了石鼓书院，衡阳的书院在清代曾高达 69 所，曾国藩曾评价：“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衡阳书院拥有完整的  传承谱系与时间轴，让湖南在中国思想史的  每个阶段都掷地有声，大放光彩。在这里，鸿儒硕学与人文风景，珠璧交辉；身体疲惫 和思想困顿，冰解得破。从藏书，到读书，再到讲学、育人、刊刻书籍，一千多年来， 衡阳书院开枝散叶，花开灼灼，不仅为一方 水土培育出荟萃英才，更为华夏学术赓续弦歌，开启湖湘千年人文璀璨之景。

满天星斗

衡阳书院初鸣之声始于南岳山下。

1200 多年前，辞官回家的李泌在南岳烟 霞峰下建“端居室”以读书为乐，这是衡阳 书院文化的肇始。李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 奇宰相，他在南岳归隐长达12年。如今在南 岳福严寺虎跑泉上的“极高明”三个大字，据清代光绪版《南岳志》记载就是他所书。

△邺侯书院。供图/南岳文化馆

李泌被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藏书的地方后人叫“邺侯书院”，韩愈游历南岳时曾写下“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的诗句，说明李泌当年藏书很多。

与宋代之后兴起的书院不同，唐代的书院并非官方所设，而是出自民间，它们并非以讲学为首要目的，而是作为藏书之所，专为家族、氏族中的学者及士人之间的学术交 流而设立。但是它们的存在还是打破了贵族受教育的传统，把学习从庙堂之上普及到江湖之间，致使后来的书院文化越来越受追捧。

因此首开藏书、讲学之风的邺侯书院成为衡阳书院文化的源头。此后作为教书育人 的场所，学术讨论的会场，衡阳出现了更多 的书院，开创了“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的传奇，滋养了湖湘大地文脉，延绵千年传承不绝。

在中国，书院肇始于唐，经五代，兴盛于宋，五代时期，中原动荡，官学衰微，南 渡浪潮频起，江南地区相对安定，繁荣昌盛，“儒衣书服”渐盛。降至两宋，书院发展进 入黄金期，并实现从藏书、修书机构到作为 一种民间文化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的转变，这也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新纪元。彼时，位于长江流域的衡阳，经济繁华，社会安定， 书院开始多了起来。

元代开始，书院的官学化加强，政府接管了一部分大型书院，派遣官员主教，并赐额置田。同时，私家讲学亦绵绵不绝。从两宋到清末，衡阳书院林立、书楼遍布，历史上著名的书院有石鼓书院、文定书院、船山书院等，时间跨度1000 多年，长期在湖南“独领风骚”。例如明嘉靖时期，全国有书院900多所，其中湖南124所，衡阳就有31所。清光绪年间，仅南岳就有卢潘、甘泉、白沙、东廓、集贤、景行等 27 所书院，而当时湖南每个县才4所。清代是衡阳书院发展的高峰可谓人文荟萃，满天星斗。

高峰迭起

衡阳书院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这一时期衡阳书院的代表是文定书院与石鼓书院。
文定书院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它作为湖湘文化的一源。该书院原址现今已成为岳云中学的“春秋楼”（亦称科技楼），是孕育湖湘学派的摇篮。宋哲宗年间，政治局势变动，胡安国作为保守派成员被罢免官职。他转而定居南岳，专心于教育事业。他最初创办了碧泉书院，后更名为文定书院。在文定书院，胡安国深入研讨《春秋》，不拘泥于章句训诂，旨在经世济民，感怀时事。除了其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人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学子前来求学，从而开启了理学的重要流派——湖湘学派。

文定书院作为湖湘学派人才摇篮，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湖 南近千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宋代以来，湖湘地区涌现出众多影响中国和世界的 历史文化名人，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谭嗣同、黄兴、蔡锷等，其学术渊源均可追溯至宋代的湖湘学派。

而在宋代，衡阳书院的另一颗璀璨明珠是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摄影/肖友良

石鼓书院，这座跨越了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六朝的古老学府，与睢阳、白鹿 洞、岳麓书院一同被誉为宋代全国四大书院。初建时间可追溯至唐元和年间，当时衡阳才子李宽在蒸水与湘水交汇的合江亭旁筑屋，取名“寻真观”，自此开始了他的潜心苦读，这里便是石鼓书院的雏形。唐代韩愈从这经过，并留下诗词。

宋代石鼓书院更因两次荣获皇帝赐匾而名噪一时，使得石鼓书院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然而，真正让石鼓书院声名远扬的，是理学巨匠朱熹与张栻在石鼓书院的碰面。1167 年，南宋理学中的两个思想巨人：闽学与湖湘学派的两位代表朱熹与张栻在岳麓山会面，后来他们又来到石鼓书院展开了一场学术探讨，当时四方学者接踵而至，盛况空前，以至“斋舍不能容，辟武侯祠居之”，成为石鼓书院学术史上一大盛事，流芳千古。

这段历史也被镌刻在石鼓书院的三绝碑上。三绝碑曾是石鼓书院的镇馆之宝，一绝为韩愈的《合江亭》诗，二绝为朱熹的《石鼓书院记》，三绝为张栻书写的韩愈与朱熹的诗文。然而，时光流转，古碑已不存。如今的“石鼓三绝”，是后人为纪念那段辉煌岁月而重建的。有句顺口溜说：“有书翻不动，有鼓擂不响，有字认不得。”那“有鼓擂不响”指的是石鼓，而“有字认不得”则是指禹王碑上那些无法解读的远古文字。而“有书翻不动”的大书，正是朱熹的《石鼓书院记》的石雕版本，上面镌刻的是书院办学的纲领性文献。

两宋之后，衡阳书院发展经历了一番低谷，而后在明清时期出现的“王湛之学”和船山思想的流传，又将书院的影响力推至巅峰。

明代儒学的发展方向以王阳明的心学取 代两宋的理学为趋势。广东增城人湛若水在 理学基础上创建“甘泉学派”，与王阳明的 心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湛若水对 曾是理学重镇的衡阳惦念极深，先后5次到石鼓书院讲学，他并没有多少门户之见，允许弟子们与阳明心学的子弟相互切磋。当时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甘泉、白沙、东廓等书院，是两派门生弟子的交流场所，众多一流的学术大师交相辉映，一时霞光重现衡阳，形成南宋之后的又一段佳话。

△东洲岛上的夫子楼。 摄影/杨旭

船山书院是衡阳书院文化发展的最后一座高峰。这座书院是为纪念王夫之而建。清光绪八年（1882），衡阳士绅集资在城南创建船山书院，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320 卷版捐给书院，第二年衡阳籍兵部尚书彭玉麟独捐白银12000两，买地改建于湘江中的东洲岛。书院建好后，彭玉麟力邀王闿运担任船山书院山长，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时有“南王（闿运）北俞（樾）”之称。就任山长后，王闿运施行了诸多改制。在晚清书院教育颓势之下，他力倡通经致用，实施经世教育，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使得船山书院名声大振，不但省内的学子纷纷南下，就连邻省江西、广东、福建的学子也慕名而来，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说。

经过数年苦心经营，船山书院终如彭玉麟所愿，学子们“鸢飞鱼跃”，满门桃李广布各界，成为晚清著名书院。

英才荟萃

十步之内有芳草，广厦所育皆英才。

衡阳书院对当地文化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影响中国学术走向的经史子集著 作上。《宋元学案》中载56人，大多为湖南学者，其中55人分布于湘水中下游地区，衡山17人。这明显得益于衡阳书院的发展。

书院刊印传统保存了学术研究成果，传承了先贤们的学术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普及。

两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和雕版印刷术的相继发明，为石鼓书院的印书、刻书活动提供了方便。 淳祐十年（1250 ），时任石鼓书 院山长的林畊主持刻印了 50 余万字的《尚书 全解》四十卷并为其作序。当时的石鼓书院 除了刊印常见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 典外，还曾印过一些专志。南宋淳熙年间，衡州官员程洵曾收集石鼓书院刊印成的“四 部书院专志”整理成《石鼓书院志》，也印证了宋代石鼓书院刻印书籍活动的活跃。尔后，历朝历代的石鼓书院都继承了印书这一传统。

明代《石鼓书院志序》中记载了黄希宪修成《石鼓书院志》并进行刊印的史实。《清史稿》也记载了清光绪年间刊印《国朝石鼓志》这一事件。正是由于刊印传统的赓续不断，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经史子集和专志才能传扬后世，石鼓书院也才得以更好地发挥其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作用。

山长制也在衡阳书院中形成并得到推广，这些山长多为饱学鸿儒，为书院学脉的赓续可谓不遗余力。依托石鼓书院形成了覆盖湘南地区的湘南书院群，古衡阳的区域文化核心地位大大提升，为当今衡阳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崇文重教，培育英才是衡阳书 院立身之基，“以天下为己任”的治学传统 和对“修身”的永恒追求，则成为衡阳书院文化传世千年芳华不朽的昌盛密码。

创建文定书院的胡安国虽官位不显，却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早年师从程颢、程颐之弟子杨时，钻研性命之学。入太学后，又得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之的真传，治学理念承前启后，影响深远。胡安国虽未形成系统的理学理论体系，但其以心为本、心与理一的思想对后世学者产生了重要 影响。胡安国去世后，其子胡宏继续秉持“春秋大义”之家学传统，以南岳衡山为中心，以文定书院为基地，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 他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弟子，最著名的是张栻。

朱熹所作《石鼓书院记》，详尽阐述了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特别是他 倡导的义理之学与修身之道，对后世的办学 提供了行动性纲领。

当然，最显著的影响还是人才。仅石鼓书院造就的人才就难以计数。元大德三年（1299），卢挚在诗中描绘石鼓书院 “轩户满士履”“修辞鼎髦俊”的盛况。
清乾隆年间，衡阳县令陶易写有《石鼓书院》 一诗，描绘了“英才荟萃”的景象。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说：“中国只有三个半人：两广算一个人，湖南算一个人，江浙算一个人，山东算半个人。”其中的湖南人正是指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群湘人，如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左宗棠、黄兴、蔡锷等，他们与衡阳的书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书院，对于衡阳来说就是文化的矿脉。在这里，慕学之风广受推崇，论辩之锋激荡 悠扬。一千多年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旋律始终响遏行云、绕梁不绝。从衡阳书院 流淌出的这汪文明之泉，一路卷起山花翠叶、星火流光，流经湘江、洞庭湖，最终汇聚成 气势磅礴的江潮，涌入广袤的文明之海，为湖湘文化、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增添了光彩绚烂的一笔。

本文选自《志说衡阳·一山一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