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中等技术水平，技术发展“从赶超到前沿”的转型必须依赖于创新。然而，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却导致一些新质生产力难以落地转化。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于过多的伦理和道德的判断，过度的行政干预，阻碍了事物的自然发展。
郑永年教授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就像以前道家的说法，先顺其自然生长，然后再进行干预。郑永年强调，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重新组织和优化现有的资源，讨论技术发展及其逻辑，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技术能够真正转化为劳动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将生物制药置于“中等技术陷阱”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于生物制药的探讨涵盖了发展、伦理、法律以及对社会经济影响等多个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路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经历类似。
例如，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其创新技术为当时的德国、法国和美国所效仿，这些国家随后也逐渐走向自主创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最初也以模仿和应用技术为主，随着技术积累逐步转向创新。
目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技术水平，这主要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0-1”的原创成果非常稀少，甚至几乎不存在；二是应用技术的发展，在“1-10”的刻度内大多停留在“3-7”的阶段，“8-10”的技术水平则相对较少，应用技术经常面临“卡脖子”问题。
如果将技术划分为前沿技术与赶超技术，技术发展从赶超到前沿的转型必须依赖于创新。这在生物制药领域尤为明显，早期主要依赖仿制和模仿，而现阶段则正通过创新迈向原创性，这种发展趋势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趋势类似。
中国生物制药生态圈及参与各方来到了各自进化的十字路口（图源：McKinsey & Company）
中国面临的困境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首先，伦理、法律和监管的基础是发展。如果没有发展，其他的问题都无法展开。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我们常说，美国基本呈现出一种“发展导向型”的经济，其结果是“让事物首先产生”，就像小孩出生前不急于判断其优劣。按照以前道家的说法，先顺其自然生长，然后再进行干预。
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于过多的伦理和道德的判断，过度的行政干预，阻碍了事物的自然发展。因此，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展不足和监管过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与美国竞争？
事实上，从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是从仿制还是到应用技术，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创新水平。政府也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这一点是非常积极的。
就像曾经的日本和韩国一样，我们正在产生很多新质生产力。问题在于，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导致很多新质生产力难以转化为实际经济活动。
我也向有关专家了解过，我们中国的生物制药水平其实是不错的。但由于审批程序繁琐以及医保体系对接困难，许多创新只能出海寻求国际市场，而且出海同样也面临着很大压力。在生物医药领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互联网行业也是如此。近期热议的“黑神话：悟空”成为现象级游戏，但是不要忘记，此前中国有大量的游戏因无法本地化而被迫转向国际市场。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我们也面临着矛盾的现象——尽管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不逊于美国，某些领域甚至超过美国，但在商业应用方面几乎全是模仿。尤其是在大模型技术上，缺乏原创性。尽管在某些监管领域，如人脸识别，中国能够做到美国无法实现的功能，但在商业应用方面，如大模型，仍然主要依赖于复制美国的技术。
这种情况的产生，都与监管部门的问题有关。我最近看到美国人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大量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家因国内缺乏机会而转向美国硅谷，这让人感到痛心。
这说明，中国虽然产生了大量的新质生产力，但由于体制机制不改革，这些成果往往就流失掉了。我上次去浙江，听到过这样的玩笑：“中美人工智能和芯片的竞争，不是什么中美的竞争，而是流浪在美国的浙江人和中国的竞争。”这说明我们的基因和文化都没有问题，主要问题在于体制机制。
Insight数据库公布2023年全球新药进展榜单，中国生物制药以超过30个新药进展位列榜单第五位（图源：网络）
如何实现发展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讨论技术发展及其逻辑。技术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虽然我们已从应用技术逐步转向创新，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要继续前行，必须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
我们常说“独角兽”企业是未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独角兽企业的成功往往与移民背景有关，硅谷三分之二的独角兽企业由一代、二代移民创办，许多就是中国人。这也都表明，原创性并不是中国人聪明与否的问题，而是体制机制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需要关注技术本身的发展以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技术转化为劳动生产力和经济活动？
目前，中国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在讨论财政政策、中央地方关系等“分蛋糕”的话题，我们有多少“蛋糕”可以分？我认为，主要还是应该探讨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没有发展，中央与地方就只是蛋糕谁多一点、谁少一点的问题。美国的经济体系是以做大蛋糕为核心。如何做大蛋糕，这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地方。
当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约13000美元，而美国已经超过60000美元。中国的核心问题还是要发展，需要很多的经济活动，而这涉及到多方面的探索。
近期热议的“低空经济”，并不是新鲜产业，早就在世界上存在了。在中国，本质上就是以前是政府不同意，现在政府同意了，经济活动就出现了。要真正促进经济活动，我们可以借鉴发达经济的成功经验，探索更多的经济活动方式。
我刚才提到生物制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领域的经济互动对于解决就业和税收问题至关重要。尽管中国目前面临诸多困难，但中国实际上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要素。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重新组织和优化现有的资源，这样中国才能看到希望。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体制改革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现在中国的不同行业尽管有一些特殊性，但总体情况是类似的。我们无法改变国际环境，但可以改变自身。
我认为，今年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有60多项、300多条具体措施，如果能够有效落实，中国将能够解决许多问题，也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这些制度的改革措施和建议如何落地，这对于实现“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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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杨芸淞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