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端自汉末魏初，造极于东西两晋，最终在晋宋之际渐趋消歇的清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异彩纷呈的重要篇章，然而在后世的评议中却不得不面对毁誉参半的窘境。一方面，魏晋名士汪洋恣肆的风神、咳唾成玉的辞令和抉微阐幽的哲思，令久困樊笼的俗世中人总免不了自惭形秽而暗生企羡；可是另一方面，在政局波谲云诡的危殆形势下，这些挥麈笑谈的名士竟然整日沉醉于辩名析理，甚至放浪形骸，不通世务，又使其无端背负起构乱误国的骂名。尽管现代学者围绕清谈已经做过大量翔实细密的考订，但对于满怀好奇想要深入了解其源流递嬗的普通读者而言，迄今为止恐怕仍然需要一部既能融会贯通又能自出机杼的入门导引之作。多年来精研中古文化的龚斌先生近日推出新著《魏晋清谈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将这两百年清谈史上重要的人物、史事和议题娓娓道来，逐一剖判清厘，不仅深具学理，而且雅俗共赏，堪称魏晋清谈的导览图与群英谱。
一份合格的导览图首先要为游客划定合适的游览范围，太过狭小固然使人拘于一隅而不能尽兴，过于宽泛又难免步履匆遽而浮光掠影。关于清谈的性质，学界以往更侧重从哲学史、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界定，以致时常与魏晋玄学混为一谈。本书钩稽梳理基本史料，主张除了抽象的形上之思外，凡内容涉及历史、政治、人物、生活、宗教等不同领域，具备问答形式、注重语言技巧的各类雅谈美论也都应该纳入清谈的范围。唯有适当调整衡量取舍的标准，才能如实呈现清谈在魏晋士人思想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比如东晋王羲之在兰亭邀约友人饮酒赋诗，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次“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雅集就包含着清谈的内容，俯仰感慨间充分彰显了玄对山水的意趣、安顿生命的哲理乃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扩充清谈范围的同时，作者仍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贪多务得。有学者曾将清谈的起源追溯至西汉淳于髡、东方朔等人的俳谐嘲戏，欲借此延展清谈的内容和历史。作者对此不以为然，从两者在内容、言辞上的分歧着眼，并联系魏晋时期的知识谱系和文体观念，予以辨析驳正。经过这番沿波讨源的考索，明确了清谈的内涵和边界，起到了纲举目张、统揽全局的效果。
一份上佳的导览图还需制定细致合理的游览路线，以免游客错过任何一处值得低徊流连的景致。全书条分缕析，不厌其烦，旨在对魏晋清谈的始末原委做全景式的考察。细究作者的相关工作，首先是多有补苴罅漏的研讨。比如在曹魏正始年间言及裴徽、管辂等，西晋时述及乐广、卫玠翁婿，东晋时提到桓温及其幕宾等。这些清谈人物或因活动范围远离京师等文化中心，或因谈议内容所存无几而难以考索，此前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本书则从大量史料中钩稽爬梳，详加考述，由此可见清谈活动持续时间之长久，分布地域之广阔，所涉人员之多样。其次则注重清谈场景的还原。不少清谈议题确实极富思辨意味，很能启人心智，可是一旦抽离具体的环境氛围和人物情态，总觉得缺少些许鲜活灵动的生气。在讨论管辂与诸葛原的清谈时，作者曾围绕《管辂别传》里一段攻守相争的比喻悉心诠说，强调以此来比拟问答中的往复议论极为贴切生动，并指出两晋时用两军对垒来形容清谈的现象更为常见。当日双方激烈争辩的内容虽已渺不可寻，但据此遥想悬揣，仍能稍稍窥知清谈的开展方式，令人宛若身临其境而心生无限神往。最后还强调多元视角的考察。比如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才性四本论，前人多从政治党争的视角加以阐发，作者认为还需考虑其自身特有的学术性质，否则就无法确切理解其中抽象玄远的内容，更难以解释何以到了东晋时期，才性论的政治属性早已淡化，却依然受到大家的青睐。可供比较参证的还有西晋兴起的“贵无”“崇有”之论，前人多关切其逻辑思辨的细微深曲，本书则提醒读者必须注意其中还关系到吏制、士风等现实政治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整合了不同视角的观感，才能更全面地领略到清谈的丰富内容和多重意蕴。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导览图替游客们规划了整体行程，到了每一处具体景点，还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深入介绍。本书虽以时代为线索，实以人物为关键，提供了一份详悉的魏晋清谈群英谱。其间既有对颍川荀氏、河东裴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清谈世家以及竹林七贤、洛滨解禊、兰亭雅集等清谈群体的群像扫描，也有对何晏、王弼、郭象、谢鲲、殷浩等卓绝人物的专门刻画，与此同时也没有遗漏大批兴致勃勃、乐此不疲的普通清谈者。在总结概括世家、群体的整体趋向时，作者并不疏于辨析其内部的细微差异。在论述竹林七贤时，就提到嵇康、阮籍、阮咸、刘伶等人固然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鲜明特征，而山涛、王戎、向秀等人尽管也宗仰自然，却并不攻击名教。在考较卓绝人物的思想时，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尝试着再予拓展深化。汤用彤先生认为王弼在学术上取得的创新其实是“继东汉以来自由精神之渐展”（《魏晋玄学论稿·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的结果，作者对此就尤为欣赏，并从个性自由、精神自由和学术自由等角度再做引申发挥，强调“精神与思想的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渐展’是精神自由的开放过程，也是旧学变化为新学的发展形态”，稍事寻绎，不难体会到其中寄寓的深意。至于大批普通清谈者，在学术上或许乏善可陈，有些“啖名客”“利齿儿”只求博取声名，更是无足称述，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映衬，魏晋清谈才会体现出波澜壮阔、异趋多元的风貌。
考察魏晋清谈人物离不开《世说新语》，本书作者于此精研有年，相继撰有《世说新语校释》《世说新语索解》等著作，照常理而言，在编制这份群英谱时势必驾轻就熟，毫无滞碍。不过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受永嘉南渡后南北政权对峙的影响，《世说》记录的仅是东晋南朝的情况，尚不足以反映清谈发展的全貌。为此他又从大量史籍中仔细蒐求，钩沉索隐，不仅仔细考索偏居河西凉州的张天锡参与过的一系列清谈活动，认为其清谈水准不容轻忽，还指出北方文士中其实也不乏张跃这样“学敏才达，雅善清谈”（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的清谈人物。
在这份清谈群英谱中格外引人瞩目的，是作者根据大量僧传资料和佛经典籍，还专门讨论了佛教清谈的发展状况。其间涉及僧俗交游、讲经格义、佛玄交融等重要问题，提到康僧渊、佛图澄、释道安、竺法雅、支敏度、支遁、鸠摩罗什、僧肇、竺道生、慧远等大批南北佛教界代表人物的清谈活动，甚至还有不少擅长佛教清谈的女尼，例如“谈论属文，雅有才致”（宝唱《比丘尼传·简静寺支妙音尼传》）的支妙音，“雅能清谈”“贵在理通”（同上《洛阳城东寺道馨尼传》）的竺道馨。从中既能看到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足以展现清谈活动在当时的影响力、包容度和丰富性。
魏晋清谈历时达两百年之久，内容庞杂，头绪纷繁。毋庸讳言，作者在旁搜远绍时偶尔也略有疏漏。比如在讨论汉末佛教清谈滥觞时，书中特意标举了采用问答形式的《牟子理惑论》，认为此书“虽然不是清谈的记录，却不妨当作清谈看”；介绍汉末佛经翻译情况时，又征引过该书的相关记载；议及佛经格义现象的起源时，再次提到此书依附《老子》以阐说佛理的先例。不过这部旧题东汉末年牟融所撰的佛教典籍，自晚清以来中外学界对其真伪就屡有争议，或认定确为后汉之作，或怀疑系出晋刘时人伪托，或以为真伪参半而需做甄别，至今尚无定论。在使用此书时似乎应该稍加谨慎，至少需要做些必要的交代。此外，令人略觉未惬于心的是，书中先后论说桓温幕府和慧远僧团两大清谈群体，却对与这两个群体关系极其密切的陶渊明避而不谈。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早就令人信服地辨析过，陶氏部分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本书作者对陶渊明素有研究，有过《陶渊明集校笺》《陶渊明传论》《陶渊明年谱考辨》等系列著作，对此自然熟稔在胸。或许是考虑到本书断限下迄于东晋，而陶渊明业已入宋，才不得不将其排除在外吧。不过面对陶渊明这样跨越晋、宋两代的人物，前人在处置时其实仍有变通回旋的余地，《晋书》和《宋书》就分别记载其生平而并行不悖。好在作者曾撰长文《陶渊明哲学思想及与魏晋玄学之关系》（收入《南山的真意：龚斌说陶渊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对此问题别有申说，相互比勘参照，也可以稍稍弥补本书的缺憾。
作者：杨焄
文：杨焄编辑：吴东昆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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