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今天为大家继续讲述中国特工档案第10期——特工潘怀英的传奇故事。

潘怀英是一名法官，在审讯台湾间谍的过程中发现一份绝密判决。

这份判决涉及到流落金三角到几代华人。

为此，潘怀官临危受命，带着这份绝密判决，化妆前往金三角。

这一趟，险象环生。

他不仅要平安回来，还要把流落在外的中国人带回来。

|绝密判决 作者：潘怀英

坐在我面前的人身高1.7米左右，皮肤白净，身着白蓝条纹的囚服，一直低着头。

他的身后是几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清了清嗓子，提高音量说：“被告人李定南，希望你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

“好。”一直低着头的李定南抬起了头，他交代的和起诉书都能一一对照上。

李定南是个间谍，来自台湾。

停顿了一会，突然他站了起来，说：“我要立功！”

我一听，内心很是兴奋，难道他会交代同伙大鱼？但还是面不改色地说：“好，希望你能交代出有价值的情报，争取立功。”

“台湾当局杀害了中共地下党何永年。”李定南脱口而出。

这情报非同小可，我让书记员赶紧先记下。

李定南高中文化，湖南郴州临武县人。这里临近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冒险偷渡香港，成了一种逆流。

1978年12月，26岁的李定南偷渡到香港后，加入国民党中央情报局驻香港特务组织，后派被遣到台湾受训。

我比他大两岁，当时已经是在部队服役10年的老兵，正准备上战场杀敌。

一年后，我们差不多同时回老家，我成了一名法官，李定南成了一名罪犯，我们相遇了。

李定南接受的任务，是潜伏回老家收集驻军情报，继续发展新特务，目标是6人。

因李定南刚到老家就被抓获，还未造成实际危害，依照法律可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10年。

他想在我审讯的关键时刻，争取到宽大处理的机会，于是说了何永年被杀之事。

李定男继续说，他在台湾受训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叫王强的退役台湾老情报员，找到他，要托他办一件事。

在台北郊区一家咖啡馆里，王强压低声音讲了一件事：

在台湾的地下共党何永年被判了死刑，李国辉将军受此牵连，也被无故判刑12年。可台湾当局隐瞒实情，二十多年过去了，金三角的兄弟们还蒙在鼓里。

王强说：“我手里有李国辉将军的判决书，他现在去世了我才敢拿出来。你把它想办法带到金三角，交给我的老乡黄甲明，让兄弟们知道真相，不要再为台湾当局卖命了。”

李定南一时拿不定主意，没有立即表态，回老家搞情报熟人熟路，就算被抓，大不了也就监狱里呆几年。但要去金三角送判决书，李定南觉得太冒险了，搞不好小命不保。

王强看他犹豫的表情，继续做他的工作：“不要担心，你带这份判决书没有危险。就算共产党知道了，你还可以以此立功。”

李定南认真想了想，这才答应了下来。

接着王强把判决书剪成若干条，粘贴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广东日报、湖南日报上，要他以此方式带回大陆，再想办法取道云南去金三角。

看着王强藏情报的一番操作，李定南很是佩服这位老情报前辈的小心谨慎。随即，王强额外给了他6000元现金。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大陆普通工人20多年的工资。

潜入老家后，李定南先将这些报纸，藏在郴州苏仙岭观音寺旁边的大树上，准备伺机而行。

第二天，我和法警前往苏仙岭。苏仙岭离市区4里路，我们爬山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山顶观音寺。

按照李定南交待，判决书藏在观音寺右侧第三棵大树上。

第三棵大树是一棵古桂花树，有约15米高，枝叶茂盛。法警爬了十米，古树叉开，在树中间的空洞里，摸出了一叠用塑料袋包好的报纸。

打开看，果然有人民日报、广东日报、湖南日报。

当即，我们来到看守所，再次提审李定南，要他找出报纸上的判决书。

他一一指认，用剪刀剪下报纸，很快内容拼齐，最后一份军事判决书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很好奇，郴州那么大，地方那么广，为何李定南要大费周章，将它藏匿于苏仙岭的古树上？

没想到，这也是老情报员王强提前安排好的。

原来，特务王强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在西安事变时，押送张学良来郴州苏仙岭看守。在这关押两个多月，直到转移都没有人知道。

王强认为，苏仙岭森林茂盛，很少有人上山，是块保平安的风水宝地。而李定南又正好来自郴州，选他来执行这项任务，简直是双保险，肯定能顺利完成。

我听了有些哭笑不得。如果一名情报人员，开始相信迷信，说明他们的信仰已经瓦解。

判决书的内容并不复杂。

王强口中的李国辉将军，在中国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在金三角一带，是家喻户晓的灵魂人物。

1949年年末，国民党部队从云南一路败退后，只是一名小团长的李国辉带着几百散兵游勇，跨过国境逃到缅甸的原始丛林，摆脱了解放军的追击。

李国辉发报给台湾求助，台湾方面回复：自谋出路。

大家这才明白，他们被自己誓死效忠的组织抛弃了。在走投无路之际，李国辉显示出他超人的治军能力，很快通过各种手段壮大自己的武装。

缅甸出动一万多正规军想把他们赶走，双方一交火，李国辉以少胜多打败缅甸政府军，成了国民党金三角国军的开山鼻祖。

逃往缅甸的残军成立反共联军

此时，老战友兼老乡何永年也跑来投靠他。俩人之前就私交甚好，在异国相遇，一拍即合，成了铁板一块的亲密小团体。

等到台湾重新扶持金三角国军，成立复兴部队时，何永年直接被任命为参谋长，凌驾于跟着李国辉出生入死的其他指战员之上，引来副团长卢维全极度不满。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何永年当上参谋长后得意忘形，居然把自己多次被解放军俘虏的经历，当成了光荣对手下官兵大肆宣讲。

卢维全一怒之下，在一次大会上，大骂李国辉结党营私，骂何永年是个投机分子、是共产党赤化的匪徒。

大家都知道卢维全闯了大祸，但桀骜不驯的他不愿意去承认错误。果然，第二天去部队总部开会的路上，就被一阵乱枪打死。

当时国军在金三角内忧外患，卢维全之死也就不了了之。直到1956年，在联合国的施压下，金三角国军陆续撤往台湾，先回来的卢维全的部下，已把状子告到了军法局。

李国辉、何永年一到台湾就坐上被告席。判决书显示，何永年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死刑。李国辉共同盗卖械弹，判有期徒刑12年。

从判决书上可以看出，何永年并不是我党的地下党，他只是当了解放军俘虏被释放后起了煽动作用。判他死刑，是台湾当局为了向卢维全部下交代。

我仔细看国民党军法局这份判决书，发现文尾处，书记官特别批注了一句话：“为了稳定军心，上峰指示，此判决为绝密，不许外传。”

没想到，这份初看正常的法律文书，竟然是一份绝密判决书。

从判决书的保密等级来看，至今为止，台湾都极少有人知道，更不用说一直蒙在鼓里的金三角残军。

这个发现，可远比何永年之死更为重要，我拿起判决书，马上向上级领导汇报。

几天后，领导叫我去办公室。还没坐定，领导握住我的手，说：“现在要派你去金三角，送达这份绝密判决书。”

任务来的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

我虽然是名法官，但之前服役的部队就在云南边境，我还参加过部队的秘密任务，前往老挝参加过作战任务，对金三角一带比其他法官都要熟悉。

更为重要的是，我一直想深入金三角残军的腹地，去寻找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人。

这个人就是我的三叔。

我没有见过叔叔，但从小父亲就给我说过，我们一家人都是三叔救的，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父亲告诉我，有一年爷爷病重，当时家里穷得无米下锅，没钱看病，就在爷爷奄奄一息之际，三叔突然回来了，还拿回来8块大洋把爷爷送去了医院，捡回了命。

原来这是叔叔替有钱人当壮丁，赚回8块大洋。后来为了解决家中的生活困难，叔叔先后5次替人当壮丁，靠此挣钱养活了我们一家人。

第五次叔叔当壮丁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抗战最艰难的那几年，父亲也去当兵了，打听到叔叔跟着中国远征军去缅甸打仗。

为照顾爷爷奶奶，父亲当逃兵回到了家。奶奶去世前把父亲叫到身边，要他记住一家人能活过来，全靠叔叔用命换。奶奶要父亲想办法去找叔叔，如果是尸骨，把他和爷爷奶奶葬在一处。

父亲临终前也留下和奶奶一样的遗言：

“儿子，你奶奶的心愿只能靠你完成了，你当兵在云南，如果去金三角执行任务，一定要记得找你叔叔。即使找不到，你努力了，尽心了，我不怪你，你的奶奶也不怪你。”

于是我无比关心金三角残军的动向，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专门成立“对境外蒋军残部广播”，一到春节，就安排残军将领的家属去协助播放，用亲情呼唤残军回家团聚。

虽然不知道叔叔是否留在金三角，但我想万一瞎猫碰到死耗子，非常积极地给广播组写稿，前后发表了一百多篇，盼望着有一天可以把流落在外的叔叔劝回来。

可惜，任凭广播稿雪花似地投出去，哪怕后来数千残军回国，也依然不见我叔叔的身影。但这却意外训练了我的写作能力，让我留在部队提干后来成了法官、记者。

 
这个家族的秘密，我当然没有和领导说。

领导听了我坚决完成任务的表态后，很是高兴，笑着说：“判决书的内容，其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只要送到，肯定能让敌人土崩瓦解。”

出了国境，我就不是法官，而是一名情报人员。我非常清楚，孤身深入金三角，如果暴露了身份，那将必死无疑。如果不想死就要像李定南这样，出卖组织的秘密，我是誓死不会那样做的。

因此出发前，我对家人和弟弟说，我是随中国企业考察团到老挝进行公路考察，没有说去金三角。如果一两个月没有我的信息，可到某单位找某某人，确定我失踪的结果。

1980年10月16日，我从云南磨憨口岸进入了老挝。

老泰边境的山村

这时我是商人打扮：西服，白衬衣，领带，礼帽和旅行包。口袋里装有精致的烟盒，打火机。最重要的信，分开藏匿在多处：口袋盖、衬衣领子、衣扣子边……

军人在战场上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做情报工作也一样，首要的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才能完成任务。

进入老挝，我首先想到了华侨陈珍。她住在南晒寨子，这里是个傣族寨，有200多户人口。

 我记得很清楚，陈珍家门在路边，有一棵大阔叶树，房子是吊脚楼，楼上住人，楼下圈养牛羊。

下午12时，我很快找到了陈珍的家。

“陈珍在家吗？”我一边问，一边上了楼，见房门是打开的，屋里有一个老年妇女，她抬头诧异地问：“你是谁？”

她的话音刚落，突然冲上来十多个男女青年，其中4个男子用枪对着我大叫：“可能是他，抓起来打死他！”

4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不由分说，将我五花大绑，押到寨子的聚事操坪里，绑在了一棵大树上，我反复解释：“我是好人，快放开我！”

没有人理睬。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亚热带的白天很热，我被绑在大树上，口干舌燥，不住地用舌头舔嘴唇。

看四周，除4个男子持枪看着我，其他人三三两两在交头接耳议论什么。

再看我的旅行包，就在我的右边台阶上，没有翻动，我放心了许多。

出发时为了慎重起见，我将判决书以写日记的方式，每日一两句拼在近两个月的日记内，以防止衣服内的信被毁后还有备份。

等了一会儿，也没有人来搜我的身，看来他们不是为了钱财，也许是发生了什么误会，我不能慌，必须沉着冷静应对。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仍旧没有人理睬。

到了下午5点，突然场外一片骚动，寨民们围着一个姑娘走来了。

族长领着姑娘快步向我走来，然后指着我，恶狠狠地问：“是他吗？我们决定让他河葬！”

“陈珍！”我惊喜大叫，这正是我此行要找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陈珍望着我，先是困惑，很快就露出了笑容：“快！松绑，他可是我的恩人！”

11年前，我随连队参加援老抗美，驻扎在南晒寨子附近的树林里。

有天上午风雨交加中，一个小姑娘赤着双脚，冒着大雨来到我们驻地。我以为她饿了，马上拿出压缩饼干给她。

她接过饼干不走，说她叫陈珍，她的阿爸病故了，临死前吩咐她阿妈，请求中国部队帮忙做一口棺材安葬，他不想按老挝当地习俗进行水葬。

他们一家是云南逃难过去的华侨。

我马上报告连长。连长带领一个排伐木，很快做成了一口棺材，抬到了陈珍的家门口。

一家人见我们真抬着棺材来了，一齐跪在我们面前哭得像个泪人。我们协助陈珍一家，将她的父亲顺利下葬，完成了老人的夙愿。

陈珍当年14岁，今年已经25岁了，落落大方，和之前大不一样。要不是我这种见人不忘的本领，还一下认不出她。

在老挝泰国边境送山货的陈珍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她把我领进了家里，向我道歉，并说出了绑架我的原因。

近来他们寨子有女孩被人贩子拐走卖掉。陈珍看见过人贩子模样，要大家都提高警惕。今天她去中老边界卖山货，寨民把我当成了人贩子，给抓了起来。

说完误会，她又好奇的问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我告诉她，这次是路过，准备去泰国给一个亲戚送信，叫他回家，为让亲戚相信，我如今叫小名“李定南”。

陈珍常年在金三角一带做生意，见过有人去金三角找亲人，她没有感到奇怪，只是问我怎么送，那边有人接应吗？

那一带很复杂，外人很难进去。我如实说没人接，走一步看一步，很简单，就是带一个口信。

陈珍想了想，爽快对我说：“那我陪你去，以兄妹身份，你就是我哥，有个搭档办事方便多了。”

一听，求之不得，正是我想说，还没找到合适机会说的计划。

从南晒到会晒，有150公里，再从会晒过了湄公河，就是泰国的清莱省，这里能进入金三角残军的腹地。

路程本不远，因金三角情况复杂，一般去泰国的人很少走这条路。

第二天一早，我和陈珍搭乘老挝的敞篷车就上路了。

车子在沙石路的树林里，一路颠簸穿行，速度很慢。下午6时，太阳落山了，才到达了会晒郊区，突然路上冲出几个蒙面武装，持枪拦住了我们的车。

其中一个大喊：“要命的，赶快把钱财拿出来！”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这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看了一下身边的行李包，看来这个是保不住了。不知道这些劫匪会不会对我身上的西装感兴趣，突然觉得不应该穿这么好。

就在这时，陈珍却悄悄告诉我，别怕，这是苗族武装下山抢劫。

一说苗族武装，我心里更犯嘀咕，当年我们部队援老抗美时，他们就是主要敌人之一，大大小小的仗打了无数次，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

车上有25个乘客，中国人只有我一个，他们一个个交出钱，没有钱的，拿出大米，包谷。

正在我冥思苦想如何解释我这个中国人身份时，只见陈珍走到一个持枪大汉面前，嘀咕了几句。

大汉附耳听完，手一挥，竟然就放我们走了，没有要我们交出钱财，也没有盘问我的身份。

一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陈珍和苗族武装的交流，让我忍不住怀疑，她是不是苗族武装的人？

到会晒集市后，我们找了一家叫“温安之家”旅社住了下来。

我需要先确定陈珍的身份，如果她真的参加了苗族武装，对我执行任务极为不利，我需要摆脱她，重新想办法。

我严肃问她，是不是参加了在山上的苗族武装。

没想到，陈珍说她和这些武装分子还真有关系。看我一脸严肃的表情，她突然笑了起来，说放心，她是华侨，绝对不会做危害中国的事，更不会害自己的恩人。

就在几个月前，陈珍到会晒做山货生意。主要是将各寨子打猎的猎物皮如老虎、豹子、麂子皮晒干加工，再到老泰边界贩卖，很好卖，价高，尤其是麂肉干巴价格高，买的人多。

车子刚到会晒湄公河旁，陈珍下了车，卸下山货，准备就近在寨民家住下来，等泰国商人来批发。

突然树林里发出嘈杂的声音，有人叽里呱啦大叫，还有人说：“快，跟我们走一趟！”

她拨开看树枝一看，只见4个武装持枪押着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高个美国人，美国人举起双手在努力解释什么。

陈珍常来往这一带做生意，遭遇过多次抢劫，而且有基本固定抢劫犯，这4人中有1人她还认识，苗族武装一般不会杀人，只要钱财。

美国是苗族武装的金主，这些武装对美国人一直是毕恭毕敬，今天怎么会动武呢？

胆大心细的陈珍马上冲了进去，对着他熟悉的那位武装笑着说：“几位好汉，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伙人，不懂这里的规矩，有什么事对我说，别难为他，要钱还是要粮说吧”！

“我们不会伤害他，只是要他带信回美国，我们为美国出生入死卖命，为何如今不管我们了？”

陈珍听完，一下放心了，估计是言语不通造成的误会，马上对美国人使眼色，说确实是美国不对，这些苗族兄弟在山上真不容易，美国应该把他们接走。

眼前的美国人这才明白劫匪的诉求，连声说回国一定转告，并拿出几张美元、泰铢分给了几个持枪大汉。

送走了几个劫匪，美国人很是欣赏陈珍的勇敢，说自己叫克沙，是个记者，住在泰国湄赛街20号，今后到湄赛遇到什么难事，尽管找他。

后来陈珍到泰国做生意，因追货款找过克沙几次，克沙都很热心帮忙，他们成了好朋友。

一个美国记者常驻金三角，我可以确定克沙所在20号一定是情报站，只是陈珍不知道而已。

我一下兴奋了起来，因为美国情报站就是泰国及残军的联络站，情报互享，政策调整，形势变化，美国从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立马对陈珍说，应该见一见克沙，请他帮忙先带纸条给亲戚，比我们贸然前行好很多。

就是不知这个美国人会不会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