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袁同礼年谱长编》序，标题系编者所拟。
雷强博士多年辛苦勤劳所编的家父《年谱长编》就快出版了！我想借此短序不但要恭喜他编成这年谱，也要感激他为收集、考订如此巨量史料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
20世纪50-60年代初，袁同礼先生、袁慧熙夫人与袁清在华盛顿家中。
首先我要指出寻找家父资料的难度。家父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离开中国大陆来到美国是1949年2月；由于我们那时在战乱中出国，匆忙之中无法将1949年以前的文件随身带出，而且家父本拟在局面稳定后返回北京，继续为国家服务。因此家中原本只有自1949年至1965年间家父与友人、中外各机构的往来书信。家父去世后，母亲和我们姐弟决定把这些书信交由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保存，即“袁同礼档案”，这些资料我和我的侄女袁书菲（Sophie Volpp）尽量设法供给雷博士利用。但留在大陆的资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已散失，1949年前的档案史料我本以为不可能收集到，幸得雷博士多方穷尽式地探询和搜集，基本上将家父在中国大陆工作时期的前大半生——也是他事业上最有成就最有光彩的时期全景式地展现给今人。雷博士的功劳有目共睹，我实在要恭喜并感谢他的毅力和执着！
袁同礼（1895.3.25-1965.2.6）
家父的大半生是在国家内乱外患中度过的。他生在甲午后，正值清政府签了《马关条约》，将台湾省割让给日本；他读北大时，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他事业最成功的时期也正是中国面对军阀、内战、日本侵略的时期。
他最不朽的功劳应该是把那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上图，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国际性图书馆。从图书馆的设计、基建，到图书卡片目录、采购善本、国际图书交换、图书保存，以及创办图书馆馆刊、季刊，各方面他都有相当的主导力。此外，家父有计划地栽培了众多人才，著名的有王重民、向达、赵万里、谢国桢、孙楷第、钱存训、张秀民、严文郁、汪长炳、徐家璧、顾子刚等。
1955年4月5日，杨联陞致袁同礼、袁慧熙函。
1959年3月13日，费正清致袁同礼英文函。
1959年4月23日，戴密微致袁同礼。
在美国的那些年（1949—1965），为了谋生、养家，他多方申请研究资助，并降低身份，谋取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工作——但这也是他伟大的一面，能屈能伸。在美国，他一边辛勤工作，一边作科研编书。他的巨作《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中国留美、留英、留欧大陆博士生论文目录，和“新疆研究丛刊”中的多种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完成的。除此之外，还编纂“中国考古艺术目录”等未刊稿。
1919年2月24日，任鸿隽复袁同礼函。
我在北京出生时正好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两星期，父亲八月上旬离开了北京，避免被迫成为日伪的傀儡。我半岁时，母亲带了我们四个孩子逃往内地。抗战时期，父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不在家。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京两年多，他公务社交繁忙，我很少见到他。实际上我对父亲真正了解是到了美国以后，那时静姐、澄哥都先上大学、研究院，然后就业，只有我陪着父母在家。我们在华盛顿的公寓离国会图书馆很近，步行十来分钟可到。我记得路上父亲给了我很多劝告，譬如说我需要奋斗，不要放弃目标。关于国家大事，父亲有一句话我一直没忘：只要中国不打仗，一定会强大起来，因为中国人聪明苦干！很遗憾，他一生真没有体验过几年的太平！
我住在家时深深感觉到父亲总是把他的时间排得很紧。五十年代后半期，我们搬到华盛顿西北区，离国会图书馆有一段路程；他每天一早上班，傍晚六点左右才回家。晚饭时我们总是用无线电听国际新闻，有了电视后看新闻。晚饭后他继续做他的编目工作一直到深夜。周末对他来说也不是休息日，而是多出两天的工作时间。他虽天性好客——我们也有时请客到家吃饭，但他不愿意客人坐得太久。客人离开后几分钟，他又恢复工作了。我想如果他不这样勤劳工作，也许可以得享高寿。
1921级、22级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员与教员合影。
雷博士的大作是一个显微镜，把家父的一生放大，让我们观看他的交往。从这年谱巨作我们可以看到家父和国内的文化界、西方的汉学家的互动。当然家父的专长在图书馆界，可是这年谱也很鲜明地表现出家父的学术范围包括历史学、文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领域。《长编》的重要优点之一就是它把众人与家父交往的信件全文附上，这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中外学术界的动态和联系。因涉及人物众多，恕我不能一一道来，只能略举知名人物：中国文化、学术界人士有蔡元培、梁启超、李石曾、顾维钧、张元济、陈垣、徐森玉、周诒春、胡适、李大钊、陶孟和、赵元任、陈源、蒋廷黻、李书华、陈受颐、任鸿隽、洪业、李济、傅斯年、罗家伦、郭廷以、裘开明、劳榦、杨联陞、方豪、何炳棣、陈祚龙、王伊同、赵万里、王重民、钱存训、蒋彝、刘麟生等；老一辈的西方汉学家则几乎全都与家父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譬如伯希和（Paul Pelliot）、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斯文·赫定（Sven Hedin）、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富路德（Luther C.Goodrich）、恒慕义（Arthur W.Hummel）、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费正清（John K.Fairbank）、卜德（Derk Bodde）、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戴德华（George E.Taylor）、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颜复礼（Fritz Jäger）、福华德（Walter Fuchs）、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图齐（Giuseppe Tucci）、德礼贤（Pasquale M.D’ Elia）、噶邦福（John J.Gapanovich）等。
1928年6月1日，恒慕义致袁同礼英文信（底稿）。
1928年12月7日，蒋廷黻致袁同礼函。
1934年8月25日，袁同礼致恒慕义英文信（Photostat影照本）。
因为父亲1949年离开大陆，1965年就去世了，他又从没去过台湾，现在两岸的年轻学者很多都没听说过他。雷强博士的《长编》有力地填补了当前中国学术界的空白！
再过两年，2025年，父亲就过世六十年了，今年我也八十五岁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很快见到雷强博士的巨作出版。家父一辈子吃苦耐劳。1949年他来美国时已过半百。他一边要继续学术研究，一边又要养一家五口。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决裂，台湾政情又有白色恐怖，他只好在美国留下，最后在国会图书馆工作到退休，1965年刚退休不久就因病去世了。雷强博士能把家父一生的经历，尤其是1949年前的一段，以年谱的形式编出，让读者能够从图书馆的角度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欧美汉学史的发展脉络，这不仅可以告慰家父，更有功于整个中外学术界。不过对我——他的小儿子，父亲宽厚平和、和蔼慈祥的面容永远照亮我的心胸。
2023年3月6日，新泽西州平原镇
作者：袁清
文：袁 清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