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图源:Pixabay
撰文 | 张天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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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9日,科技部发布了《关于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关项目评审请托问题处理的通报》,对请托人员、评审专家以及相关辅助人员的情况进行了公示。
通报显示,2021年7月,现任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孙倍成,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工作期间申报了2021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通过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搜集、分析潜在的评审专家信息并实施请托、“打招呼”,寻求对其申报项目予以关照。
其中,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邵宗泽、河南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刘仲敏、湖南师范大学杨荣华、西南林业大学刘爱忠作为该项目评审专家,接到请托后未按规定向评审组织方报告,也未主动申请回避。东南大学赵远锦为孙倍成实施请托提供了协助,并在科技部核查有关违规问题过程中,违规联系孙倍成并透漏相关调查情况,妨碍调查核实工作。
科技部已经终止了该项目评审程序,根据相关规定,孙倍成被禁止7年内参与财政资金支持的科研活动,赵远锦被禁止5年内参与此类活动,邵宗泽、刘仲敏、杨荣华和刘爱忠被禁止3年内参与。这些人员的行为均已记录在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中[1]。
这次受到处分的科研人员,有多位在科研界有着较高的影响力,拥有多顶“帽子”。其中,孙倍成、赵远锦、杨荣华三人为国家杰青,孙倍成、杨荣华两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还有多人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头衔。
这些处于高位的科研人员集体涉及请托行为,甚至试图妨碍科技部的调查,足见科研项目申请中请托现象的普遍程度。
早在2020年,科技部就研究制定了《科学技术活动评审工作中请托行为处理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对请托行为的处罚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实施请托行为的申请者在一至三年(包括三年)的时间内不得承担或参与由财政性资金资助的任何科学技术活动。向多人进行请托或屡次违规的申请者,将面临三至五年的禁令。对请托行为隐瞒不报和进行人情评审的评审专家,同样会面临三至五年的禁令。若造成严重后果或影响恶劣,申请者和评审专家将会面临五年以上甚至永久的禁令[2]。
然而,在这项规定出台后,请托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即便明确规定了对请托行为的惩罚措施,仍然不能阻止部分科研人员铤而走险。本次科技部通报的案例,正是在《规定》颁布后的2021年发生的。在今年第一批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学术不端行为通报中,也有两个案例涉及请托问题。
2022年,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季节组织线上会议,安排有关人员收集可能的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信息,并在会后由季节和他人联系了部分专家。2023年,又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为自己申请的重点项目,向多位潜在的评审专家请托;华北电力大学的杨立军则是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过程中,通过发送邮件等方式向多位潜在的评审专家请托[3]。
实际上,科研项目申请中的请托行为早已成为普遍现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科学基金》期刊曾发布的一篇论文显示。2018-2021期间,评审专家在项目评审中,没有被“打招呼”的比例始终只有二成多,而被打过招呼的比例超过七成。
只是随着对请托问题的重视,评审专家在项目评审中没有被“打招呼”的比例从21.58%上升到26.99%,偶尔被“打招呼”和经常被“打招呼”的合计比例从78.42%下降到73.01%。同时评审专家,主动申请回避的比例从2018年的5.77%提升到2021年的10.06%。
但从总体看,在科研评审过程中“打招呼”,仍然是普遍的潜规则。2020年《规定》的出台,也没有对项目评审中“打招呼”泛滥的情况形成明显的遏制[4]。
为了清除这些顽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请托行为禁止清单》,对科研人员、依托单位、评审专家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的24类行为进行了规定,并且针对评审专家被“打招呼”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
过去对于评审专家名单的保密缺乏法律依据。现在评审专家名单已经被列入工作秘密,泄露即泄密,可以依法惩治。同时,在会议纪律方面,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围会”行为;除了会议提问环节外,避免评审专家与答辩人员主动交流;答辩结束后,答辩人员不得在评审专家住地和会议地点逗留。在评审专家选取方面,将优化评审专家组的组成和人员结构,并合理设定同行评审的比例[5]。
部分学部还提出了更细致防范方法。将专家与答辩人进行物理隔离,集中保管专家手机;答辩类项目评审会议在一天内完成,评审专家中午在会场进餐和休息。答辩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得在评审专家驻地住宿、用餐;答辩结束后迅速离开,不得逗留等[6]。
据《中国青年报》2023年报道,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自然基金委共收到反映“请托”“打招呼”的投诉举报58件,均已启动调查。
2024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推出了更多新举措。强化项目会议评审的投票结果保密,不再显示建议不予资助项目的得票信息;优化评审专家的通讯工具集中保管措施,并实行会议场所封闭管理;改进评审专家公布方式,全年评审工作完成后,年底统一公布年度会议评审专家名单[7]。
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窦贤康表示,专项整治工作确实取得了成果,但还需要持续投入,“这个效果不能是昙花一现,我们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8]。”
整治后,
“打招呼”依然普遍
所谓顽疾,意味着很难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治。尽管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日渐重视,也在不断采取整治措施,但想要彻底扭转科研环境中的“打招呼”风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向《知识分子》表示,尽管从总体来看,评审专家的打分还是以申请书质量和科研成果为基础,大多数评审专家仍然有自己的原则。但现在申请各类科研项目仍然“不排除要‘打招呼’的”。
越是重要的项目,人们“打招呼”的意愿越强烈,并且会更积极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关系来达成目的。
申请人如果在申请阶段临时抱佛脚,仅仅通过猜测向不熟悉的专家广发信息和邮件“打招呼”,恐怕很难引起注意。实际上,人脉关系的网,早就在平常通过各种方式结下了。
这位青年科研人员介绍,通常在提交科研项目申请后的评审阶段,学术界会组织或参加学术会议,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认识的机会。在会议期间,参与者会互加微信,加深彼此的印象,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姓名、所在单位及研究方向。
由于年轻人通常缺乏人脉积累,导师往往还会带他们拜访业内知名学者,为他们铺路,这也是现在学者热衷参加学术会议的原因之一。打下了人脉基础,有时甚至不需要申请阶段的“运作”,也能得到照顾。“多参加、多讲自己的研究,让大家记住你,也是为了交到更多的朋友。如果某位评审专家对你印象深刻,不排除他收到你的本子之后就会对应到人。”这位青年研究人员说。
近年来对“打招呼”惩处力度的增加确实有收效,但某种程度上却加强了关系的重要性。这位青年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存在一定的风险,评审专家通常不会给没有交情的人提供过多的帮助,大多数的帮助还是基于研究人员既有的人脉关系和利益网络。这也意味着,平时打好关系和人脉就更重要了。
基金委强化项目会议评审的保密,切断评审专家和申请人之间的通讯,都是正向的改革措施,但这些措施会议评审前的函评阶段效果有限。函评专家往往需要在数周到一个月时间内评审多份申请书,要他们同外界断绝接触和联系不可行。而函评分数对项目能否进入会评以及结果如何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科学基金》期刊的一篇论文显示,由于受理项目的快速增长,以及管理者依赖熟悉专家的倾向,评审专家需要在短期内完成大量同行评议工作,工作强度远远超过了国际同行水平。
2020年和2021年,被指派评审15项以上项目的函评专家分别占总数的60%和35.21%,此前这个比例没有超过10%。对于只能以业余时间做评审的专家,这个负荷已经很高,分配给每一份申请书的时间有限[9]。
可以说,函评专家注意力是项目评审中的稀缺资源。在科研项目申请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在,评审专家的哪怕一点倾向性,很可能会左右申请的成败。这也显得“打招呼”更为重要。
而在会评阶段,关系还是有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位青年科研人员表示,领域内会评的专家相对固定,比如各领域的一些院士、杰青、优青大都会参加。在评审期间他们会被收走手机,但如果在会上看到来自自己单位的申请书,也会有个人的倾向性。
消灭“打招呼”,
需要改革科技体制
一位多次参与科研项目评审的专家对《知识分子》表示,“打招呼”之所以成为顽疾,与科研体制中的资源分配机制密切相关。对于基础研究,现在稳定性的经费支持比例还是太低,科研人员只能去争夺竞争性的科研项目。
他表示,现在整个科研体系把项目看得太重,滚雪球效应太强,能否拿到项目和工资待遇甚至整个职业生涯的声誉都和项目挂钩。这实际是把项目变成了帽子,完全违背了科研项目设立的初衷。
一些科研人员不想拿大项目,只想进行由好奇心驱动的小规模研究,但由于稳定资助不足,他们也不得不去卷竞争性的项目申请。如果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能给科研人员足够的稳定资助,大家可能就不必争得头破血流。
现在科研项目竞争激烈的程度,说史无前例并不过分。根据自然基金委的统计,与2023年同期相比,2024年集中接受的所有14种类型项目申请量都有所增加。2024年共接受项目申请384,564项,申请量比2023年同期增加了80,231项,增幅达到了26.36%,与2023年同期的3.38%相比有大幅增长。
而项目的资助率正在下降,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指南显示,2022年面上项目的资助率为17.56%,平均资助金额为53.14万。2023年资助率下降到16.99%,平均资助金额更是下降到49.46万[11]。
另外,能否拿到科研项目不仅关乎个人的前途,也关系着单位的利益。这位青年科研人员的观察是,单位会倾力帮助科研人员“打招呼”,这种现象在高校、公司、科研院所等各类单位中都广泛存在。对单位来说,重要的不只是科研项目的经费,还有这些“帽子”带来的影响力,对人才的聚拢效应。
“竞争性的项目肯定是要有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做过了。有一个基本保障的话,大家压力会小一点,人也会淡定一点。”上述多次参与科研项目评审的专家说,“如果说工资都不稳定、都受项目影响,各种宝都压在项目申请上,就容易铤而走险。”
“对于这种已形成的利益链生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科研体制中的资源分配机制,而仅仅依靠专项整治和评审制度的微调,那么打招呼的现象恐怕难以根除。“谁'打招呼'抓谁,好多'有本事‘的人是抓不住的。”
上述评审专家向《知识分子》解释,国外并非没有对项目和职位的竞争。但问题在于,国外对讲席教授之类的职位竞争限于一校之内,国内的“帽子”却是全国通行。想要在职业上有所发展,各个高校甚至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必须参与同质化的竞争。
“全国性的帽子真的应该取消,不取消始终是个麻烦”。在他看来,不如将这笔资金直接分配给各学校,用于支持自身的项目和人才培养,从而回归到学校内部的小同行评审机制。
从整个科研体制上看,这位评审专家认为,中国的科研体制现在仍然急功近利,对基础研究总体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僧多粥少。另外资源分配的机制也没有理顺,应当明确划定稳定性和竞争性资助的界限。现在大多数科研人员都在竞逐有限的竞争性资助,导致整个研究群体的心态动荡不安。
“科研体制方面不做一些根本变化的话,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位教授说,“整个科研体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理顺,出现'打招呼'问题应该怪谁?我觉得最不该怪的就是普通的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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