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认知，呵护自身与他人：福柯逝世40周年纪念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敢于认知，呵护自身与他人》

对“人”的概念的解构与对传统主体哲学的批评

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中，福柯着重描述了自康德以来西方人文科学所发生的又一次巨变。在哲学领域中，一方面，康德书写的“三大批判”对人能够认识什么、应该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进行了追问，从而向我们揭示了人的先天性，即那些先于经验并作为经验的前提条件的要素。另一方面，康德的人类学思想在经验的层面重复了他在“三大批判”中所作的思考。他将心灵的机能还原为认识的机能、对愉快或不愉快的感受和意愿的机能，并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揭示了人受到的种种限制性条件。在福柯看来，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康德的哲学事业，完整地勾勒出其笔下“人”的形象。这里的“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物学意义上或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是具有双重含义的、特定的哲学概念。

“人”既是所谓的先验主体，换句话说，就是真理能够被认识、道德能够发挥其约束作用、审美能够被实现的前提条件；同时，“人”也是经验意义上的、历史的、民族的、能够成为“世界公民”的个体。而通过对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具体分析，福柯指出“人”的这种先验-经验的双重性同样可以在与康德哲学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人文科学中找到。一方面，这些学科将人的生命、劳动和语言视为不言自明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像康德的先验主体一般使得我们对生命的法则、经济的规律、语言的形式和演变的认识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生命、劳动和语言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试想一下，使人的认识成为可能的先天性条件是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中、从对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得到的。人，成为这样一种存在，它既是经验认识的内容，又规定了经验认识的形式。正是这样一种悖谬构成了自康德以后西方人文科学的底层结构。

显然，福柯并不满意这样一个同时存在于先验和经验两个层面上的“人”的形象。他的一系列研究都立足于历史性的分析。正是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福柯向我们展示了“人”是如何在18世纪人本主义中诞生的。显然，这样的“人”只是历史的产物，它也可预见地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渐“死去”。但人本主义哲学家们将抽象的人视为不变的基础并将关于一切的真理奠基在这一基础之上。福柯并不否认人的存在，而是要摧毁18世纪以来基于所谓理性权力和正常规范之上对人的本质所下的定义。福柯坦承自己的错误不在于说人不存在，而在于把对人的摧毁想象得太过容易了。这说明似乎人并不会随着反人文科学的出现而轻易“消解”。

通过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变奏和合奏这一真相来武装主体，福柯阐发了一种强调功能散布和话语转换以反对先验统一和经验综合的“实证主义”主体观，旨在批判近现代意识哲学和感觉心理主义传统。按照福柯本人对西方哲学史阵营的划分，福柯显然是身处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巴什拉、康吉莱姆所在的“概念哲学”阵营，而与胡塞尔、萨特和早期梅洛-庞蒂的意识哲学阵营针锋相对。

对知识-权力及其各种基本形式的分析

首先需要澄清的误解是，福柯所分析的权力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由某个权力机构所掌握的强制力或支配力。它不涉及形而上学实体，也不涉及任何相关的机构。福柯将权力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角力关系”及其实施。当一个人试图决定另一个人的行为而另一个人则试图对此进行反抗时，权力关系就产生了。这样的关系是相互的或者说可逆的、不确定的，它们往往会根据不同的原则、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技术组织起来。可以看出，权力预设了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一个人可以被决定或可以对此进行反抗。这样的权力不仅仅是消极的，更主要是积极的、可爱的：不仅产生知识，还诱发快乐。这样的权力并不是国家、阶级、政党意义上的统治，因为统治意味着权力关系被固定了，它成为一个单向的箭头，被统治者无法说不。因此，福柯权力理论不同于其他权力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权力视为一种微观的、互动的力量关系。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误解是，福柯对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分析并不能够被简化为对话语权或意识形态所作的分析。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知识和权力是被“利益和意识形态捏合在一起的”。问题的重点并不是权力如何利用知识，进而掌握某个领域的话语权，也不是权力如何渗透甚至凌驾于知识之上，在知识中加入意识形态的内容。

进一步来说，福柯论述的知识与权力不应该被理解为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领域。知识的形成需要一个记录、积累、交流和替换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涉及某种权力形式；反过来，权力的运行也离不开知识确立、限定、分配其对象和内容的方式。因此，福柯用连字符将知识与权力连结起来，构成了“知识-权力”的复合体，以此来表明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福柯认为，“知识-权力”的复合体在古希腊主要表现为度量，在中世纪主要表现为调查，而进入工业社会后则主要表现为检查。以检查为例。检查意味着对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并据此进行筛选和排除。一方面，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套程序在各个层面对人进行评价和定位的，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学校和企业。另一方面，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人文科学能够兴起，它们的研究对象能够被筛选出来并得到确定，同样建立在检查程序的基础上。譬如，社会学需要设立标准确定所谓的“边缘群体”或“老年人群体”，而精神病学则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筛选不同类型的精神病人。因此，检查既是权力作用于个人的方式，又是“知识得以确立的规则”。当然，以上仅仅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但从中我们也能够清楚地看到福柯思考的独特和深刻之处。他所做的并不是撰写一部有关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编年史，罗列出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并指出这些事件如何反映了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勾结、相互影响。作为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教授，福柯试图发现历史事件背后更加“系统性”的结构，这些结构是“知识-权力”表现出的基本形式，是知识能够形成、权力能够运行的共同的基础。

对传统观念史的批判以及新的历史书写方式

与其他哲学家专注于逻辑分析不同，福柯的思想建立在他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梳理、论析之上。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的书“充其量只是史学工地中的哲学片简”。然而，福柯面对史料的态度、处理史料的方法与传统思想家的下述方法完全不同。第一，使用传统、影响等概念将不同的人及其思想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在教科书中找到这种方法最直接的体现：马克思的哲学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第二，使用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或社会文化环境等概念进行概括和归因，以此来体现不同思想之间的共性；在面对“百家争鸣”的历史阶段时，这种方法最为常见。第三，对思想进行一种“心理分析”，以挖掘出其背后深藏的、往往与表面相反的心理因素。

福柯认为，这些方法以及其中涉及的概念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因而仅仅是些便捷的“权宜之计”。譬如，我们很难说清楚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归根到底，我们无法成为马克思本人，无法还原出他在阅读和写作时的思想活动和心路历程。因此，这样的方法最终会陷入到对某一思想家的作品无穷无尽的阐释和评论中，会不停地追问这部作品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所传达出的话语背后有什么深层的意义。换句话说，已经被说出的东西相较于尚未被说出的东西总是显得不足；尚未被说出的东西似乎永远要多一些，始终处于有待阐释的状态，成为“过剩”，而福柯所要做的就是避开这一“过剩”的陷阱去找到一种书写历史的新方法。

因此，福柯将所有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视为一系列发生的事件而不是有待阐释的对象，他称之为话语事件。当然，这些话语事件并不是历史表面的浮光掠影，相反，它们“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系统”。问题并不在于揭示话语事件背后丰富的意义，而在于描述它们在这个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关于精神病学的话语作了如是分析。我们通常会认为，历史上的精神病学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上一代精神病学家的理论被下一代所继承，他们共同面对着固定的研究对象。然而，福柯指出，关于精神病的话语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单位”。从17、18世纪到今天，不同的精神病学家——比奈（Pinel）、埃斯基罗尔（Esquirol）、布鲁勒（Bleuler）——面对患有不同疾病的精神病人，会进一步界定、加工他们的对象，“直至将其彻底改变”，即使它们都被称为抑郁症、狂躁症或其它神经官能症。因此，福柯认为，重要的是从这些话语本身出发描述它们的对象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出现、改变甚至消失的。譬如，首先需要确定对象出现的层面。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话语中，类似精神错乱、神经官能症等概念会出现在有关家庭、工作地点、宗教团体以及艺术和刑罚的语境中。其次需要分析界定对象的权力，要表明是19世纪的医院、司法机构、宗教机构以及文艺批判家区分、确定、命名了这些对象。最后，需要分析对象在具体论述中所处的位置，而这一时期内的精神病学则是根据心灵、躯体、生活和个人历史这三个范畴在其不同的对象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相互区分的网络。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福柯能够继续追问：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精神病学话语的对象会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什么特定的机构有权力界定这类对象？为什么根据这样或那样的范畴建立分类对象的网络？这些问题的答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联？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福柯开辟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想道路，他抛弃了对历史材料、对话语的意义的分析，转而研究它们存在的方式和条件。

对批判与启蒙的继承和发展

1978年，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所作的《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把“批判”视为“不被过度治理的艺术”“自愿不臣服的艺术”“深思熟虑不顺从的艺术”。与此相对，所谓的“治理”则是这样一种运动，它通过“知识-权力”的复合体使个人在社会实践的现实中臣服。我们也可以说，批判就是质疑理性，质疑理性本身包含了某种东西会导致权力的滥用。福柯将他所说的“批判”与康德所描述的启蒙联系起来。1784年，康德在《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回答》一文中将启蒙定义为摆脱不成熟的状态，使人走向成熟。这种不成熟的状态一方面在于权威的泛滥，在于过度依赖权威的指导，另一方面则在于“缺乏决心和勇气”。

两个世纪之后，福柯在1984年的《何谓启蒙？》一文中断言“我们仍未成年”；那么，我们如何能不被过度治理呢？福柯认为，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中，不被治理意味着拒绝教会的指导权，拒绝接受现有的法律，拒绝承认某些权威所说的是真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福柯呼吁彻底的反抗或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福柯强调批判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这种深思熟虑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进行思考。“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当下为什么这样思考、这样言说、这样行事？福柯要求我们去思考这些关于我们自身的问题，思考什么样的历史性条件塑造了“今天的我们”这样一个主体。当然，在这些历史性条件中，福柯重点分析了我们在上文中提及的“知识-权力”及其所表现出的各种形式，它们构成了我们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为我们的思想和言行划定了可能性的界限。福柯认为，在这样一种深思熟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些塑造我们的历史性条件和基础并不是绝对和必然的。知识-权力或许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并非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并非一定要这样思考、言说和行事，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成为我们自身。

由此，福柯提出了自身的技艺这样一个概念。通过这种技艺，个人得以对自己的身体、行为、思想实施某些操作，从而改变自己并达到一种更完美和幸福的状态。自身技艺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句箴言：呵护自身。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句抽象的建议，相反，它代表了一套广泛而具体的实践，涉及众多不同的活动、技术和工具。譬如，自身书写就是一种重要的技艺。通过在个人笔记上记录自己的阅读、谈话、思考甚至梦，自身成为了“一个观察的场所”，一个体验的领域，其中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身体、情绪和精神的细微变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维持或改变自己的某个身份。福柯的这些论述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些参照，或许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方式去关注自己的生存和生活，将自己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来安排和塑造。

福柯与尼采一样把哲学视为对当下进行的诊断，进一步推进了哲学的非哲学化转向。福柯对历史话语的独特处理，对知识与权力的细致研究，对批判与启蒙、自身与治理的深入剖析都是他聚焦当下的历史本体论的重要内容，给世界学术界和当今社会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福柯思想对我们当今应对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挑战，面对各类层出不穷的政治、文化、社会潮流和运动，审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第一，福柯对知识-权力的批判提醒我们与科学至上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保持距离，对理性尤其是唯理性论保持怀疑。知识和权力享有共同的形式和基础，因此，当我们在运用被认为是科学、是真理的知识时，要时刻注意我们是否也在发挥知识的权力效应并通过这种效应使他人接受。譬如，我们是否在以科学的名义对他人进行说教，从而限制他人行动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要我们否定科学的成果、否定理性对人类的贡献，知识与权力的关联并不会损害前者作为真理的客观性。福柯只是要求我们认清，科学和理性本身并不纯粹，我们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对真理的掌握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其他需要警惕的元素。通过理性的方式行使治理之权，这样的历史自19世纪末以来便一再地发生，而福柯则为我们更深入地看待和分析这一现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第二，批判的态度和启蒙的精神在当下仍然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尽管福柯分析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社会，而中国社会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深受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但福柯的哲学仍然启发我们去思考塑造我们社会的种种历史条件，譬如，各类传统习俗通过家庭的传承和学校的教育塑造了我们最朴实但也最根本的思维习惯和行动方式，使我们陷入到一种“习以为常”的境况中，使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一切，松懈对事物认识的反思精神。虽然无论在我们的思想还是行动中，诉诸家长、老师等权威的确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面对我们所处社会的有效手段，但我们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反省。诚如福柯提醒我们，保有批判态度和启蒙精神，敢于认知，呵护自身，同时呵护他人，这是福柯留给我们当代人的宝贵思想。

第三，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文本和历史的新方式。就前者而言，我们能够不再囿于传统的文本阐释学，不再以追求语言文字背后的意义为目标，转而分析更为“表面”的对象——由这些语言文字构成的、不断发生变化的、松散的系统，发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得以出现的条件。这种新方式消解了传统的、由语言文字构成的、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意义单位——从一部作品、一位作家的全集到一个时期内相关主题的所有论述，从而打开了新的思想史研究空间。这种新方式不仅可以用于对历史的分析，还可以用于对文学、对绘画或影像等各类艺术的分析。

福柯发现了人类不同的思想形式中更为深刻的结构，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诚然，许多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已然涉足其中，但这些领域始终被视为专门史的一个部分。而福柯则将它们与传统的哲学问题或哲学观念联系起来，将癫狂、惩罚、性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与知识、实践和主体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介于哲学和历史之间的独特思想。同时，福柯也向我们表明了一种微观历史的可能性，这种历史隐藏在个人的生活中，隐藏在他们细微的行动中。而阅读或书写这些历史也为身处当今这样一个宏大历史观逐渐消散的社会中的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平台。

第四，在继承、发展乃至扬弃福柯思想给我们留下的丰富遗产之前，我们首先应当继续深耕他的文本，领会其中的分析方法和哲学内涵对中国社会的启示。福柯是一位学识广博、功底扎实、理论创新的思想大家。在关注其政治活动的同时，我们应当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到福柯的思想上来，剥开其充满着文学色彩的表面，了解其理论发展的具体脉络以及其中各个术语的含义，进而将他的理论与实践相互对照、相互结合。理论要联系实际，福柯深谙此道。有一些冒进的读者或许会将福柯的结论生搬硬套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上，以支持某些时下盛行的社会运动。

其实，福柯始终对自己所处的西方社会进行解剖论析，也不时地对苏联和东欧的政治氛围作出评论，而多次谨慎地避免对自己所不熟悉的中国社会发表看法。因此，重要的或许并不是福柯得出的什么结论，也不是他由这些结论出发所采取的立场，而是他据以得出这些结论的境遇、方法、过程以及其中所传达的精神。让我们像福柯那样做深思熟虑的实践者、社会底层的挖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