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出口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引擎，也代表中国的产业升级迈入新的阶段，但也由此引发了美西方国家的新一轮打压，中国产业升级之路正面临新挑战。在此背景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举办百川论坛——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产业与现代化：中国与世界”2024研讨会，邀请各界专家学者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从产业层面探讨现代化的中国实践与世界经验，为探索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贡献思想力量。
本次百川论坛共设七大议题，全方位地探讨产业与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其中议题一到议题三分别是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深入探讨了当下产业经济多个热门话题；议题四和议题五分别总结了发达经济体和南方国家产业与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议题六和议题七则分别从优化营商环境和企业的角度出发探讨其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民营企业和产业发展
民营企业作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健康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在当前阶段，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着挑战。
在开幕致辞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重点解析了民营企业在中国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指出了当前民营企业所处的困境，并提出了构建“双轨制”科研体系以激发创新活力和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他认为，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不改变传统‘士农工商’式的制度安排，我们将面临失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面对当前的挑战，郑永年建议，要构建“双轨制”科研体系。一方面，要建立面向民营部门的科技和创新政策的“新轨”，以维持和加强技术创新循环加速机制；另一方面，要改革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和创新政策的“旧轨”，以促进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另外，郑永年还提出，要逐步改革科研体制，推动“体制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形成更国际化且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体系。这样的改革，不仅能够为民企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促进科研体系的整体进步，推动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
郑永年教授致辞（图源：主办方）
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
本环节主要讨论了中国产业政策如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尤其是产业政策应如何有效支持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广核(广东)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刘化飞分析了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内在逻辑和路径选择，梳理了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脉络，指出了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新能源产业政策的重点，特别是建立一个新能源电力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及提升新型电力系统的系统调节能力。另外，他还讨论了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并强调“在科技创新和资本支撑下，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延伸百花齐放、路径不一，我们亟需突破且一定会突破，以集中优势兵力来实现跨学科、跨产业的深度融合和演化”。
刘化飞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秘书长刘为介绍了当前全球以及中国储能产业的发展情况，目前我国储能产业发展以源侧、网侧、大储为主，用户侧储能也在逐步发展，且基本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产品、技术、品牌竞争力的优秀企业，储能产品在全球市场也具有绝对优势。她还分析了我国储能产业未来发展趋势，认为中国储能产业正加速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但同时竞争态势也正明显加剧，而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储能行业如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以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刘为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孟渤讨论了中国式产业政策如何促进企业创新和出口竞争力。首先，他指出产业政策的产生原因主要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其次，他通过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试点政策如何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在政府支持下的上游企业研发投入如何促进下游企业出口竞争力，以及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弯道超车等三个案例，对中国式产业政策的效果以及今后面临的挑战作了进一步诠释。
孟渤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平对欧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反补贴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在未来五年的周期内，欧盟反补贴将对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带来重大影响。随后，他分享了对车企如何应对欧盟反补贴这一问题的见解，认为关键在于实现市场的多元化。此外，他总结了日本的经验教训并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中国跨国公司要通过在当地的本土化生产及多元化的市场，通过在中国本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迭代，真正融入外国市场。而政府对外要协助企业出海，对内要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
黄平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
本环节主要从联动香港、政府政策、技术创新等维度出发，讨论其对于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探索未来的发展策略和路径。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芝兰以香港助力大湾区升级的策略作用为主题，重温了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出的背景及2019年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央层面订立的公共政策，发展是其最终目标，创新、开放、改革和融合是手段。她认为，对于大湾区和中国内地而言，香港在吸引外资、促进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潜能依然尚待发掘。
李芝兰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前瞻产业研究院院长徐文强从技术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角度出发，洞察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他强调，中国目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而科技创新是新动力，也是根本动力。其次，人工智能发展对于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推动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作为颠覆性的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能够使得数据要素产生大量的实际经济价值，促进服务模式转变，还能推动科技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另外，他还分享了多元化发展的理念，指出多元化的科创发展生态是美国保持世界科创领先位置的重要原因，而面对未来的科技竞争，“多元化”也将成为中国必须回答的命题。
徐文强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Anthony Howell对美国地方型创新政策和中国地方型创新政策进行比较分析。Anthony提到，美国的经济运行和政府政策之间息息相关，美国政府会以吸引企业落地为目的，持续推介某一个行业，并针对这一行业制定相应的地区政策、目的性政策、区域性政策以及个体政策。美国还划定了十个二类区域创新引擎，并以此为中心吸引各类型企业发展、竞争与合作。而中国的地方型创新政策及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且政策效果会延伸到企业所在的整个行业。他特别强调，中国的技术开发区试点等区域优惠政策连同区域内其他有利外部条件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
Anthony Howell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袁冉东分享的话题以小见大，从食品行业探索产业升级助力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路径。首先，他对食品与健康以及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指出每个人的健康水平是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决定人身心健康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食品。目前，食品安全和饮食健康也是我国食品行业的两大发展方向。另外，袁冉东还认为，政府对食品行业监管不到位将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因而政府要积极引导、加强监管。“我们要有全局观、算总账，食品行业健康发展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关键，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袁冉东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产业发展与金融体系
本环节围绕如何理顺产业与金融之间关系，以及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深入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实践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围绕“金融如何服务新质生产力”分享了他的观点。肖耿将新质生产力与金融之间的关系相联系，他认为，考虑到地缘政治和技术革命等因素，我国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科技创新，也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而科技创新非常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要服务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要通过“可控的金融风险”以解决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从而实现技术创新。另外，他还指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价格，无论是资产价格、利率价格还是汇率价格，在发展新兴产业，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布局中，要更多地从总量视角关注到价格视角，更好地发挥价格的引导作用。
肖耿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浦正宁就“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新产业发展”这一话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指明了产业发展及其衍生出的产业技术和产业链等概念，并全面地归纳中国的产业及其创新发展的五大特征——产业体系齐全、产业链较为完整、产业科技创新投入成效好、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明显，以及产业劳动生产率仍有上升空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要实现产业的创新发展，核心是新产品的开发，然而私人金融市场往往没有意愿去提前涉足新产品的开发生产，因此政府引导基金是有效缓解市场失灵的选择之一。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地推进产业技术的创新，其作用机制在于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产业并形成集聚，以及吸引私募基金投资关键性的技术。
浦正宁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黎晨的演讲聚焦“地缘政治经济变局、大湾区产业发展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黎晨从历史角度出发，提出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和安全格局的演变对推动全球贸易、产业分工网络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更迭演变起到了根本作用。他强调，“金融的本质是跨时间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金融体系的形态本身也反映和影响着一个社会对于时间的集体体验与管理方式”。另外，他认为要将大湾区产业发展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置于大国金融竞争的背景下来考量，以更好地发挥大湾区的产业优势和香港的金融优势。
黎晨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本环节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发达国家在产业发展和现代化转型当中所采取的战略、政策，以及取得的成果。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资深教授Keun Lee介绍了韩国现代化与产业演变的历程，并分享了韩国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他认为，上世纪60到80年代韩国经历的压缩式发展创造了足够的中产阶级；而90年代韩国经历解压式发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进行改革，播下了向英美资本主义趋同的种子；最后，当前的韩国经历着经济增长放缓的发散式收敛阶段。另外，他还通过详实的数据从各个不同的指标揭示不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别，对于理解发达国家的产业现代化有启示意义。
Keun Lee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龚晓峰分享了他对“世界一流企业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的思考。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如何做“百年老店”？龚晓峰揭示了企业在面对快速变化市场时的生存之道——持续的创新能力。他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变革已不再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摩尔定律。如今，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预期，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远快于、高于、深于互联网时代。另外，他还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相关建议，特别是产业政策和政府监督机制方面的改进方向。
龚晓峰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比较分析了美日德韩等发达国家产业与现代化的经验。他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场景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其中特别提到了“三明治困局”，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他指出，“在面对上游压制、下游追赶的情况下，必须双线作战：一方面要提高研发能力，生产被高收入经济体垄断的高科技产品；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传统产业要提高其效率”。随后，他进一步分析美日德韩四个发达经济产业升级的异同，批判性总结了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与教训。
王勇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产业与现代化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命题。本环节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实践的特殊性出发，分享具有代表性的南方国家经验，讨论全球南方国家解决发展难题的路径选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经济研究所所长胡仕胜分享了自己对印度产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见解。他总结了印度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印度为何没能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即充沛低技能劳动力优势的主要原因、如何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政策选择及其绩效评估。胡仕胜还研判了印度产业化路径的前景：一方面印度制造业必然会迎来较大发展，另一方面印度会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国内产业巨头也将成为产业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他强调，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必须考虑印度崛起所产生的冲击。
胡仕胜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副教授Messay Mulugeta总结了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两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并强调了中非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他认为，中国在非洲工业化技术转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多元化和现代化。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让非洲国家得到了更多的产业扶持和发展，不仅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还有很多其他产业现代化方兴未艾。另外，中国也为非洲青年提供了杰出的教育和交流机会。他还就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应如何加强合作进而提高双方产业现代化水平给出了具体建议。
Messay Mulugeta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友谊则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发展融资赤字问题，指出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面临多重危机冲击，发展融资是关键、紧迫挑战。他指出，疫情以来，全球发展融资需求增加但供给减少，一些“全球南方”国家面临财政和流动性困难，需要从整体上完善全球发展融资体系，为“全球南方”的产业和现代化发展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的、符合其迫切需求的发展资金，以实现共同和可持续发展。
张友谊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利兹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Hanh Pham分享了越南产业与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她提到，越南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异曲同工之处，越南的激励性政策吸引了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推动了产业的多元化发展。然而，尽管越南已经是服装及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但目前仍然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环节。另外，越南还面临着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恶化等问题。她还强调，在当前阶段，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科技创新是越南政府制定政策的落脚点。
Hanh Pham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产业发展与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本环节围绕如何持续改善营商环境这一问题进行了研讨。
全国工商联智库专家委员、正和岛研究院创始院长施星辉聚焦产业政策与营商环境，提出营商环境最大的作用在于促使政府视角的转换，促进政府强化服务意识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他还认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难点仍然是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下一步，营商环境要向产业赋能方向优化、转变。要借鉴欧美国家商协会的发展经验，充分发挥商协会的产业认知和政策建言等功能，提升其在产业推动方面的巨大作用，降低政府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技术路径选择风险。
施星辉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黄冬娅围绕“平台经济监管与央地分治转型”这一主题阐述了她对中国监管体系的见解。她认为，我国传统治理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央地分治，监管的地方特殊性比较明显。而平台经济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治理体系的转变，包括监管权的纵向层面的集中、属地集中和多层管辖。她还提到，在过去几年，平台监管权的集中使得原有的央地分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多个方面发生了调整。
黄冬娅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叶志鹏阐述了产业发展与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产业发展是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则是某一地区的企业群体能够紧密地联合起来，依托信任机制与利益机制形成紧密的企业间联合网络，促使这个地区的企业能够组织化地参与政商互动。产业发展要助推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特定产业组织形态的形成与维护至关重要，这一产业组织形态以跨越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的企业有机联结为核心特征。最后，叶志鹏指出可能存在的制度化避责和产业链纵向控制权配置失衡等问题，将影响着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需要予以重视并解决。
叶志鹏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何冬妮围绕大湾区如何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这一问题建言献策，指出要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三化”，就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升产业政策有效性，打造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二是落实国民待遇，打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三是加强法治化市场监管，打造稳定、可持续的营商环境；四是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她还就AI时代如何打造最适合AI领域新产业新业态的营商环境这一话题进行延伸，指出大湾区要在人才、数据流动方面的规则和标准体系的构建上为全国探路。
何冬妮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企业与产业发展
企业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是动态的，随着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变化和政策调整，这种关系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本环节旨在从企业角度出发探寻新时代下的发展新路径。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达围绕“流动性陷阱下如何设计企业创新机制”这一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通过对近年来金融系统一系列关键数据的分析，他得出了相应结论，即当前我们需要正视可能面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挑战以及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在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逐步下降的背景下，如何缓解消费降级、避免内卷式竞争、设计新机制来鼓励企业从事中长期的风险较高的研发活动，以及平衡政府调控机制和市场筛选机制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王达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蔚碳（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郑圣音分享了她在ESG领域从事咨询工作的经验，并分析了企业ESG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一国企业ESG表现的改善会促进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她还从ESG视角出发解构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和新质生产力等概念，并提出ESG框架在事实上可以突破企业的范围，从企业到国家治理，再到全球治理。她表示，ESG不止于投资策略或评价体系，更是一种“共益”的生态价值观，在世界各文明体间存在共识。演讲最后，她建议和支持中国学者借助ESG框架，作为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基础。
郑圣音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先从创业者的角度出发，分享了云天励飞的创新实践，并展望了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郑文先认为，未来大模型的应用一定会从云端的AI逐步向边缘侧靠近。只有在不失去精度的前提下把大模型“瘦身”，将模型装载到前端或边缘侧的智能化设备当中，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复制和推广。他还判断，未来两年90%以上的企业都会有自己的大模型，人们的工作、生产、生活、流程都会构建在自身的大模型基础上。4年之后，全球机器人或者数字人的数量会超过人类的数量。5年之后，通用人工智能会真正意义上进入到成熟阶段。
郑文先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本文作者
GBA Review 新传媒
排版 | 李嘉欣 杨芸淞
校对 | 周宇笛
初审｜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