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息烽烟，忧时夜不眠。
天心渺难测，人事忆从前。
京国逢除夕，平生已廿年。
莫嗟清俸薄，压岁有金钱。
民国十五年（1926）除夕，路孝植（1883—1943）依着清人王宓草题《守岁图》的诗韵草成五律一首，并于次日补录在自己的日记上。此诗首、颔二联感怀时局，颈、尾二联慨叹生平，平实地记录下路孝植的周身境遇，仿佛一把进入路氏人生的钥匙。
路孝植，字壬甫，陕西省盩厔（今周至）县人，于1901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高等农业学校农学科。归国后，他曾短暂充幕，于1905年8月起任湖南甲种农业学堂监督（止于次年2月）。1906年10月，他通过学部游学毕业生试验，获赏农科举人，调部在实业司行走，后改总务司机要科员外郎。所谓“京国逢除夕，平生已廿年”，便是从这一年起算的（该联下路氏自注“余丙午入都，郎署浮沉廿年矣”，即此之谓）。
1912年4月，随着旧学部裁撤、接收，路孝植正式进入到北京政府的教育部。1912年8月，他被荐任为教育部佥事，兼任专门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负责专门高等学校事务。在当时发布的三十二人佥事名单中，另一位更有名的是周树人，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我们没有找到路孝植和周树人对彼此的记述，但两人肯定有交集，一则当时的教育部部员有限，各科科长合计不过14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二则两人在部中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许寿裳（季茀）、黎锦熙（劭西）、洪逵（芰舲）等，交游网络当有不少交叉重合之处。不过，二人的关系想必是疏远的。路孝植和鲁迅是非常不同的人，他们从相似的起点出发，却在北洋时期的最后时光里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周树人还只是周树人，虽在数年前曾与其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出版过两册域外短篇小说集，但都滞销了，无甚影响。路孝植也不是什么要紧人物，不过因是学部老人，在部中更有根基，在后来的“仕途”上更多些机会。1913年3月10日，路氏被任命为专门教育司司长，但仅一个月后即因在中央学会互选权风潮中与时任教育总长意见不合而宣告辞职。1914年2月，北京大学农科划出独立，改为直属教育部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路孝植被委任为首任校长（任职至1917年7月）。1919年7月，路氏署任湖北教育厅厅长，次年3月获得实任，但当年年底就因对武昌高师风潮的处置之法不合吴佩孚之意而辞职离任，返回北京。显然，这次外放任官是中央试图介入和掌控地方教育权力的一次尝试。1922年2月，路孝植被教育部委任为留日学生监督，并于3月底赴日考察学务。至当年7月，他又被派充为教育部编审员。到了1925年9月，路氏再次获得外任机会，被任命为湖南教育厅厅长，至次年8月免职。不过，从日记来看，这一次他并没有实际到任，而是一直留在部中工作。
北洋时期的路孝植与鲁迅
路孝植的日记，留存下来的大约有两种。一为《东瀛学稼日记》，记1902年日本留学事，是前人已知的。另一《丙寅日记》尚不大为人所知。这一日记始于1926年农历正月初一，止于六月初九（公历2月13日—7月18日），尽管时间尚不满半年，但却详细记录下段祺瑞执政府崩解、国民革命军北伐初兴、北洋政府行将就木的时代巨变下，一位北京教育部公务员（甚至是一群像他那样的公务员）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相比于同时期个人流水账式的的鲁迅日记，路孝植日记内容更加丰富、具体。比如对于1926年3月18日那天，鲁迅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十八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秋芳信。
同一天，路孝植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初五日 晴，有风，略有云气，稍寒。午前孟迪表兄与谈少勤同来。午饮于宣南春，即少勤所约也。二时诣丹崖，为陪新亲，薄暮归。仲骧、谷父、造五均如约而来，朶山亦来，乃作通夜长谈，以待明晨祭祀。朶山无文庙之役，十二时先去。得沈元裳天津信。是日，多校学生及各团体先在天安门外开会，继至国务院请愿，因与守卫军警争执，竟被击毙三十余人，负伤者百人以上。军警亦有死伤。噫，惨矣！
这一天即“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日子。鲁迅日记所记极简，完全不涉及此事。相较而言，路孝植的日记更为详细，举凡日常交际、部中公务、时局见闻无不是记录的对象。观路氏前后日记，我们便能了解“三一八惨案”的基本原委：
正月二十九日（3月13日） 近日，国、奉两军（引按：即国民军与奉军）用兵于大沽，附近轮船出入颇感不便。闻昨日有日本兵舰数艘意欲入口，不知因何发生误会，竟与大沽炮台开炮互击，并有日员负伤之说。今日，鹿钟麟有电报告请向日使抗议；同时，日使亦向外部提出抗议。政府拟先行确查，然后再言办法。
二月初四日（3月17日） 闻昨日驻京各国公使为大沽事通牒政府，有所要求，并限期答复。各校学生因大沽事，到国务院请愿。
次日，惨案便发生了。此后，他仍关注后续事态：
二月初六日（3月19日） 是日，执政命令以前、昨两日举动为共产行为，分饬京内外严重防范，并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灜（引按：即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引按：即顾孟余）等五人，另由国务院将前两日情形通电各省。闻大沽问题政府已答复各使，嗣后各国轮船可自由航行。倘无枝节发生，可就此结束矣。
二月初七日（3月20日） 执政有令，以前日国务院门前惨案或恐累及无辜，饬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查明抚恤；军警执行职务时有无超过必要程度，亦着陆军、司法两部查办。全体阁员以国务院门前惨案事前疏于防范引咎总辞职。
二月初九日（3月22日） 阁员总辞职，经执政慰留，闻已照常视事矣。
路孝植日记对“三一八”惨案的记载
路孝植虽然不断在日记中记下事态进展，但与鲁迅不同，他对事件的关注似乎止于纸面。这一期间，于他而言，最烦心的其实还是惨案当天日记中提到的“文庙之役”。
路孝植是在二月初二（3月15日）那天接到部中秘书处通知的，说“初六日文庙春丁祀典派充执事官，审定委员会被派者尚有仲骧、谷父、造五三人”。按孔子祀典以孔诞和丁祭为重，孔诞在每年公历9月28日，丁祭则分春秋两次，即农历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路孝植等人被派的是当年的春丁祭。二月初三，路氏并未赴署办公，但得到消息，他在春丁祭中的具体任务是充任“西庑先儒执事官”。初四，他于“午后到署，看书廿余页”，“与仲骧、谷父、造五约定明晚集余斋中，侯至上祭时，同往将事”，于是就有了“三一八”当日一行人在路氏家中“通夜长谈”以待天明上祭的情形。
祭孔本是北洋政府一项关乎“人心向善”和“国本底安”的重要文化政治。对于时人而言，丁祭执事或许是一种荣誉，但却是无偿的义务工作，对身体也是不小的考验，因此在实际执事的路孝植等人看来，却是一桩苦役：
初六日 丁未。大雪竟日，晚晴，甚寒。寅初，与仲骧、谷父、造五易礼服，同赴文庙。先至敬一亭休息，卯初上祭，执事如礼。送燎后，天已大明，乃各散归。惫极而卧，午后方兴……晚，头痛作呕，不思饮食，服仁丹十余粒，略安。
北洋时期的祭孔执事官
北洋时期教育部等“穷部”公务员发薪之难，是人所共知之事。不单丁祭这种临时派遣份属无酬，即便是部中法定的薪俸多数时候也无法按时、足额发放。这一点在鲁迅日记中已多有体现，而路孝植日记则提供了更多细节，两者可以交相印证。
1926年2月12日至7月18日之间，鲁迅日记共记教育部发薪四笔，路孝植日记共记五笔：
第一笔薪水于2月12日下发。这一天正好是除夕，大约考虑到部员们过年开支广，这一笔薪水额度较大，且为连夜下发。鲁迅日记：“十二日 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十三年一月分。”路孝植于次日新正补记的守岁诗尾联“莫嗟清俸薄，压岁有金钱”之下自注“除夕发薪七成”，说的便是这一次发薪。其实这一联有涂改，原本写作“今宵堪自慰，清俸有金钱”。诗固然写得俗气，但却透露出无奈、自嘲和欣喜交织的复杂情绪。
第二笔薪水于3月25日下发。鲁迅于次日领到，并在26日的日记中简要记了一笔：“收教育部奉泉三元正。”路孝植则于25日午后入署，“署中仅存千余元，今日每人发薪三元。不论薪俸等级，一律如此。教部之穷，一至于此，可叹也！”
第三笔薪水于4月30日下发。鲁迅日记失载。路孝植于次日领到，5月1日（三月二十日）日记：“昨日署中又按人发薪六元，今日领到。”
第四笔薪水于5月14日下发。鲁迅于次日收到，并在日记中简单写下：“［15日］晚教育部送来奉泉七十九元。”路孝植则于14日下午入署，对这笔薪水来源有更多了解：“是日，署中发薪二成二，计六十二元另四毛。今年除两次平均共发九元外，按成发薪，此为第一次，可叹也！系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
第五笔薪水于6月14日下发。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了“晚收教育部奉泉八十三元”一笔。当天，路孝植也没有入署办公，薪水由部中派役送达，但他还是打听到了是次发薪的各种周边信息：“今日，署中始筹得二万五千元，是否俄款未问清。部员发二成五，录事发四成。晚九时，部役送薪水来，得七十元。”有趣的是，尽管路孝植作为学部老人在教育部中资历更老，且一度被提拔为专门司司长，两度被任命为外省教育厅厅长，且出任过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但经历了进进出出、起起落落后，他的薪资反不如鲁迅来得高（路氏每月全俸约280元，而鲁迅则约330元，两人大概相差一个俸级）。
薪水不到位，部员们工作干劲便不免受到影响。鲁迅后期的日记很少记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大约是觉得日常琐务不值一记吧。他在1925年8月至1926年1月间因“女师大风潮”而遭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开除了5个月，此后虽恢复原职，但与教育部显然更为疏远了，看起来两者之间只有一张工资单的关系。路孝植不像鲁迅那样可以从事兼职讲课或文学创作来获得各种额外收入，对于工作自然没有那么跳脱，但似乎也谈不上有多少用心。
从日记记载来看，路孝植在教育部的工作显得相当闲散、自由。1926年，教育部从正月初六（2月18日）起正式办公，春季施行下午办公，从午后二时工作至六时。不过，路氏很少有准时入署工作的时候，且绝无加班之事。他通常午后三时或者四时入署，然后六时准点散值，或者五时提前离署，很多时候甚至只是随意或顺带“到署一行”。如正月二十八日（3月12日），他“午后出前门购物，到衙门看书十余页”，便是当天的工作；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午后至阮府一行，遂入署，昨日看完之书，又加数签，交出”；十八日（3月31日），“午后贺高少农娶子妇，到署一行，即归”；次日，“饭后到署，四时胡总长到任，在大会场接见部员，略话数语而退，五时归”；三月十五日（4月26日），“午后仲丹表兄来，到衙门看书数页，有索薪会，未到五时散归”；五月初一（6月10日），“午后冒雨入署，到者寥寥，略坐即出署”……自7月1日起，教育部办公改为夏季“早署”（午前八时至十二时）后，情况也无实质变化。如五月二十九日（7月8日），“午前，洪铸生、张若泉偕来长谈，客去，匆匆入署，已午初矣，看书数页而归”；六月初四（7月13日），“午前入署一行，即归”……如此，不一而足。至于因临时有事或疲累晚起，“不入署”也是常有之事。
不难发现，路孝植每日入署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看书”。当然，这里倒不是随意看闲书，而是一项专门工作。自1925年10月底起，路氏被指派为教育部图书审查委员会委员，担任农业组主任。他在署中从事的正是农业教科书的审查工作。这一点在日记中多有透露。如正月初七（2月19日），“午后……入署看农业教授书十余页”；二月十二日（3月25日），“午后到署看书三十余页，计农业教科书第四册，教授书第三、四册，均看完，共签出四十余条，并拟批一件”；二月十七日（3月1日），“午后到署看书十余页，农业课本中华书局印。”二十一日（3月5日），“午后起风，到署看农业课本十数页”；二十五日（3月9日），“午后诣谈府，晤味秋，坐谈片刻。到署看书十余页，农业课本第一册看完”；二十七日（3月11日），“午后起风，过阮府一行。到衙门，以鲍子年先生《大泉图录》赠慰苍。看农业课本数页，第二册”；三月十二日（5月1日），“午后入署看书十余页，农业课本第二册阅毕”。如此等等。为此，他还在三月三十日（5月11日）那天收到了一笔十一元多的审查费，据说是根据去年新订章程而得的奖励金，算是“意外之财”。
教育部图书审查委员会职务分派。来源：《晨报》1925年10月30日，第六版
翻阅日记，不难看出，民国十五年时，教育部部员路孝植“典型”的一天大概就像二月二十八日（4月10日）日记所写的那样：
二十八日 己巳。晴朗如昨。晨起扫除书室，折后院海棠数枝供之案头，展卷静坐，一乐也。饭后入署一行。到阮府则又全家往东城矣。诣胡姻伯母处交款。游中央公园，仲丹表兄、循侄（引按：即路遵，时任国务院主事）均在彼，乃同坐啜茗谈天。丹兄有事先去。携循侄徧历园中各处，百花齐发，妍媚万端，大好春光固未尝以时事而略有逊色也。傍晚拉循侄归，同侍生慈看牌八方。循侄出城已十一时矣。
一日之中，似乎工作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与友朋看戏、喝茶、喝咖啡、逛公园，最好再来一场“清夜长谈”。
路孝植是真爱看戏，无论工作日还是假期都会看戏，常常连着几天天天看戏，甚至一天之内换着地方看戏。他常到三庆园、华乐戏院和开明戏院等处看梅兰芳、孟小冬、程砚秋、徐碧云等名角的戏，看戏品味并不低，当然也爱评戏，言辞犀利。如二月初三（3月16日），“晚有戏，华乐和鸣社班底，程艳秋、侯喜瑞演《红拂传》，极佳；小翠花（引按：即于连泉，艺名‘筱翠花’）外串《闺房乐》，亦可听。是日，生慈、内子均到谈府观剧，夜二时乃归”；二十日（4月2日），“午后到署一行……乃至华乐观剧，艳秋演《梅龙镇》，非其所长，平平而已。此戏在近数年中，当以翠花为最佳，虽兰芳莫及也”；三月初三（4月14日），“午后到署看书四页，循侄电召华乐观剧，即驱车出城；及至，章仲轩亦在坐。《三进士》一剧情节不佳，而演者不无可取，姚玉兰为主角，非阿好也”；四月初四（5月15日），“午后循侄来，少坐即去。入署一行。到三庆观剧，杨宝忠、朱琴心演《乌龙院》，大致不差，未可以严格绳之也”；十九日（5月30日），“饭后……适循侄在彼，乃同至三庆观剧，上坐甚佳，每人加钱三角。朱琴心与郝寿臣合演《无双》新剧，结构不佳，殊无可取。惟寿臣之古押衙尚有精采”；六月初九（7月18日），也就是《丙寅日记》所记最后一日，“饭后，采庭约迪兄及余至广德楼观剧。散戏后，拉采庭、迪兄到百景楼晚饭，并电招丹兄同噉焉。饭罢后，与迪、丹两兄同至开明观剧，兰芳演《审头刺汤》，唱作并佳”。
北京开明剧院。来源：上海《大报》，1930年7月3日，第2版
看戏之外，路孝植也热衷于与友朋、同僚聚会清谈。路孝植是真爱清谈，好几次入衙署工作时都辍书不观，转而与同仁长谈。如三月初九（4月20日），“午后……到署，未看书，与同人长谈，至薄暮而散”；五月初三（6月12日），“午后到署看书，见知会后日端午节放假一日，薪水则无消息，俄款可得若干，而部校互争亦未解决。与谷父、造五剧谈良久，遂归”；初七（6月16日），“午后到署，与寇恩老、叶膺唐长谈。膺唐说佛学，娓娓不倦无从置词，颔之而已”。当然，更多的是散值后聚餐，然后作清夜长谈。如正月二十日（3月4日），“午后到署。晚赴沈朶山、步洲昆仲之约，夜二时归”；二十一日，“午后到署，晚沈朶山、步洲兄弟、陈仲骧、彭型百、周谷父、朱造五诸君集余斋中剧谈，至子夜乃散”；二十二日晚未聚，偕亲友往华乐看戏，“归已二时矣”；二十三日，诸人设清寒集，“夜十二时散归”；二十四日，“晚，吴仲渔及朶山、仲骧、造五集余斋中剧谈，至子夜乃散”；二十五日，“晚仲骧、谷父、造五三君同来长谈”；二十六日，稍事休息，未谈；二十七日，“席散后诣谷父家长谈，至夜二时归”；二十八日，“晚集朶山、步洲昆仲处，夜二时归”……他们几乎夜夜都在聚谈。这不得不让人好奇，他们都在谈些什么？日记对此并无明确记载，我们只能猜测，他们大概同今人一样，是在聊时局、扯八卦、侃大山吧。当然，从一些记载来看，他们也不一定都在聊天，而可能是在下棋。日记中就多次写到了“手谈”。如四月十六日（5月27日），“午后……到署看书。散直后诣沈府，手谈，十二时归”；二十日（5月31日），“午后欲到署，而型百电招，遂径诣型百家作手谈，朶山、仲骧、霞赤、天汉在坐，夜二时乃归”；五月初三（6月12日），“晚丹兄处有女客来，与内子陪之手谈，夜二时乃散”；十四（6月23日），“未入署，晚邀周衡父、谷父昆仲、邬缵勋、朱造五及味兄作手谈，子夜客散”。从字面看，“手谈”一词当指下围棋，但也不能排除此处作为打牌的雅称。事实上，在正月十二（2月24日）的日记中，路孝植已经透露出赌博一事：“四时入署，看书数页而归。味兄约同事十余人来博，余未入局，旁观而已。”
看戏，聚谈，品茗，闲逛，确乎是闲适的人生状态。然而，这不过是彼时生活的一面罢了。“何日息烽烟，忧时夜不眠”，守岁诗首联早已揭出那喜乐安逸背后的严峻日常。实际上，前面描绘路孝植“典型”一天（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只截取了前半，他说中山公园内“大好春光固未尝以时事而略有逊色也”，所谓“时事”就是日记后半记录的惊心动魄的时局：
是日政局骤变，段执政已遁入东交民巷某处，警卫司令鹿钟麟布告安民，宣布段之罪状，即将府卫队改编，一面恢复久居延庆楼中曹前总统（引按：即曹锟）之自由，并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此事发动于昨日夜间，天明后诸事尚未完毕，各城门均未启，电车、电话亦不通。辰巳以后乃渐复原状，城门亦启。晚十时后，南方炮声甚紧，并间以枪声，时见火光如电光然，彻夜不止。儿辈肄业各校前以飞机抛掷炸弹，曾先后放假数日，今已一律开学，乃甫入校又值此变，皆放学归来。
在几方军阀表面均势妥协下形成的临时执政府，又在军阀交争和内讧中倏忽崩解。政权更易，留给北京老百姓的是实实在在的兵凶战危，是结结实实的枪炮、炸弹，使人产生不知今夕何夕、明朝伊于胡底的茫然和恐惧。
二月二十日（4月2日），也就是路孝植去华乐戏院看程砚秋演《梅龙镇》的那天，北京城遭受了奉鲁联军的首次空袭：“是日午前九十半，联军有飞机从西南方向飞来，抛掷炸弹二枚，落于西直门外某某两处，死李姓老妪一。首都有如危城，居人不能安枕矣。如何！如何！”
二十一日，联军飞机仍于午前飞来，投弹至十余枚之多，所幸并未伤人。当天下午，路孝植入署看书，中间接到家里电话，得知亲友来访，便“约至第一楼听票友坐唱，循侄亦来。晚间同至绒线胡同西头天和祥饭庄小吃，菜甚佳。饭后散步久之。又至和兰号吃咖啡，小楼颇清洁，可吃西菜，容当尝试之”。
二十二日，“是日飞机又来，时间及掷弹数与昨日略同，无大损害，未伤人”。路孝植“十二时至华美午餐，与谷父、仲骧、造五所凑之小吃局也。午后，复集于谷父家长谈，至夜一时乃归”。
二十三日，“是日午前十时左右，飞机又至掷炸弹，约六七枚，均落在南城”。这一天是清明，路家午间祀先。路孝植于“饭后诣方孝宽长谈，晚赴宣南春程丽生之招……饭后同赴若木，煮茗清谈”。
二十四日，联军飞机未来投弹，“但午前十时左右，似又有炮声从南方来”。路孝植午后“到署看书十页，与慰苍长谈，散值后至第一楼”，晚饭后“与生慈打牌消遣”。
……
枪炮声、炸弹声还在继续，战火益近。巨大的时代震荡和不确定下，生活却（只能）沿着旧辙继续下去了。
五月三十日，也就是7月9日那天，路孝植在日记中记了自己午前到署看书、午后静坐，记了晚饭后到前门一行，与友人“长谈”至十二时，也记了前一日张嘉璈等人在中国银行的连任命令（储蓄是他日常的重要活动），还记了近期报纸报道的湘鄂赣浙等省的水灾，最后记了国民军与奉军之间的冲突，“南口近日有剧战，吴、张合力猛攻也”，开年以来的紧张局势一无缓解之象。——若站在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上看，所有这些大概都算不上是重要的事情。那一天中真正被写入历史的，是在遥远的岭南，国民革命军于广州大校场完成了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启幕，北洋时期就此走向实质性的终结。当然，作为北洋政府公务员的路孝植还不知道这件事，更无从觉知历史的转向。
1926年8月26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鲁迅偕许广平启程离开了北京，送行的友朋多达十四五人，路孝植并不在内。此时的鲁迅已不再是1912年与路孝植一起发布为教育部佥事时的周树人了。他在1918年5月发表了《狂人日记》，1923年8月结集出版了《呐喊》，在离开北京前夕又出版了《彷徨》；在杂文方面，他已经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并先后出版了《热风》《华盖集》等杂文选集。这一切足以让他位列那个时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不过，有趣的是，这些都未成为他日记中的核心内容。
鲁迅离开北京。来源：《鲁迅手稿全集·日记》第5册
“天心渺难测，人事忆从前”，周树人已不复是以前的周树人，路孝植却依然是那个路孝植。他与鲁迅的“历史结局”迥乎不同：鲁迅走入历史，成为了历史，而他淡出历史，隐没于历史。
回看鲁迅日记，那里没有写下多少鲁迅之为鲁迅的东西，而路孝植却在日记里几乎写下了自己全部的人生：
［三月］初三日 癸酉。晴热。是日为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忌日，午间设奠。饭后到万国储蓄会交款。祝马瑞书生日。路经东安市场，买折枝丁香数枝。四时到署，未看书；有索薪会，亦未赴。晚集谷父家，仲渔、造五在坐。十二时归。晚成叔姑丈来，未晤。竟日炮声不断，入夜更紧，亦有枪声，意者战事离城更近矣。是日，飞机未来。
时局无法改变，余生似无多少可能。人行一世，何曾装饰过这个喧嚷的世界，不如“买折枝丁香数枝”，装点一下自己的旅程。
路孝植，大概是另一个时空中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