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坚持普通人的理想主义，找寻完整的自我

知著网

2024-09-02 21:31发布于浙江娱乐领域创作者

「的确，有时不走在所谓正规主流的轨道，我们也无法抵达理想主义的旷野。但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拥有过完整的自我。」

最近，非虚构写作平台“真实故事计划”发布了一篇文章《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写的是中国最著名的非虚构作家之一的袁凌。他已经51岁了，在今年出版市场极度萎缩的情况下，意识到仅靠写作出书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于是在网上公开求职。

除了作家，袁凌还曾经是中国最优秀的调查记者之一，也曾是“真实故事计划”的总主笔，后来，因为经营上的压力，他失去了这个能带来稳定收入的职位。作为中国最顶尖的非虚构作家之一，他一年收入就只有十多万。

（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对于袁凌的报道）

不买房、不买车、不生小孩，不给生活增加杠杆，袁凌夫妻选择过一种轻体量的生活。他将自己的生存状态比喻为“无脚鸟”，始终缺少一个长久坐卧之地。这样的活法，与大多数北漂类似，像是活在北京的“局外人”。

袁凌作为作家，因为自己写出的作品“优秀但不出名”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篇报道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底层叙事在今天的读者眼中还有什么意义？究竟是时代环境，还是个人的理想执拗，让袁凌无法成为“爆款作家”？而选择脱离轨道的人，又要承担怎样的代价？

关注时代边缘，拥抱“普通”叙事

袁凌曾说，“我宁愿做一块不参与狂欢的石头，我想我们可能能找到让船靠岸的办法，只是说这个石头没有人注意，但就是石头的宿命。”

作为调查和特稿记者，他选择离开热闹的媒体，进行远离社会热点的非虚构写作，以文字之绳串起记忆的线头，专注关注时代的边缘人。

一类作品能够引起普遍性的共鸣，需要的是特定读者群支撑。从去年《中国奇谭》第一话里小猪妖爆火、鼠鼠文学，到今年的打工人发疯工牌、吗喽文学等，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事实，即年轻一代对于自我“打工人”身份的深刻认同。

（动漫《中国奇谭》小猪妖的海报）

中国社会的知识一代正在自诩为“小人物”，曾经被冠名为“未来的主人翁”的年轻人，实则深深囿于北上广狭小的出租屋之中。无力选择的困境围绕着我们每个人，只得将手中仅有的生产资料投入到户口的劳作中去，然后借助戏谑的词语自嘲，包裹住眼前一地鸡毛的生活。

这样的情感状态，正在推动基层故事阅读的需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使得大家获得了其他作品无法替代的情感滋养。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去年大火的畅销书，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三个月加印三次，今年4月，80后出租车司机黑桃的首部纪实作品《我在上海开出租》出版，同样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

（网友总结的“我在xx干xx”系列书籍）

普通劳动者的故事开始打动我们，这一系列有关小人物叙事的非虚构写作出版热潮，反映了社会对底层劳动者生活现状的关注。

当然，拥抱“普通学”并非意味人们已经放弃理想。在文学发展的脉络中，追溯至卡夫卡与普鲁斯特的时代，现代文学的焦点就已经发生了显著转变，不再一味聚焦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而是深刻挖掘并聚焦于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甚至遭遇挫折与失败的个体。而遭遇挫折的原因，正是因为仍旧有所追求、心怀理想。

二、底层叙事：

跌宕起伏的时代，仍旧需要关心人

在深度了解十多位工友成为文学创作者的经历后，袁凌完成了《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是对劳动者文学、新打工文学的整体书写，对劳动者的生活展开了全景式描绘。书中的劳动者们，并非传统刻板印象中只有一成不变的劳动生活，她们白天是月嫂、保洁员、保安、泥瓦匠、布展工人，晚上是散文家、诗人、小说家、画家、舞者。

在皮村这个熙攘嘈杂的乌托邦里，他们被文学指引，用阅读和写作拓展生命的边界。“原子化”的时代，附近的消失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而这样有关于“具体的人”的叙事，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苦难与沉重，需要被看见、被呈现、被讲述。

（袁凌和皮村文学小组）

如此的境况下，我们更需要通过文学走近人、理解人、关心人。底层叙事的写作仍旧是重要且必要的，底层人民的声音仍旧需要被书写和记录。

北师大学者张清华曾提出，历史上一切不朽和感人的写作，都与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们的时代尤其如此，而命运又与职业有关。当我们读到了太多无聊而充满自恋的、为“中产阶层趣味”所复制出来的分行文字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愈加强烈。

（电影《寄生虫》）

网络上我们追逐的人设是学霸运动员、高学历脱口秀演员，可是像打工诗人、底层作家这样的词汇，在形成之初就被造词者铺垫了一层隐形的、暗藏的猎奇意味。之所以强烈反对我们时代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就是其本质上的虚伪性。

即便“中产阶层趣味”下的生活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现实”，但如果在一个依然充满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时代滥用写作者的权力，去表现其所谓的后现代图景，就是一种舆论的欺骗。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又有谁能够倾听和反映他们的声音呢？

（电影《大佛普拉斯》）

另一方面关于袁凌的争论，是认为他写底层是一种剥削。“作家书写底层就是在剥削底层”这一说法的潜台词是“只有由底层书写自己，才具有道德的合法性”，而这样的观点似乎默认了不同阶层之间是永远无法相互理解、形成共识的，未免有失偏颇。

底层工作者存在着阅读写作闲暇时间有限等现实的问题，具备创作和出版资源的写作者用比较长的时间去卧底基层生活，从而书写相关作品，在国外也是常见的模式。

正因如此，如果说认为记录劳动者的故事就是一种对他者的剥削，而不是分具体的个案去讨论，最终无人记录，难免会陷入一种矫枉过正的境地。

三、旷野和轨道：

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拥有过完整的自我

袁凌去年在“北京青年×壹次访谈录”的节目对谈中提到自己的过去，考上清华的博士却又退学当记者，将在校身份的北京户口转到小镇，36岁的时候被父亲判定为人生彻底失败。

而在这篇报道中，他这样说道：“我始终不愿意走那种正规的，就是大家主流的道路，但是我却也没有说很坚决地走上我自己的道路。”

在“轨道”与“旷野”还未被探讨的十几年前，袁凌就几度离开家乡，又回到家乡。对“人”的好奇驱使他带着一支笔四处漂泊，最终成为了故乡和异乡双重的“局外人”。

（“北京青年×壹次访谈录”对袁凌的访谈）

旷野听起来宽广，但却有颠簸、越轨、剐蹭、碰撞、抛锚，沿路充满未知的一切；轨道看似一眼望到尽头，却也能给无序生活状态的我们带来确定感。而他在多个重要节点都选择了“旷野”，放弃跃升“中产”的机会，选择自己想要坚持的事业。

一切都令人焦虑，但这是自由的代价。

回看来路，他眼中的旷野与轨道其实并未真的泾渭分明。在二十年来的书写与观察中，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两难处境”。

（余华有关“旷野和轨道”的对谈）

的确，有时不走在所谓正规主流的轨道，我们也无法抵达理想主义的旷野。但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不能拥有完美的生活，所幸拥有过完整的自我。

《斯通纳》记录了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前，另一种意义上的普通人丰富又庸常的一生，用这样的一生来回答加缪的西西弗神话。

斯通纳是这部小说的主角的名字，他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失败”，虽然在大学任教但常年被打压，一辈子只混到了个助理教授的职称，家庭关系支离破碎，和妻子虽然没有离婚，但长期处于一种病态冷漠的对抗之中；他出过轨，对女儿的教育也很失败，名利上一无所获。

（电影《死亡诗社》中有关文学诗歌的台词）

这样从来没有在舞台上被照耀的人生，可以称作为失败者的一生了。可这么失败的普通人的故事为何能打动人呢？是因为这是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却也是属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斯通纳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早早获得过文学的“神启”时刻，他从那时候起就决定成为大学的学者教书育人，要为文学研究奉献一生。原本他可能只是一个农民，却因为对文学、对语言、对智性的热爱获得了这份体面的工作；在年轻人都迷惘而跟风参军的年代，他却有了自己为之坚持一生的事情。

（《斯通纳》书封的含义@b站 CaaaaaR）

这本书的封面是五部文学，每本突出了一个字母，竖排看下来组成了主角的名字“STONER”，也就是“斯通纳”，像石头一样孤独又顽固的人。

选择坚持底层叙事非虚构写作的袁凌，何尝不是另一个“STONER”呢？理想主义者不愿把世界拱手让人，努力地坚守自己最后一柄旗帜，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

而对于有理想主义的普通人而言，再平凡的生活，于自己都是大江大河；再乏味的生活，也已经足够惊涛骇浪了。

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坚持，得以保有完整的自我；没必要后悔，重来一次，亦如此。

（电影《一一》的台词）

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的法语文学书《每个人》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必评判我的生活，他有时候乱糟糟的，但没什么值得后悔。”杨德昌的电影《一一》也借N.J.之口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本来以为说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

很多选择无需评判价值对错，很多事情不必重来一次，正如我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