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述了一项旨在破解菲律宾儿童性贩卖问题的项目经验。作者亲自参与调查与研究，大胆尝试从绘制儿童性贩卖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品销售”的价值链入手，并以摧毁此价值链为目标试图解决这一灾难性的问题。作者并不认为要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当成“商业问题”来看待，但是以商业的视角切入社会问题，能够让人们在应对社会挑战时考虑到各方经历和利益的多样性，进而以一种我们无法独自做到的方式重新定义问题。
在争夺全球新机遇的竞赛中，外来投资的渗透已使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易于进入的地区饱和。在《边缘商业》一书中，我们认为，与世隔绝、贫困且经常缺乏法律监管的“前沿地区”代表着下一轮全球化的浪潮。
考虑与复杂、偏远的“前沿地区”相关的冲突和贫困挑战，企业对这些地方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些地区充满了可能性。在此类地区生活和工作的14亿人口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20万亿美元。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口，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对于希望扩大地理覆盖范围的公司来说，在这些地区可以真正赚到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复制以往的商业模式。
与其说企业和组织要面对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如将其描述为一场不同的游戏。为了更好地参与游戏，企业和组织需要掌握不同的技能和策略。
最直接的一项挑战是缺乏为战略决策提供依据的数据。在较为成熟的市场中，公司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行业分析、行业基准和市场研究报告。但在“前沿地区”，这类信息则很难获得。企业和组织必须找到自己收集信息的方法。
这意味着要深入实地，与广泛的本地参与者建立联系，其中许多人可能是企业和组织不熟悉的群体。每一次面试、非正式讨论和市场互动都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见解。
通过勤勉努力和务实的数据收集，无论某个行业多么不透明，任何价值链都可以被描绘出来，正如我们将在下面故事中看到的那样。
——维瓦·奥纳·巴特库斯和艾米莉·S·布洛克
在我们俩的办公桌上，在众多我们所爱的人的照片里，有一张镶框的照片，上面是一圈脚，穿着各式各样的鞋子，从人字拖到高跟鞋。这些脚属于我们在菲律宾一家安全屋遇到的十四名儿童性贩卖的幸存者。2016年，我们应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的邀请，该组织是一家具有基督教背景并以儿童为关注重点的人道主义组织，帮助他们扩大打击通过贩卖儿童从事性交易的工作。我们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桌子上，以提醒自己这些女孩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商业视角在改变生活中的价值。事实上，跟随她们的脚步，走过从村庄到最终安全的可怕旅程，反映了“企业在前线地区”（Businiess on the Frontlines）发展的核心总是始于对金钱的追随。
每年，全世界有超过两千万人陷入人口贩卖网络。超过一半因受到欺诈或胁迫被迫进入性产业，其中，近四分之一是儿童。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尤其泛滥，那里是全球儿童性交易的热点地区。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每年有六到十万名儿童被贩卖到该国。与其他以汇款为基础的经济体一样，许多来自农村地区、穷困的菲律宾人前往其他地区工作。一个家庭几乎不可能识别出冒充合法家政工作招聘者的人贩子，而人贩子会诱骗并强迫他们的孩子进入马尼拉或旅游目的地岛屿上的妓院。
这个项目与我们赖以成功并建立声誉的以农业和资源为基础的市场开发项目大相径庭。尽管我们习惯于与不怀好意的人打交道，但把人口贩卖视为一个商业问题，即使是熟悉我们工作的人也会瞠目结舌。事实上，当面对每天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现代奴隶制事件时，我们不确定该如何应对。然而，我们相信，以商业原则和流程为视角审视这一灾难性问题可能会带来新的视角，并为创新的干预措施播下种子。幸运的是，我们在菲律宾世界宣明会找到了一位同样具有前瞻性的合作伙伴，当时该组织的国家主任——乔赛亚斯“乔迪”·德拉·克鲁兹（Josaias “Jody” Dela Cruz）。
乔迪精力充沛，喜欢吃快乐蜂（Jollibee）汉堡（编者注：快乐蜂是菲律宾的餐饮集团），用可爱的男高音在卡拉OK酒吧唱歌，开朗热情的态度和举止掩盖了他二十多年来为那些被菲律宾社会遗忘和抛弃的儿童所做的深刻而坚定的服务。无论是为流浪儿童寻找家园，还是减少危险的雇佣童工现象，乔迪都会通过世界宣明会的项目，帮助最弱势的儿童过上最充实的生活。世界宣明会是菲律宾最大的非营利组织，自1955年以来一直在菲律宾提供服务，每年为150万名儿童提供支持。
作为出发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在世界宣明会团队的帮助下，我们调查了菲律宾非营利组织中旨在打击性交易的多个现有项目。很明显，这些项目几乎都侧重于预防或修复。预防工作主要包括社交媒体宣传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人口贩卖者常用手段的认知。修复计划帮助有幸逃脱的受害者找到安全的住所和工作机会，开启新生活。然而，没有任何干预措施关注从最开始的人口贩卖“招募”到罕见的解救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因此，我们对受害者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以商业视角来看，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一个组织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品销售”的价值链往往是复杂而脆弱的。当然，我们不会把儿童视为产品或商品。性交易尽管非常可怕，但它也是一门生意，性交易犯罪集团肯定也是这样看待儿童的。我们的工作流程表明，使用价值链分析并绘制每一步的收入和成本地图是我们研究任何经济体系的核心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破坏它。
由于国际游客是菲律宾性产业的重要客户，我们在美国对该产业链中的部分收入环节进行了调查。我们假扮成潜在客户，向旅行社询问不同的性服务选择。一天下午，两名身着灰色西装的男子意外地出现在我们一名学生的公寓门口。在接听了几个疯狂的电话后，我们的团队坐下来向这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解释了我们的研究目的，由于我们在暗网上的大量活动所引发的红色警报，他们被派来进行调查。尽管受到了当局的警告，但这些探索性的努力非常宝贵，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与儿童卖淫相关的收入基线。此外，即使是用意良好的企业，在探索前沿商机时也必须小心谨慎，以免不经意间触犯法律。
到达菲律宾后，我们的团队通过询问按摩院和妓院来核实对这些收入的估算，其中一些隐藏在看似普通的购物中心里，另一些则在马尼拉和宿务岛红灯区的黑暗角落中。我们与所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信息的人进行了交谈，包括嫖客、妓女、皮条客、老鸨和酒店门房。我们甚至采访了一些在妓院兼职的警察。我们了解到，根据性行为的类型和儿童的年龄，被贩卖儿童的价格约为每小时20美元，每晚 60-100美元。偶尔，警察也会闯入妓院逮捕这些儿童，但只要提供大约300美元的贿赂，他们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供应方面，我们追踪了贩卖一名青少年从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并记录了贩卖者每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风险。为此，我们与社会工作者、卫生官员、律师、检察官、政府官员、反人口贩卖和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医生以及国际正义使命（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了80多次访谈。接下来，我们在安全之家与幸存者进行了焦点小组讨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的团队详细了解该行业的运作方式。
价值链是这样分解的：招募者（人贩子）通常是曾经被贩卖过的妇女，她们到偏远村庄“招募”儿童，尤其是年轻女孩，许诺以每个孩子30美元的价格向家庭付款。尽管这些家庭知道信任招募者是有风险的，但由于缺少优质的机会，许多贫困女孩及其家庭为了全家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甘愿冒险。招募者的报酬是每个孩子50美元。三至五名儿童一组，乘公共汽车或渡轮前往马尼拉、宿务或其他大型卖淫中心。团体旅行费用约为200美元，其中最大的开支用于贿赂，因为他们没有在菲律宾境内旅行所需的文件。因此，“招募”和运输的前期一次性投资约为每个孩子150美元。
当孩子到达目的地，在妓院关押她们就会产生一系列新的费用。其中包括住宿、食品、卫生保健和衣物等支出项目，以及非法药物的供应，因为药物成瘾能够让这些被贩卖的儿童更容易被控制。这些费用每人每年共计700到800美元。额外的运营成本，如皮条客的利润分成、保安的工资以及提供给当地警察的贿赂，每年额外增加2000美元。
让我们停下来，反思一下这里的悲剧。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她们大多是已经面临贫困的年轻女性，常常依赖陌生人的善意并怀有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却被诱骗、囚禁，被当作一次性商品对待。当听完安全屋中最年轻受害者的讲述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恐惧，当时，她和维瓦（本文作者之一）的女儿艾娃一样大，只有9岁。
人贩子每年可从被每个贩卖的儿童身上赚取3000到10000美元，比菲律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 20%到300%。由于获取成本低于200美元，年度运营成本约为2800美元，因此每年有可能（从每个儿童身上）获得数千美元利润，而这些利润都落入了犯罪分子的口袋。
然而，一旦我们了解了价值链，就能找出其薄弱环节。通过提问和倾听，我们收集到了很多信息和故事，出乎意料的是，最薄弱的环节似乎是皮条客——他们大部分是在红灯区工作的男性，与顾客谈判并贿赂警察。当我们采访他们，并不加评判地询问其生活时，我们了解到，这是许多人的兼职工作，以赚取足够的钱来支付生活必需品和自己孩子的学费。由于吸毒或赌博，其中大部份人背负着穷凶极恶的罪犯团伙的债务，陷入了永无止境的债务循环。我们的建议是通过把他们与航运业、渔业和蓬勃发展的建筑业的工作机会联系起来，吸引他们离开目前的工作。
当我们向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提出此建议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许多人起初对制订帮助皮条客寻找其他工作的计划表示反对。世界宣明会的员工认为自己是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宣传和人道主义组织，他们无法想象用高薪工作来奖励那些剥削儿童的人。但是，在最初的震惊消退之后，乔迪带领员工们对各种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严格谨慎的权衡，并最终得出结论：“让我们试一试吧”。在他的勇敢领导下，世界宣明会决定，吸引皮条客改行的计划是破坏人口贩运系统的务实方法。工作人员与海运公司和建筑公司取得联系，共同制订了雇用前皮条客从事渔业和建筑业的计划。
我们并不是说自己找到了解决全球人口贩卖挑战的办法。任何长期、全面的解决方案都需要多管齐下的努力，包括执行现有的反人口贩卖法律、促进贫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推动重视妇女和女童的文化改变。此外，任何成果都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还有很多人在盯着被世界宣明会成功吸引合法就业的皮条客。不过，从我们合作伙伴的角度来看，任何破坏某一特定地区价值链的机会都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减缓人口贩卖的速度，从而为其他干预措施创造机会，防止招募并解救被奴役的儿童。
这一举措清楚地表明，将商业原则纳入到长期以来一直属于人道主义组织和政府管辖范围的一些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中，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新颖的见解。我们的目的不是把非营利组织转变为市场参与者，也不是暗示人道主义问题只是商业问题。然而，通过增加参与解决问题的人员的多样性，并将他们的观点纳入对话，新的、创新的解决方案就会出现，以应对根深蒂固的挑战。
这种方法在与已在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的丰富专业知识相结合时效果最佳。对多样性的研究大多表明，将不同国家背景和职能视角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提高创造力。在菲律宾，我们不仅将商业视角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伙伴的视角结合在一起，还重视构成和参与人口贩运系统的皮条客、妓女和警察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视。所以只有考虑各方经历和利益的多样性，我们才能以一种我们无法独自做到的方式重新定义问题。
然而，仅仅有不同的观点还不足以产生创新。如果我们没有投资建立有效的工作流程，把我们的技能与合作伙伴的现有能力结合起来，我们与世界宣明会的合作就不可能实现。借助合作伙伴在战略上的灵活性和在实际情况中深厚的专业知识，不仅能促进想法的产生，还能增强合作伙伴对这些想法采取行动的意愿。通过密切合作和发挥各自的优势，我们重塑了世界宣明会在菲律宾打击人口贩卖的方式。此外，在这一令人发指的犯罪行动中，我们有效地运用了“追踪资金流向”的工作流程，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对自己方法的信心。事实上，商业原则和工具在帮助解决全球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上，可以发挥极有价值的作用。
维瓦·奥纳·巴特库斯是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保罗·E·珀塞尔（Paul E. Purcell）副教授。她曾是麦肯锡公司的合伙人，也是革命性课程“前线商业”（ Business on the Frontlines）的创始人。
艾米丽·布洛克是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乔治·M·科米（George M. Cormie）管理学教授。布洛克曾是埃森哲公司的顾问，现在教授谈判与决策课程，并负责管理该大学的“前线商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