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 | 以新促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时评


全世界在最近二三十年中,都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足”的挑战。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作为指标可以发现,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研发,最强大的基础研究投入,也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最近二十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只有0.5%左右,疫情期间甚至下滑得更厉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只有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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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




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基本上全要素增长率的增长都不足。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工业化时代大规模生产的规模效应,对成本的节省、对技术的应用场景会带来很多有利的空间,而一旦工业化完成之后,服务业占比会提高,但服务业领域基本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因此,再想提高生产率就变得比较困难。中国在2010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在那一年,中国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成为了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和产值最大的国家。2010年到201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从过往的4%开始下降。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还有相当的增长比例,现在是GDP的27%,相当于全世界制造业产值的30%左右,而美国的制造业只有GDP的11%。美国再工业化的口号被提出,希望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因为要提升增长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需要非常庞大的生产场景,需要工业化来支撑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方面的优势。除了制造业的比重较高,还能带来一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之外,中国再工业化有两个不同的内涵:所有行业都可以通过能源转型、数字化,再重新做一遍;数字经济、碳中和,背后都是海量投资。从这些角度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动力相对而言比较完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否有可能恢复到2%以上,推动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保持5%的增长?答案可能比较乐观。中国的制造业还要向装备制造业做转型,会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在基建层面上,伴随着数字化、新能源,再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新基建”,包括5G、6G,未来算力等。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通过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


积极寻找向“新”之路。在全世界都面临生产率不足的挑战时,中国政府提出了系统的应对方略,那就是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的革命性变革、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联动、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出一条跟欧美国家不一样的路。新质生产力对企业意味着什么?所谓向“新”之路,就是围绕着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行业、领域进行拓展。这里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通过技术的革命性变革,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涉及跟能源转型、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跟未来产业,如量子计算、AI大数据相关的一些行业,这些方面在未来会形成新的动能,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第二条路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一些机会。农业、服务业领域的生产率较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非常大。向“新”而行或者先立后破,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即能够帮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领域、新赛道、新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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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真正能把经济稳住,今年实现5%的增长,为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新产业布局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需要财政政策发力。财政政策要发力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去思考。


第一,中央政府尚有国债发行空间。中国国债只占GDP的20%左右,大概是25万亿的体量,而美国联邦政府国债相当于GDP的120%左右。财政政策具备很多优势,它有直达性,可以省掉很多中间的环节,在价格信号不是特别有效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政策的力度和直达性,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第二,今年提出增发一万亿特别国债,但还是侧重生产端和供给端,财政政策可以向最终的需求端、消费端做一些倾斜。比如可以给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些大面积、大体量的转移支付,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在研发层面上,可以通过特别国债的投入,把基础研究投入增加到1万亿人民币。对中小微企业经营群体可以提供一些支持,包括减税,甚至包括一些转移支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中国的发展方式从供给端的投资拉动、要素驱动,向更为均衡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转型的成功意义很大。向“新”而行需要“先立后破”,而“立”就是把大家对未来的信心,把消费、需求立起来,这是短期财政政策或者整个宏观政策需要做调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