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黄万里先生回到阔别20多年的讲台，给清华水利系教师和研究生上课
长河孤旅
文 | 杨建邺编著
来源 | 《共和国科技脊梁》武汉出版社2019
求婚受阻
1937年春天，黄万里在美国学成水利专业后回国。他乘的船从美国起锚，途经日本，在横滨停留两天。在横滨停留期间，一位文静漂亮的女学生上了船，黄万里一见这位女学生就十分倾心，主动上去与她攀谈。在交谈中黄万里得知这位女学生叫丁玉隽，系辛亥革命著名元老丁惟汾先生的掌上明珠，当时在日本东京女子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念二年级，正与同学结伴回国度假。黄万里向丁玉隽家在哪里，她告诉他在南京。黄万里说他回国后要找工作，一定会去南京的，因此希望能在南京再见到她。丁玉隽对黄万里也有好感，就把南京的住址写给了他。
黄万里去丁府拜访时，丁惟汾把女儿叫到一边问这个人是谁，女儿告诉父亲是归途中结识的朋友。父亲问是哪里的人，女儿说是上海人。丁惟汾是山东人，具有山东人那种刚直豪爽的性格，后来在上海搞革命工作时，发觉上海人歧视外地人，因此对上海人印象很不好。听女儿这么一说，他马上说：“哎呀，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
说完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一位资深的政治人物，别看他平日不关心儿女的但是到关键时刻就会显出特有的精明。他得知儿子黄万里的大事受阻，就悄悄找到丁惟汾的秘书陈希豪先生，请他在丁惟汾面前疏通。陈希豪是丁惟汾最信任的人，与黄炎培先生也有深交，当然就满口应承下来。有一天，陈希豪领着黄万里去见了丁惟汾。丁惟汾与黄万里交谈之后，觉得这个人“挺老实”，才释然于心。
于是黄万里和丁玉隽六十多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婚姻就此开始。
1937年新春伊始的黄万里丁玉隽夫妇
《新津落水记》
黄万里回国后，一个月内有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拜访和设宴款待，请他出任浙江大学水利系主任。但一生忧国忧民的黄万里的志向却在治河，到学校教书和到政府谋官，都不是他的志趣所在。他认为自己虽然学到一些理论，但是实践经验非常不足，因此想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他以自己还年轻为由，婉拒了竺校长和其他两所大学的热情邀请。那时国内共有四个留学归国的水利博士，不是做了官就是进了大学，只有黄万里一个人自愿长期在野外从事水利测量和设计施工。
“专家下乡”在今天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留美博士成天扛着测杆、仪器，带着行囊、干粮，行走在崇山峻岭和蜿蜒陡峭的河谷里，吃冷饭、睡野地，与蛇蝎为伴、和蚊蝇共舞，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与在政府当官或者在大学当教授的舒适生活相差何止万里！
1938年的夏天，黄万里到四川雅安一带考察青衣江。这是黄万里五年野外作业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他晚年写的一篇《新津落水记》，记述了这次极为艰险的经历。
这年的夏天，黄万里奉命往四川天全县的始阳镇作水利勘察，因为吃东西时不注意竟得了痢疾，他担心这种病如果拖下去会十分危险，甚至有可能回不了成都。于是他留下五个人照常坚持工作，他自己则想办法尽快赶回成都。
有一天大雨倾盆，发生了险情。黄万里这样写道：
幸好他碰上一个银行的运钞票空车返回成都，黄万里才得以“以巨资获准搭闷厢车席地而坐。途中不时请求停车，泄泻，痛不堪言”。
车过岷江新津渡时要换船摆渡，旅客都得下车从一条船跳到另一条船上。这时已经精疲力竭的黄万里忍着剧烈的腹痛，拼力一跳想跳到另一条船上，但因为虚弱无力，一脚踏空掉到波涛汹涌的江水里。幸亏有一位好心的旅客把他拉上船来，才没有被汹涌的波涛卷走。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的一些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程度可以说仅次于上战场。不仅在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处测量有危险，即使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常常暗藏着意想不到的杀机。黄万里和同事们在川江上勘测时，就有三人丧命，其中一个是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李凤濒硕士。
“你不是搞政治的，赶快走吧！”
1948年3月下旬，在甘肃水利局工作的黄万里从广州来到香港，想见父亲，但他的父亲已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在香港黄万里见到潘汉年，当时潘汉年的身份是中共驻香港代表。潘汉年让黄万里回去动员郭寄峤在西北起义，郭寄峤那时除担任甘肃省主席外，还担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副主任。潘汉年同时还让黄万里劝他的岳父丁惟汾先生也不要走。见过潘汉年后，黄万里即从香港返穗，飞回兰州。
黄万里回兰州后，兰州的军事形势也开始紧张了。他按潘汉年的要求与郭寄峤单独见了面，说共产党希望他起义。郭寄峤听后笑了，说：“我与朱德等人以前相识。”接着又对黄万里说：
4月底，黄万里就让夫人带着五个孩子搭了一架货机，先到上海姐姐家住下，那时上海还没有解放。为什么选择到上海呢？因为黄万里估计上海要先于兰州解放，解放军已经到达上海外围了。又因为他父亲黄炎培已到北京，要避开嫌疑，就让家眷先到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上海。
事后黄万里回想起来，他参与了这次策反活动，没有成功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居然安然无恙脱身，真是“天不灭曹”也！
《花丛小语》和黄万里的厄运
1957年，在国家鼓励人们向党和政府工作提意见的时候，黄万里写了小品文《花丛小语》，这是一篇与黄万里后半生命运密切相关文章。这里摘要抄录如下，读者不仅可以看一看当年的是非曲直，也可以想一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黄万里所言是不是还有价值。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正在边走边吟之际，脚步声惊破了他后半段词句里的意境，抬头一看，前面来了老友甄无忌。只见他满头汗如珍珠泉那样涌出，气喘不止。方生迎前一步，惊问何故？只听得他满口抱怨地嚷着：“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岂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噢！原来如此。方生未及回答，前面又有人向他招手，连忙向前迎接，一齐过来。无忌一看是贾有道，把头似点未点地招呼了一下。三人商定，泡了一壶茶，就在园里坐下。
“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方生作了技术性的解释。
“这是一个土力学的理论问题吧？还是水力学、水文学的？”有道接口就问。
“这些科学对于这类问题都有解释，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则是工程习惯或常识，并不一定要懂土力学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方生这样回答。
“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无忌可真动了肝火，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
“老兄走累了，喝些茶，擦把脸吧！这些我们可以反映到上级考虑……”
……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激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了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大家渐渐地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地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吧。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
黄万里文章里的话讲得可能有一些刻薄，但是一来讲的是事实，二来用心非常善意，是希望一些领导“该睡醒了”。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毛泽东看了他的这篇文章后，讲了几句让他非下地狱受磨难的话。黄万里后来回忆说：
《花丛小语》是当年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右派文章，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特大毒草。《人民日报》在发表它时采用'什么话'这个标题，就是毛泽东在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后来这三个字就被沿用下来，成为《人民日报泄判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而我的右派帽子据说是毛泽东钦定的，当然逃不了。”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用毛泽东的原话“什么话”为栏目，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朱正先生在他的著作《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对黄万里这篇小品文写道：“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这里说的“诗”，即前面所引的那首《贺新郎》。
“赤心依旧欲飞扬”
1958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职务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他人生始料未及的巨大磨难从此开始。
1959年，年已48岁的黄万里被下放到在密云水库劳动，这时黄万里虽是戴罪之身，但还是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参加劳动建设，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年轻时他常在野外作业，身体很好，但这些年从事的是脑力劳动，干这种体力活对他来说绝对是一种挑战。1959年2月他填过几首词，记述当时的劳动生涯。
白首竟然成护落，赤心依旧欲飞扬。花月莫平章。
前半阕说的是工地上的劳动场面，后半阕写自己因言获罪，进场劳改，在百花齐放的时节，欲护花而被打翻在地，虽赤心不改，但也无可奈何。
在劳动的同时，他还得随时听实习学生的吆喝，随时准备回答他们询问有关技术上的问题。
当时在清华水利系的赵文源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在密云水库劳动的日子里，妻子丁玉隽曾去工地看过他。他跟民工一起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1959年，随着寒冷日子的临近，饥饿开始严酷地向人们逼近。在水库工地上，劳动的人群更是饥饿难熬。女儿黄无满回忆：
此后，黄万里负责香山附近一个水文观测站的测量，每周去一次。他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能教学，也不能发表文章，从一个受人尊重的教授变成了一个受人歧视的贱民。
宿舍院里种南瓜
上世纪60年代的清华新林院，是教授们住的地方，一家一个小院，里面有一块空地，以前大都用来种花草欣赏，到了1960年，大家都备尝饥饿的滋味，许多人营养不良、身体浮肿，整个中国人民在承受着大跃进和公社化的恶果。于是这块小小的空地就成了救命的宝地，教授们都用来种一些可以吃的东西救急。黄万里一家同样如此。在1960-1961年的《耦耕词组》里，黄万里有一首《鹏鸠天·秋思》：
这组诗不仅抒写了小院农事、耕种乐趣，还隐晦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
那时，黄万里一家种的瓜果不但补充自家的餐桌，还可以用来招待亲友。长子黄观鸿的同学就享用过他家的南瓜。黄万里家的亲戚筱白先生在回忆里这样写道：
放弃摘帽子的难得机会
当三门峡水库败象已经明显显露时，也许当局醒悟到1957年黄万里坚持三门峡水库不能上马的反对意见，实属难能可贵，因此决定给黄万里一次摘掉右派帽子的难得机会，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却利用这次机会继续向当局质疑：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
据黄万里的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材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口气和想法怎么能改善黄万里的处境。黄万里不是傻子，他知道他不摘帽子的代价有多大。他的一家人，尤其是儿女因为他的右派帽子在上学和就业上受到很大影响，但是，为了真理，他就是不肯低下他那高傲的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真是少而又少的“稀有元素”啊！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