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彬不异中华——辽代晚期书风略论

荣宝斋在线

2024-08-26 16:39发布于北京荣宝斋在线的官方账号

辽代晚期是指道宗（耶律洪基）中后期至天祚帝末辽亡，即大康元年（一〇七五）至保大五年（一一二五），凡五一年，这是辽国由强盛走向衰落以至消亡的时期。辽代末期，国力衰退，社会动荡，契丹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主要表现在：其一，道宗与天祚帝政令昏庸，任用奸臣，道宗时权臣耶律已辛与宰相张孝杰诬陷宣懿皇后，天祚帝则重用佞臣耶律俨以致败国。此外，二帝及其臣僚们，大多醉心于佛事，祈求神灵，无心国事。其二，自道宗大安年间起，辽国境内灾荒不断，饥民、流民、贫民遍及全国，统治者却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本来食不果腹的辽国百姓雪上加霜，无以维持生计，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逃亡宋朝。其三，女真族迅速崛起，对辽国构成了极大威胁。《契丹国志》载“天祚昏孱，女真生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裂，何其弱也！”

一 “彬彬不异中华”的风格取向

辽道宗时代，在圣宗与兴宗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文化的发展。不仅延袭了科举进士的传统，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并且印刷和购买各类书籍，推行颁布五经传疏、规范儒家经典、祭祀孔子等一系列推崇儒家的活动，使得辽代汉化程度越来越深。尤其是道宗本人喜好写作诗赋，亲自出题考进士，甚至制诰都亲自手写。在听政之余，坚持学习儒家经典，请枢密使耶律俨讲《尚书》，命燕国王延禧写《尚书·五子之歌》，俨然一位正统的中华封建皇帝。《契丹国志》载：“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从书法来看，“彬彬不异中华”所带来的结果是改变了辽中期欧体一枝独秀的局面，北宋所盛行的书体，辽代无所不有。颜体、柳体接踵而至，介于颜、柳之间的书体更是不胜枚举。辽代中期兴盛的欧体不仅逐渐式微，体势上也掺入了颜柳的宽博，已经不是纯粹的欧字了。同时，楷、行、草夹杂在一起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量出现。

然而，由于与北宋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原本崇尚武功的马背民族，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刚健彪悍的民族性格逐渐变得柔弱。加之辽道宗、天祚帝笃信佛教，僧侣人口冗滥超过了社会正常承受能力，佞佛之风也严重侵蚀了契丹人勇武雄健的精神。这种变化也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学艺术审美。在此背景下，辽代中期刚劲霸悍的书风，逐渐变得圆润而妩媚。辽代晚期石刻书法，无论是效仿“颜筋柳骨”的唐楷，还是取法“尽善尽美”的二王行书，在气格上都偏于柔弱，表现在刀法上，则多圆转而少方劲。

二颜、柳二体并兴

辽代晚期，欧体作品已是凤毛麟角。高僧志延所书的大安二年（一〇八六）《太宁山净觉寺碑》，虽然体势已经少了欧体的险绝，也算难得的欧字代表作了。与之相反，规模颜鲁公、柳诚悬的楷书作品大行其道。以往学者在研究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影响时，无一曾涉及辽代，实为遗憾。

颜真卿（七〇八—七八四），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郡望琅琊临沂，官至太子太师，世称“颜鲁公”。代表作品有《多宝塔碑》《争坐位帖》《祭侄文稿》《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等，书法自二王法度以外另开新境，人称“颜体”。颜体硕茂丰厚，融通篆籀，风力遒劲，端庄稳重，既适合官场文书，又便于题署书丹。因此，颜书一出，天下翕然从之。唐代的李德裕、柳公权皆自颜出。五代之世，干戈四起，书坛凋零。杨凝式书追颜鲁公，尤其行草，用功最勤，终成一时之绝。宋四家苏东坡、黄山谷、米襄阳、蔡君谟，无不学颜。流俗好尚，一代文士争相效颦，竞习颜书。从现存北宋石刻文字看，颜书自北宋皇祐年间（一〇四九—一〇五三）至熙宁（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年末，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样，在辽代晚期，颜体字也有大量出现，只是时间上略晚于北宋。

大安七年（1091）《法均大师遗行碑铭》局部

辽代学颜书的代表碑刻为大安七年（一〇九一）《法均大师遗行碑铭》，现存于北京市门头沟戒台寺。螭首，龟趺，圭额，额题篆书“故坛主守司空大师遗行之碑”十二字。王鼎撰并书丹，丘悟篆额，王唯约刻石。碑身高二三二厘米，宽一一〇厘米。碑文楷书竖刻二六行，满行六二字，书法宗颜平原，点如坠石，画如夏云，低昂有态，纵横有象，遒劲端方。书家王鼎（？—一一〇六），字虚中，《辽史》卷一百四有传，涿州（今河北涿州市）人，清宁五年（一〇五九）进士，累迁翰林学士。寿昌初，升观书殿学士。曾撰《焚椒录》述宣懿皇后被诬案。乾统六年（一一〇六）卒。能文善书，博通经史，朝中典章，多出于其手。为辽代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

辽中京大明塔塔柱刻字

辽大明塔刻字为学颜书的另一代表。大明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辽中京遗址内。八角十三级密檐式，通高七十三点一二米，没有明确的建造年代。第一层大檐下塔高近一一米，塔身外角雕砌八根塔形倚柱，柱上半截分别阴刻八大灵塔名目：净饭王宫生处塔、娑罗林中圆寂塔、庵罗卫林维摩塔、菩提树下成佛塔、鹿野苑中法轮塔、给孤独园论议塔、曲女城边宝阶塔、耆阇崛山般若塔；柱下半截刻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慈氏菩萨、虚空藏菩萨、妙吉祥菩萨、除盖障菩萨、金刚手菩萨名字。大多数字迹已残泐不清。每字大小目测有四〇厘米左右，取法颜鲁公，宽博厚重，有庙堂之气。令人不禁联想起北齐所刻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楷书，圆融无碍，字字如佛。

笔者现场考察时注意到，砖质塔身外涂了一层厚厚的白垩，这些字迹正是在白垩上阴刻的，说明字刻于塔身建好之后。一九八二年维修时，发现二层塔檐上有“寿昌四年四月”及多则“寿昌”墨书题记。根据塔上木料碳十四测定，结合有关文献，大明塔的始建年代，上限为建置中京的辽统和二十五年（一〇〇七），下限不晚于寿昌四年（一〇九八）。因此，结合辽前中期几乎不见颜体的现象，我们将其定为辽晚期。

辽晚期学颜体的作品，以南京道（见下表）为最多，书丹者有僧义中、僧德麟等。此外，出土于应县木塔的乾统年间（一一〇一~一一一〇）版刻戒牒，也带有颜体特征。

与颜鲁公楷书同时为辽人所喜好的是柳公权书法。柳公权（七七八—八六五），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人。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书法以骨力劲健见长，与颜真卿齐名，有“颜筋柳骨”之誉。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并称楷书四大家。代表作有《金刚经》《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苏东坡曾评柳公权书法“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颜柳在结字、用笔上有相似之处，这也使得有些碑刻很难区别是习颜还是摹柳。

寿昌二年（1096）

《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局部）

寿昌二年（一〇九六）《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一九九七年五月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辽庆陵陪葬墓中，与《耶律弘世墓志》同出，现藏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志盖盝顶，四周阴刻边框，中部篆书“大辽故皇弟秦越国妃墓志铭”，四行一一字。字口勾金。志石呈方形，边长一〇九厘米。志文阴刻正书，三三行，凡一〇〇〇字。字体修长，清雅平正，俊朗干净，得柳公权《玄秘塔碑》神髓。

乾统元年（1101）《道宗宣懿皇后哀册》

乾统元年（一一〇一）《道宗宣懿皇后哀册》，一九二二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辽庆陵，与《道宗皇帝哀册》同出，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张琳撰。册盖盝顶，中部篆书“宣懿皇后哀册”三行六字。册石方形，边长一七三厘米。册文阴刻正书，三四行，每行四至三一字不等，凡八二四字。楷书取法柳公权，写刻精严，骨骼开张，峻利挺拔，为辽代碑刻的绝顶精品。罗振玉《辽帝后哀册文录》曰：“凡契丹国书者二，汉文者五。皆有盖，又一则盖存而碑佚……此诸哀册撰人名，或具或否。具其名者，若张琳，若耶律俨，均当时文章宗匠，文皆尔雅可诵。书人无署名者，而具有大小欧、颜鲁公、柳诚悬笔意。”具“柳诚悬”笔意指的便是《道宗宣懿皇后哀册》。

上述二碑皆出土于上京道。辽代晚期柳书石刻在其它地方也屡见不鲜，如出土于中京道的乾统五年（一一〇五）《彭城公刘文用墓志》（现藏中京博物馆）等。以数量论，以南京道为最多，有北京密云的大安八年（一〇九二）《僧法忍等建陀罗尼经幢》，以及北京房山的乾统二年（一一〇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乾统三年（一一〇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天庆六年（一一一六）《正慧大师灵塔幢记》等。

寿昌元年（1095）《安和尚塔》

辽晚期云居寺辽代刻经楷书，欧体彻底消失，颜、柳书粉墨登场，如大康四年（一〇七八）《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五卷）、大康十年（一〇八四）《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十卷）、《佛说宝星陀罗尼经》（十卷），以及大安元年（一〇八五）《信力入印法门经》（五卷）、《大方广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一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一卷）、《四童子三昧经》（三卷）、《佛说大悲经》（五卷）、《佛说普曜经》（八卷）、《法华三昧经》（一卷）、《无量义经》（一卷）等等，已经完全摆脱辽中期刻经多取法欧书的束缚，呈现颜柳的结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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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元堂

文章摘选自《荣宝斋》期刊

完整文章详见《荣宝斋》期刊二〇二三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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