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墨，顾名思义是安徽徽州地区所产之墨，其发端于唐末五代时期，当时被称为新安香墨。宋宣和三年（1121），徽宗改“歙州”为“徽州”，徽墨之名由此鹊起。
明代徽州制墨家程君房在其《程氏墨苑》中收集了众多名士学者的序，在这些名流留下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窥见明代制墨业在历史上的地位及程君房在制墨业上的不凡成就。
程君房“蟠螭纹圆墨” 故宫博物院藏
复踞古人之上而夺其帜
通过明万历时期首辅大臣王锡爵给程君房《程氏墨苑》所写的《墨苑序》中的一段话，可以大概了解制墨业的简要历史。
“汉尚书令仆丞，月赐隃麋（墨）大小各一；魏孝廉能文案者，东宫给香墨，授之皆发自秘府，人间无敢独造。至梁，则为螺为量为丸为枚，始散制于好事家。而南唐惟奚李最称第一。”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汉魏时期虽已有墨，但多为官家所用，而且量极少，民间更是没人敢私造；到梁时，才出现民间散制墨的情形；而到了南唐，制墨业定于奚李一尊。
因躲避北方战乱，易州墨工奚廷珪一家南迁来到歙县一带，见这里古松参天，有丰富的制墨资源，就留下来不走了，于是诞生了新安香墨。高质量的松烟，加上珍贵的珍珠、犀角等材料，廷珪墨曾被誉为“天下第一品”。奚廷珪一家因制墨独特获得南唐后主赏识，被赐予了李姓。
当时的墨更注重实用价值，李墨常被夸赞“写逾数十幅，不耗一二分”“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以至于宋代的皇帝曾拿李墨来赏赐功臣。但遗憾的是，“坚而耐磨、千金不易”的李墨，其制墨技艺并没有被记载和流传，随着实物消亡而徒留一段“佳话”。
《程氏墨苑·人文爵里序》中，万历时期高官叶向高留下了这样的感慨：余常叹奚氏父子著名于墨，而仅处偏霸之朝，无如椽之笔以纪其事，使其遗芳剩馥无所考见。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晚号福庐山人，福州府福清（今福建福清市）人。他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官至内阁首辅。叶向高在《人文爵里序》中说：“墨之制，盛于李唐，其为人所笃好则莫甚于宋……明兴，此道稍衰，至程君房出，匠心独造、变化神奇，复踞古人之上而夺其帜。”
从叶向高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宋朝已出现“徽人家传户习”“新安人例工制墨”的盛况。而到了程君房生活的明代末期，随着徽商遍布天下，徽州制墨业被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家传户习”已经无法满足徽墨作为商品的属性，于是一种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墨肆大量涌现。
这一时期，徽州地区也出现诸如罗龙文、程君房、方于鲁以及方瑞生、吴去尘等一大批知名墨家，更有一批徽墨巨著问世，如《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墨海》等。
程君房“云来宫阙墨” 故宫博物院藏
千年以后有程君房之名
从名家为《程氏墨苑》所作序中，我们也能看出程君房在明代制墨业中的地位和成就。
“今程氏制墨满天下，同能者宜悉力而与之角，乃数年来不闻有超乘而先者。”这是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在《刻程氏墨苑序》中对程君房制墨成就的肯定。在董其昌看来，其时在制墨方面，还没有能“超乘”程君房的。董其昌更是用历史的眼光，对程君房在墨业上的贡献
下了一个定论：百年以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
叶向高在《人文爵里序》中有过一个生动的比较，他认为，南唐李廷珪父子的制墨技艺高超，但时处乱世“偏霸之朝”，没有文学巨匠来记录李氏的制墨技艺；到了宋朝，即便有苏轼、米芾等大家，但制墨之人如潘谷、沈珪等，虽名噪一时，制墨技艺并未达到最高水准，多处于“寥落不振”的状态，当不起“诸君子之记述”。
在对程君房进行评价时，叶向高认为程君房的《程氏墨苑》已经形成“宏丽瑰壮之观”。更为难得的是，文章才华出众的“宗工钜手”，可以借助程君房的墨“宣泄其灵心而发舒其制作”，文章因墨而传承，“是亦千载仅见之盛事”。
而王锡爵在拿到《程氏墨苑》观摩后即被其精妙绝伦、巧制隽永的制墨技艺所折服，发出了“瑰形异状皆精隽尔雅，非鬼工不能刻、非天孙手不能绘也”的感慨。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新安程君房所作。
明代文学家、政治家郭正域为《程氏墨苑》所作《墨苑序》中也直言了程君房在墨史中的地位。他觉得历史上的制墨名家，如今都只剩下名字，他们的实物和技艺都已经失传，所谓：墨之妙，如仲韦，如祖敏、陈朗，如奚氏父子、柴珣、潘谷、沈珪、常和、张遇、王迪辈，名施于今而不可见。
郭正域还用了大段文字详细描写了程君房制墨工艺的精髓所在，烧烟的材料、和胶的香料、捣杵的办法、墨模的取像等等，都是一整套规制。“液之以桐也，草之以茜也，香之以沉水龙麝也……取象无所不备、寄声无所不摅，尽天地风云山川鸟兽神鬼之状，与夫涕泣悱恻婵媛何平侏离之音，而皆寄之墨……”
明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著名学者焦竑在为《程氏墨苑》所作《墨苑序》中说，程君房送给他十余丸墨和《墨苑》，试了又试，发现程墨“轻乾黝黑、入研（砚）无声”，具备了“墨之众美”。而墨的体制之精妙，让人应接不暇。
黄山书社版《程氏墨苑》
以墨为道前无往古后无来今
程君房不仅仅因墨出名，他也是词林翘楚。明代作家、戏曲家屠隆曾在《程君房墨苑序》中如此评价程君房：“君房实雅士，博物好古、工词赋”，但程君房不与当时的名流“结社竞名”，他因为制墨之名而掩盖了在词赋方面的天赋。
万历二十年（1592）状元翁正春，是程君房的好友，正因为对程君房的为人很了解，他在所写《墨苑序》中给予程君房极高的评价：有幼博（程君房）之墨在，则幼博之精神在；幼博之精神在，则不朽之事业在也。
翁正春觉得，程君房在京为官坎坷一任，旋即辞归，又在家乡遭遇了牢狱之灾，但重获清白后专注于墨，成就了不朽之事业。“以墨为道，久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神之所之，可以前无往古后无来今。”
翁正春在《墨苑序》中也阐明了程君房之所以如此“寄神于墨”，是因为当时社会上造假墨的风气盛行，很多在市场上流通的墨都是“金碧其表、浆泥其里”，“濡之而粘笔、运之而腻纸”。
万历二十九年（1601）状元张以诚，在其《题墨苑》中点评程君房墨时说，君房氏墨可与李廷珪比埒。但与李廷珪相比，程君房有《程氏墨苑》一部，记载了海内明贤“形容其巧妙、穷极其规制”，远不是李廷珪墨只剩下“一点如漆、千年如石”如此一句简单评价可比。张以诚为此赞叹，一部《程氏墨苑》可以使墨不朽，也可以让程君房不朽。
张以诚在《题墨苑》中也肯定了程君房品行。当时很多手艺人“欲专其巧，故秘之不传”，但程君房却“以其可传者著之书”，即便是千百世以后，君房和他的墨都消失了，人们还可以通过他的书得到其制墨之法并加以改进，“君房之有功于墨也！”
为程君房《程氏墨苑》题写序言的荐绅名士，“作者百有余曹，悉当代大雅君子”。他们之所以大加誉扬，这一方面与程君房慷慨赠墨或是本就相识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程君房的墨和其《程氏墨苑》确实得到了这些名士学者的认可和赞赏。
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