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报告中指出，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京津冀、长三角等都市圈的城市规模不同，发展难题各异。
2.马亮提到，每个城市都是自利的，如何通过激励结构调整，实现都市圈共同体的打造特别关键。
3.然而，目前政策考核仍过于关注GDP等经济指标，而忽视了对周边城市的贡献和合作。
4.为此，马亮建议提高统筹层级，关注地方官员的激励结构，以更好地推动城市化发展。
5.最后，马亮强调在城市发展中需要关注“人民的视角”和“国家的视角”，以实现城市秩序的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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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京津冀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西南、西北、中部的都市圈……它们城市规模不同，但是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苦。
每个城市都是自利的，怎样通过激励结构调整，让城市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点，实现都市圈共同体的打造特别关键。
8月20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4青年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城市未来与中国发展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报告中展示了同城化与都市圈培育现状，分享了从历史中获得的一些启示与思考。
以下为搜狐城市根据马亮现场演讲进行的内容精编。
大城市有难以为继的“大城市病”，中小城市“灯下黑”“吃不饱”。
今年7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里面有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章节），是现代化都市圈培育。
整个章节最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同城化，如何推动同城化程度达到更高水平。其中既包括交通物流方面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包括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治等等。
目前，现代化都市圈发展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京津冀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西南、西北、中部的都市圈……它们城市的规模不同，但是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苦。
超大、特大城市有大城市病的问题，比如怎样疏解相关产业和人口。而中小城市往往面临着非常强的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无论是“灯下黑”还是“吃不饱”的问题都非常严重。
每个城市都是非常紧凑的原子化发展，带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和周边形成有效互动。在中国，这样的现象特别明显，往往是行政辖区交界的地方发展得不好。从都市圈角度来讲，这些地区恰恰是最有生机活力的地方，怎样让这些看似没有活力的地方变得很有活力，是都市圈建设非常重要的议题。
还有城市“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观念的问题。现在全国各地的零和博弈、复合博弈都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在企业存量情况之下，相互招商引资其实就是相互挖墙脚；在人口“抢人大战”的背景下，出生率就是给定的情况，这里人多那里就必然会少。
这些都是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时面临的问题，还包括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共同体打造、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上海当时就是都市圈的中心，但它在处理和周边城市关系的时候，始终想怎么把问题推给周边的城市和地区，没有考虑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是历史上就存在的。我最近做了历史档案的研究，专门查了档案，看了一些材料，发现很有意思。
1950年上海人口普查仅有502万人，1954年就达到699万人，短短三年涨了将近50%。当时政府就觉得人太多了，且大部分是带着盲目性的。
现在看这些流动人口都是带着非常强的理性思考，因为上海好“混”。而且后来发现其实就应该留在上海，如今上海人口已经到了3000万，那时候人口的多和现在人口的多是一个概念吗？
那时候上海就着急收缩人口，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把人送去周围的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开荒；把农业人口转移到相关乡村，不让他们过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等等。现在看此类政策是非常可笑的，因为现在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6，基本和韩国一个水平。
上海当时就是都市圈的中心，但它在处理和周边城市关系的时候，始终想怎么把问题推给周边的城市和地区，没有考虑如何更好地协调发展。最终我们发现，类似的政策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不管对上海还是对周边的城市来讲。
对于现代化的都市圈来讲，这样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我只是举一个人口的例子，让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在反复不断重演。
看看你对周边城市有什么贡献，和周边城市有没有形成紧实的合作。
在推动同城化的过程中，国家理解的层面和实现的程度实际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同城化以省为单位统筹，但都市圈基本都是跨省的，少数没有跨省的也面临很多省际没有办法协调的问题，比如副省级城市的问题。
非常关键的是，既然要推动同城化，打造现代都市圈，毫无疑问就要增加或提高统筹层级。如果让中心城市当老大哥来“分饼”“切蛋糕”，结果就是现在这样“一核”，核越来越大。我们要提高统筹层级，在更高层面上去统筹，包括考核评估的单位也要放大，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县去考核。
我们做调研发现，现在所谓功能区的规划，有规划，但都是鬼话。因为最后考核时还是看那几个关键指标，你的GDP是多少、财政收入是多少、人口是多少，而不是看你对周边城市有什么贡献，你和周边城市有没有形成紧实的合作。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同城化，但做的动作其实是反着或逆着来的。
所以，关键是要关注这些地方官员的“指挥棒”在哪里，激励结构在哪里，痛点在哪里，由此推动城市化发展。在这过程中，政府可以做的有很多，但很重要的是怎样约束政府的行为。
二十届三中全会有个说法特别值得关注：不允许将来地方政府通过补贴政策招商引资。这意味着什么？欠发达地区不可以抄作业了。过去发达地区搞这些事儿，搞完之后上岸了。现在不行，你们不能上岸了，你们在这儿待着，按照现在的方式来做。但按照现在的方式做，完全招不到商啊。
类似的问题，在人口、企业跨区域流动方面也能看到。比如我调研一些企业发现，所有政策都规定绿灯是亮的，你可以搬迁，但你发现要搬的时候搬不走，最后只能妥协，把壳留在这里，企业搬走，这样相关的财政税收指标可以共享。
人才流动也是这样。为什么山东省经常强调人才的“柔性引进”，就是人为我所用，但人我不要，因为人也不会来。
所以，在推进同城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根”的问题没有解决。文件的出台对破解这些问题有一定的期待，但怎样进一步破解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每个城市都是自利的，怎样通过激励结构调整，让城市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点，实现都市圈共同体的打造特别关键。
核心的一点是，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城市是以人为本的，知道要以人民为中心，知道怎样聚焦这个问题去做文章。
讨论这个问题时，特别需要关注同城化、都市圈的发展到底为人提供了什么，或者背后的激励怎么做，才能将我们需要实现的价值和政策工具对应起来。因为每个城市都是自利的，怎样通过激励结构调整，让城市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点，实现都市圈共同体的打造特别关键。
类似的，比如上海人口政策变化就非常典型，在对待一些人和现象时，怎么把它“问题化”，朝什么方向“问题化”非常关键。
在这方面，我们讨论的政策的价值或政策的信仰这样一些有深层次、难以短期改变的问题，值得我们更多关注。这和我们讲的意识形态有很多联系，包括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方向性的判断，程度的判断，解决方案的提出，都需要有更好的思考。
最后，我们讨论城市时要从两个视角去关注，有的人关注“国家的视角”，看国家怎么考虑的，政府怎么思考的，更多的还需要看人民是怎么思考的。“人民的视角”和“国家的视角”出现冲突时，我们如何调和它，如何理解它，让城市秩序不是简单化的，而是归于自然的，或者达到我们期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