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中华 | 丝路长歌

风雅中华

今年是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申遗成功10周年。从地缘维度看，大运河文化带直接沟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推动着人类文明交流。本期从运河、丝路的角度，回望中华大地的历史风华。

拥有辽阔陆地疆域又濒临浩瀚大洋的中国，很早就有地表介质和物流方向不同的陆上和海上两大对外贸易商路；只是传统农耕时代国际贸易相对稀少，两者并未产生时空的交集。进入近代，西方列强主导的贸易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也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一体化浪潮，陆、海丝绸之路遂得以全面交汇与交融，既促进了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完善，又将传统农、牧、工、商业纳入市场化工业的发展轨道，加快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外向化与工业化，奠定了今天中国自主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地理基础。

自远古开始，人们就通过短途和长途贸易，将商品的潜在价值变成现实财富。其中就包括绵亘于中国和世界市场间的外贸商路，即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表明，早在张骞西域“凿空”前，中国通往西亚和南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就已出现，汉代至隋唐又有新发展；而安史之乱至宋辽时期的分裂，使东部农耕区的经济重心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江南，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则以不同路线和主体延续下来。同时，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沿海大国的中国，公元前就有了海上外贸商路；再历经唐宋以至元明各朝，东北方向可输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南方向可输往东南亚、西亚以达欧洲，并向东跨海抵达吕宋和拉丁美洲；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标志着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极盛。然而直到明末清初，中国陆、海丝绸之路虽然在时间上并存，在空间上却并未交叉。因为这期间中国的主要外贸对象是阿拉伯人，他们由海路来中国即以广州、宁波、温州为主要目的地，由陆路来中国则常停留在西北贸易中心兰州。

不过到了清朝前期，中国丝绸和棉布由海路输往日本和欧洲的数量很多，同时西方殖民国家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并相继闯入太平洋西岸。清政府也在1684年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设立了闽（厦门）、粤（广州）、浙（宁波）、江（上海）四大海关，掌管对东洋、南洋和西洋的海外贸易，使中国与欧洲等国有了更多的海上接触机会。只是1759年后，清廷为防止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佛林德（James Flint）僭越上书事件再次发生，仅限广州一口在“十三行”统辖下对西洋通商，同时强化了对中俄陆路口岸尼布楚和恰克图边境贸易的管辖，使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依然处于相对隔离状态。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被迫重新对欧美开放，标志着中国近代被动开放时代的到来。此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又被迫开放更多约开商埠和自开商埠；到1930年，中国一级商埠总数达115个，多数省份都有了多个外贸商埠，此前平行并存的陆、海丝绸之路得以交汇。只是地理区位和历史基础的不同，又使各地的交汇进程呈现显著差异。

陆、海丝绸之路交汇最早也最充分的，是近代粤、港口岸引领下的珠三角与华南地区。其中广州自魏晋时期就成为岭南的海上外贸中心；北宋初年设立管理岭南外贸的市舶司；1684年又设立粤海关；直到1850年前后，广州仍是中西贸易的领头羊。同时，被英国割占的香港，也很快把华南地区深度拉入全球一体化市场，使得广东、广西、云南乃至上海、天津等地的对外贸易，都对香港的自由口岸产生了很大依赖。

陆、海丝绸之路交汇稍晚却甚快的地区，是上海、宁波、汉口等口岸引领的长三角与长江流域。上海原为苏州的外港，元代由镇设县，清初设立江海关。1846年，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经由上海的出口量超过了广州；1852年茶叶经由上海的出口量也超越广州，主要进口品棉纱、棉布经由上海的进口量也超过广州；1853年后，上海跃升为中国大陆对欧美贸易的最大口岸。稍后，长江流域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宜昌、芜湖、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也陆续开埠，使得长江干、支流地区都与上海建立了直接的外贸联系。

沿海三区中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最迟缓的，是天津、营口、烟台、大连、青岛等口岸引领下的环渤海地区。这里开放了天津、牛庄、登州、胶州、大连、威海卫、海州等39个外贸商埠。同时，还通过强化同邻近地区的外贸联系，向西北方向将兰州、古城（今新疆奇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3个二级外贸市场，纳入天津统领的外贸网络；往东北方向同以哈尔滨为中心，以齐齐哈尔、呼伦为二级市场的外贸网络相对接；往东南方向充当上海的外贸支线港，将半数以上的进出口货物经由上海中转。

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由沿边口岸向内陆腹地的外贸辐射过程，与东南、东北沿海口岸由东向西辐射的程度和效果相比则缓弱很多，但也毕竟从整体上，共同拓展了陆、海丝绸之路交汇的地域范围与外贸规模。

口岸开放与陆、海丝绸之路的近代交汇，促进了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网络结构的交融与完善，使引领当时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的欧美现代工业产品和生产方式，得以通过众多通商口岸登陆并向内陆腹地辐射，进而在同国际市场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中，将中国传统农、牧、工、商业纳入近代市场化工业发展的轨道，初步实现了整个经济产业的外向化与工业化转型。

陆、海丝绸之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边到内陆的渐次交汇与交融，加速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转型，促进了陆上和海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农牧业经济向近代市场化工业经济的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途径之一是把农牧产品输出到沿海和国际市场，作为机器工业生产原料而实现传统产业的间接工业化；途径之二是引入沿海或西方国家的机制工业产品、机器设备和经营模式，直接开办新式工厂而进行工业生产。以华北为例，1920年后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最大棉花产区，总产量占全国的54％；天津的棉花出口量，每年都超过全国棉花出口总额的半数，1931年和1932年竟超过91%；它们大都成了上海和日本机器棉纺织工业的原料。华北经济的直接工业化，是青岛、天津等城市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兴起。而东南沿海的新式工业，早期是上海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工业，民国时期棉纺织工业、面粉工业、火柴工业等也得到快速发展。1920年后，上海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形成沪东工业区、沪西工业区、南市工业区、浦东工业区和闸北工业区五大片区。1933年后，上海现代工厂数、工人数、资本和生产净值，都领先全国其他工业城市；其中棉纺业产值占全国37.68%，棉织业占49.94%，橡胶制造业占84.88%，面粉业占41.48%，其余行业很多也接近或超过50%。此外，以沪宁铁路为轴心的江苏工矿业、以沿海区为重心的浙江工矿业也初步成型。

总之，经过晚清开埠通商和陆、海丝绸之路交汇与交融，中国被动卷入经济外向化和工业化的浪潮。此后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经济最终完成U型反转而步入自主发展对外贸易的良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