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影星阿兰·德龙去世,享年88岁

【编者按】
当地时间8月18日,法国影星阿兰·德龙的三个子女向法新社透露了阿兰·德龙去世的消息,终年88岁。近年阿兰·德龙深受疾病困扰,一度表示要安乐死。据悉他是在家中平静离世的,家人呼吁外界尊重阿兰·德龙的隐私。
阿兰·德龙也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外国演员,其作品《佐罗》《黑郁金香》曾风靡中国。
纪念阿兰·德龙:我从来就不是在表演,一直都在做我自己
本文原刊登于2019年5月20日澎湃新闻网。
文/澎湃新闻记者 程晓筠
即便再行色匆匆,经过戛纳电影宫德彪西厅的入口时,还是忍不住会望一眼正中间的那张海报。上面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微皱的眉头和阴影下的双眼泄露着他的重重心事,薄薄的嘴唇为他精致的脸庞平添了一丝柔美,既中和了男性阳刚的侵略性,又多了几分玩世不恭的诱惑力。这个男人就是阿兰·德龙(Alain Delon),时年25岁出现在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导演的《怒海沉尸》(Plein soleil)里的阿兰·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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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戛纳电影节为阿兰·德龙设计专属海报,采用的是其25岁出演《怒海沉尸》的剧照。
时隔58年之后,2019年5月19日晚,法国国宝级影星阿兰·德龙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正式被授予戛纳终身成就金棕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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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龙被授予最高成就金棕榈奖,他的女儿陪在一侧。视觉中国 图
当天早些时候,他参加了由去年访问过他的《世界报》记者塞缪尔·布吕芒菲尔德(Samuel Blumenfeld)主持的“大师班”。而这两次深度对谈,正可拼接出德隆传奇又不乏缺憾的人生。
“一个多余的人”
1935年11月8日,阿兰·德隆出生在距离巴黎不远的索镇(Sceaux)。父亲法比安是当地一家电影院的经理,母亲爱迪特则是一名助理药剂师。四岁那年,他的父母亲离了婚。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甚至是人生观,也导致他在刚满17岁时,就急着加入了法国军队,奔赴越南前线。
“能去越南我很高兴,出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我早就想离开了。我在家里感到很不舒服。爸妈早已离婚,在那之后,我有段时间跟着妈妈和继父过,过一段时间,又要跟着爸爸和继母过。我成了一个拖油瓶,一个多余的人,我成了大家的麻烦。原本,我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但当爱情已成往事,父母亲都各自重组家庭,有了别的小孩,他们根本就没想好要拿我怎么办。所以最一开始他们把我扔给了保育员阿姨。那位保育员阿姨的老公是一名狱警,所以我小时候就常在监狱里度过。1945年10月15日,他们在监狱里枪毙伪政府总理赖伐尔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之后,我开始和继父一起生活,他老是打我,像是想要杀了我一样,他和我母亲当时已经有了一儿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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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龙走上红毯。视觉中国 图
这位继父名叫保罗·布洛涅,在索镇附近的皇后堡镇上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肉铺。所以,十几岁的阿兰·德龙在屡次因为行为不端而被中学开除之后,索性就考了职业证书,在继父的肉铺里当起了小工。
“事实上,我还做过各种零工,但很多时候也在街上游荡。就这样,一直到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说:够了,我要离开这里。正巧,我在报上看到了招兵的广告。参军,成了我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我本想去空军,但那需要等上一年半载才能出发。我等不了,所以就去了海军,为的就是可以马上走人。我成了那批新兵中最年轻的一个。”
“跟我亲生父亲说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很高兴,当场就批准了。我也很感激他,感激他肯放我走。不过,事后我转念一想,不对,哪有做父母的会那么爽快答应自己17岁的儿子去印度支那战争前线啊?但没办法,这就是我的人生。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很恨他们,尤其是我父亲。至于我的母亲,我能有今天,其实都来自于她。我母亲一直就很想要当演员,以为自己为此而生。但她没能如愿,可是我实现了她的心愿,所以她后来一直很高兴,很为我骄傲。她后来被人尊称为德龙夫人,她喜欢这叫法,尽管她应该被叫作布洛涅夫人才对,那才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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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龙(右)在“大师班”上谈自己的艺术人生。 澎湃新闻记者 程晓筠 摄
“如果不是进了电影这行,我会成为一个职业拉皮条的”
在军队里,阿兰·德龙学的是通讯兵专业,结果却以并不怎么光彩的履历离开了部队。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依然让他感触良多。
“是军队的经历让我变了一个人。我能成长为一个男子汉,那都要归功于参军的经历。我是1953年1月23日去的越南,1956年5月1日回国。我在军队中学到了纪律,学会了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学到了什么叫做恐惧。但也因为做了一些蠢事,只能提前离开军队。我这样的情况当时不多,我们管这个叫做‘遣送回家’。我实在让他们忍无可忍了,本该服役五年才到期的,结果才三年零三个月就结束了。我当时被分配的岗位还挺难的,负责在西贡的法军军火库驻防。我跟一些同僚一起,做了一些蠢事。1955年11月8日,我被关进了军队监狱。进去之后我才想起来:‘今天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啊!’但我此刻却在离家两万公里的单人牢房里,就这么过我的生日。想到这些,我流泪了。”
1956年,因为偷开吉普车外出并且开进沟里出了车祸的关系,德龙被海军剥夺了一等兵军衔并开除。那年夏天,他回到了法国巴黎。“那是1956年,我从前线回到国内,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我当时就是一个小流氓,我觉得自己应该活不了太久。我当时住在皮加勒区(即红磨坊所在的巴黎红灯区)一家小旅馆里,名字我一直都还记得,叫雷吉娜宾馆(Hôtel Régina,直译为皇后宾馆)。我这辈子,一直都离不开雷吉娜(皇后)这个词,小时候住的是皇后堡镇,我父亲做经理的电影院也叫雷吉娜(皇后)电影院。”
刚刚回到巴黎那段时间,阿兰·德隆打过各种零工,做过体力活,还在咖啡厅做过服务员。最终改变他命运的,还是他英俊的面容、迷人的气质外加始终不断的女人缘。
“雷吉娜宾馆附近有一家酒吧,那是周围小流氓的聚点,名字叫作三鸭(Les Trois Canards)。我当时也常去那里,大概过了一两个月,那地方已经有八个年轻姑娘爱上了我,她们都说愿意跟着我干。所以,如果不是进了电影这行,你能想象我会去做哪一行吗?我会成为一个职业拉皮条的。好在,除了在皮加勒区,我在巴黎其他地方还认识一些别的女人。结果,我就成了电影明星。我之所以会做这份职业,全要归功于她们,是她们让我拍上了电影,是她们希望我去拍电影,也是她们为了让我拍电影而付出了一切。她们全都爱我。这些女人,最年轻的至少也要比我年长六七岁。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她们眼中最帅的那个男人,最高大、最强壮的那个男人,于是,我当上了演员。”
“我的职业生涯全部都来自于意外”
“具体的经过是这样的,某天,和我同住的朋友说要带我去圣日耳曼德佩。我问他,圣日耳曼德佩是什么地方?他也不说,就那么带我去了圣博诺瓦拉路,原来,那块地方就叫圣日耳曼德佩区,还有一家宾馆就叫圣日耳曼德佩宾馆。在宾馆里,他们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名叫琪琪的女人——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她很快就爱上了我,我们一起去夜总会玩,就在圣博诺瓦拉路对面的一家夜总会,而那里就是当时巴黎的演员很爱去的一个地方。通过琪琪,我认识了布丽吉特·奥贝(Brigitte Auber),她也疯狂爱上了我——她演过希区柯克的《捉贼记》,她现在还活着,九十岁了,我能有今天,真的要多谢她。就这样,我搬去了奥贝家里,她又介绍我认识了导演伊夫·阿雷格莱(Yves Allégret)。结果,导演的妻子米歇尔·科尔度(Michèle Cordoue)又疯狂地爱上了我,她说服丈夫,下一部新片一定要用我。那就是《当女人插手》(Quand la femme s’en mêle)了,我的第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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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龙在电影《当女人插手》(1957)里,饰演一个名叫Jo的小角色。
“当时,伊夫·阿雷格莱把我叫去了他家。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演啊?我什么都不懂啊,我又不是演员,我是当兵的。’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了他,最终,还是因为米歇尔·科尔度,是这个女人的反复坚持,终于让我接受了这个角色。电影开拍之后,伊夫·阿雷格莱就告诉我说,‘你听好了,不要演,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希望你能做你自己。你平时怎么看,那就怎么看;你平时怎么动,那就怎么动;你平时怎么说话,那就怎么说话。’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每次演戏的时候都会想到。所以我从来不是在表演,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
在法语中,演员一词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comédien或是acteur。前者偏向舞台剧演员,后者偏向影视演员;前者听上去更有范儿,更演技派,但近年来两者的语义已越来越混淆。硬要区别的话,权且可以用“演技派”来翻译comédien,用“本色演员”来对应acteur。这种区别,在阿兰·德龙的眼里,似乎格外重要。
“我并不是演技派演员(comédien),演技派演员是一种职业,就跟出租汽车司机或是面包师傅一样,那是一种工作。要经过上课学习的过程,要进专门的学校学习。而这一点,就是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和我的本质区别——我这么说,完全没有任何要贬低他的意思。我是一个本色演员,而贝尔蒙多是演技派演员。他那种演员,要事先经过多年的学习,然后在银幕上表演不同的角色,而本色演员则是在银幕上生活,活出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一直都是活在自己的角色之中,从来就不演。本色演员之所以会成为演员,那全都是出于意外。我就是一个意外。我的人生就是一次意外。我的职业生涯全部都来自于意外。”
“我有了一种自己天生就该拍电影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么一连串的意外,1956年时阿兰·德龙被迫退伍,到了第二年,他参演的第一部电影《当女人插手》就已经上映了。
“《当女人插手》的女主角是艾薇琪·福伊勒(Edwige Feuillère),男主角是贝尔纳尔·布利耶( Bernard Blier),他们成了我的电影教父和教母。”此后的五年间,德龙连续拍摄了十部电影,很快成了法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字。拍完《当女人插手》之后,伊夫·阿雷格莱就说服自己的哥哥马克·阿雷格莱(Marc Allégret)导演在他的新片《卿本佳人》(Sois belle et tais-toi)中同样起用阿兰·德龙。比他年长两岁、当时还是新人演员的让-保罗·贝尔蒙多也参演了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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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月断肠时》剧照
1958年,在电影《花月断肠时》(Christine)的拍摄现场,23岁的德龙与20岁的奥地利女演员罗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也就是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茜茜公主”迅速陷入爱河。一年之后,这对欧洲影坛的金童玉女订婚。
1960年,阿兰·德龙生命中的又一位大贵人出现了。拍摄过《禁忌的游戏》的大导演雷内·克雷芒找上了他,为的是改编自美国作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侦探小说《天才雷普利》的新片。这部电影就是1960年上映的《怒海沉尸》,它成了阿兰·德龙第一部具有全球视野的重要作品,但主角雷普利的演员人选,原本却并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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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沉尸》剧照
“我去了雷内·克雷芒家里,制片人也都在,他们跟我解释说,这部戏要由莫里斯·罗内(Maurice Ronet)来演雷普利,我要演他的受害者。可是,我只想要演雷普利。我不肯妥协。他们都劝我说,‘你以为自己是谁?你算老几?’但我回答他们,‘我只不过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如果你们不同意,那就另请高明吧。’就在这时候,从雷内·克雷芒的公寓的另一头,传来了他夫人贝拉·克雷芒的声音,她当时正在洗碗。‘雷内——小家伙说的有道理啊!’就这样,决定了,就我来演雷普利。”
“《怒海沉尸》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很好的票房,尤其是在日本,可能是因为片名里面有个‘日’(soleil)字的关系。然后,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也看了这部电影,于是他找我去演了《洛可兄弟》(Rocco and His Brothers)。不过,这基础都是雷内·克雷芒给我打下的,我一直很尊敬他。对于雷普利这个角色来说,我当时确实太年轻了。有人觉得是我演技好,让观众忘记了我和莫里斯·罗内之间的年龄差距(两人相差八岁),但我觉得这完全要归功于雷内·克雷芒。毕竟,我完全就没受过任何演员训练,我刚从越南回来,然后就开始拍电影了,他们直接就把摄影机支在了我面前。但话说回来,第一次站在镜头前面,站在伊夫·阿雷格莱的镜头前面,我确实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归属感。我有了一种自己天生就该拍电影的感觉。要是没有这种自信的话,我也不可能有今天。”
“法国电影新浪潮不过就是一种新电影,仅此而已”
1960年3月,《怒海沉尸》正式公映,正好与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导演处女作《精疲力尽》同一档期。再算上之前一年上映的《四百击》,当时正是法国电影“新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不过,德龙与这些导演却并无太多交集。他与戈达尔要迟至1990年才有了第一次合作,拍了一部《新浪潮》(Nouvelle V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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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剧照
关于这种“缺席”,德龙表示:“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当时不想用我。就是这样。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坏小子。我当时在法国和意大利拍的那些电影:克雷芒的、维斯康蒂的……恰恰就是新浪潮导演最不喜欢的那类。我当时也尝试过想要跟他们合作,但他们对我有很大成见,觉得《洛可兄弟》里的德龙根本就配不上新浪潮导演。他们坚信自己代表着新,代表着真,代表着电影唯一的发展方向。在他们看来,我代表的是已经过时的那类电影。只有特吕弗曾试过要联系我,说是要谈谈合作什么的,但后来也就没下文了。至于戈达尔的《新浪潮》,那已经是1990年的事情了,而且我感觉他之所以要找我,也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所以我直到现在都觉得挺好笑的,当初那些新浪潮导演,现在还有多少人被记得呢?相反,《怒海沉尸》《洛可兄弟》《豹》,却都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更别提我演的让-皮埃尔·梅尔维尔(Jean-Pierre Melvill)、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的那些电影了。当初确实有一些导演害怕跟我合作,因为他们听说我拍戏的时候很霸道。不好意思,我可从没在维斯康蒂、梅尔维尔或是克雷芒的面前指手画脚过。但我也无所谓,这也好,省得我跟那些白痴打交道了。在我看来,法国电影新浪潮不过就是一种新电影,仅此而已。”
“在我和梅尔维尔之间,有那么一种心灵相通”
与新浪潮无甚交集的德龙并不寂寞,这一时期,他既演过《蚀》(L'eclisse)、《豹》(Il Gattopardo)这样的艺术电影,也拍出了《大小通吃》(Mélodie en sous-sol)、《黑郁金香》(La tulipe noire)等卖座商业片。
1963年,德龙与施奈德的爱情童话宣告破灭。一年之后,他与女演员娜塔莉·卡诺瓦斯(Nathalie Canovas)奉子成婚。九月,他们的儿子安东尼·德龙在洛杉矶出生。此时的德龙早已跳出法国,将电影触角伸向了好莱坞乃至世界各地。不过,好莱坞的电影似乎不怎么对他胃口。他生命中的下一位导演贵人,依然来自他的祖国。
1966年,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导演第一次找到了阿兰·德龙谈合作。“他去了我家,我和我妻子娜塔莉当时住在梅西纳路。他找我谈《独行杀手》(Le Samouraï)的剧本,他跟我讲故事梗概,讲了十分钟之后,我让他先停一停。我告诉他:‘让-皮埃尔,你这电影里一句台词都没有啊。你不用再说下去了,我接你这部戏了,我们拍吧。’所以,我连这个故事的结局都还不知道,就已经答应接拍了。”
“我觉得,在我和梅尔维尔之间,有那么一种心灵相通。但是,我们在工作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私人关系。那是因为我们只要在一起,那就基本都是在工作。他总是一部电影刚弄完,就开始准备下一部了,《独行杀手》、《红圈》(Le Cercle rouge)、《大黎明》(Un flic),我们一部连一部地拍,速度很快。原本,还准备要拍第四部《亚森鲁宾》(Arsène Lupin),但他没来得及拍就去世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喜欢美国电影。我在《独行杀手》里戴帽子什么的,那都是来自他本人的形象。那时候他和他家人住在他位于巴黎十三区的杰纳制片厂(Studios Jenner)里面,就在《独行杀手》拍摄期间,那地方失火了。我接到电话就赶过去了,警察已经到了,他们认出了我,让我进去了。我看到了让-皮埃尔、他妻子还有他那些助手。他身上穿着睡衣,但头上却还戴着那顶帽子。我走到他身旁,他抓紧了我的手臂,对我说,‘我的Coco怎么办,我们那只鸟……它还关在笼子里啊!’他多年经营的制片厂此刻正在熊熊火海之中,但他想到的却是那只葬身火海的小鸟。换做是我的话,肯定当场昏过去了。他后来是心脏病发走的,在餐厅里,饭吃到一半,笑着笑着心脏骤停了。感谢上天那一刻我不在现场,要不然我肯定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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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阿兰·德龙与巩俐在上海出席活动。视觉中国 资料
“之所以要拍《克莱因先生》,因为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1975年,就在阿兰·德隆完成卖座片《佐罗》(Zorro)后不久,他自掏腰包担任了电影《克莱因先生》(Monsieur Klein)的独立制片人。该片由美国左翼导演约瑟夫·罗西执导,两人此前曾合作过一部《刺杀托洛茨基》(The Assassination of Tro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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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后不久,《佐罗》便被引入国内,阿兰·德龙很快为中国观众熟知。
《克莱因先生》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1942年7月16日,法国傀儡政府为配合纳粹灭犹的行动,在巴黎全市大肆搜捕犹太人,共逮捕一万多名犹太人,包括妇孺。他们被集中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远一处名为“冬季自行车馆”的室内运动场里,接着被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几乎全都死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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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先生》剧照
战后,“冬季自行车馆大逮捕”成了法国人难以面对的一道伤疤,毕竟,参与逮捕行动的大多是法国警察和公务员,直到1995年,法国政府才正式为该事件向受难的犹太人道歉。所以在1970年代,阿兰·德龙率先揭开法国人的伤疤,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之所以要拍《克莱因先生》,就因为这是一场悲剧,而且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谁都不想接手这个项目,但我却很愿意,所以就自己做了制片人,导演约瑟夫·罗西也是我去找来的。说到‘冬季自行车馆大逮捕’,法国人有谁不知道呢?我是1935年出生的,1945年我10岁,我又不是傻子,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都明白。”
在片中,他饰演的克莱因先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在法国沦陷期间从急于逃难的犹太人手里低价收购了不少艺术珍品。影片开始不久,我们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欣赏着一幅荷兰画家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作品。在生活中,阿兰·德龙也是艺术品的热心收藏家。“这是一种本能。我最开始买的都是素描,然后那些素描又带领我去着手收集油画。我对素描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是发端。一开始也没人教过我什么。慢慢的,有些朋友开始给我提供建议。那时候,伦敦和巴黎的所有拍卖会,我一场不落,两头奔波。我喜欢的东西自己会留着,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作品,像西奥多·席里柯、让-弗朗索瓦·米勒、欧仁·德拉克罗瓦这些我都留着。其他的我会卖掉,前不久我刚卖掉伦勃朗·布加蒂的一批铜像,再之前还卖掉过一批现代艺术作品。此外,我还在拍卖会上买入了戴高乐《告法国人民书》的原件,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当初听说有人在拍卖这件东西,而且有可能会被南美洲的买家拍走的时候,我脸都白了。我对戴高乐将军很有感情。每年6月18日(即戴高乐做《告法国人民书》演说的那一天,这也被视作法国抵抗纳粹运动的发端),我都会去科隆贝双教堂村瞻仰他的故居。”
谈及制片人的身份,阿兰·德隆表示:“那是因为我没读过几年书,没办法写自己喜欢的故事,所以就只能当制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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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3日,第65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阿兰·德龙获洛迦诺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视觉中国 资料
“对于我来说,电影已经结束了”
进入1980年代,阿兰·德龙的拍片速度有所放缓,虽也出演了《德黑兰43年》(Tegeran-43)这样的国际大制作以及《斯万的爱情》(Un amour de Swann)这样的艺术片佳作,但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未能获得全球范围内的瞩目。
进入新世纪后,他更是作品寥寥。2008年的《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Astérix aux jeux olympiques)成为他参演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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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剧照
对此,阿兰·德龙自然也有话要说。“电影已经变了,对于我这样的传统电影明星来说,情况也变了。在我之前,法国有让·加班、伊夫·蒙当这样的明星,有专门为他们写的电影。到了我的时代,明星已经没有再那么高高在上了,但也有米歇尔·奥迪亚(Michel Audiard)这样愿意专门为明星写戏的导演。这么说吧,我进入影坛的时候,我们有五个小伙伴,就像是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头。贝尔蒙多、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让-路易·特兰蒂尼昂(Jean-Louis Trintignant)、让-克劳德·布里亚里(Jean-Claude Brialy),还有最年轻的阿兰·德龙。现在,让-克劳德已经走了。让-皮埃尔也走了。特兰蒂尼昂身体很糟。贝尔蒙多身体倒是不错,但事业也早就结束了。当初让-克劳德和让-皮埃尔过世死掉的时候,我很难受。不知道接下里会轮到谁,到时候我肯定会更加难受的。现如今,还有人肯为明星专门写戏吗?不可能了。他们都在为钱写电影,为了某个主题写电影。想当年,奥迪亚会专门为了加班写戏。我不知道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还是因为电影本身已经转向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大家爱去电影院,会带着另一半,坐下来,看着银幕上的电影,一起做着梦。大家愿意看电影,希望自己能变成英格丽·褒曼。大家去电影院的目的,是为了看到自己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梦想。电影散场的时候,大家都心满意足的,因为看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可现在的电影呢,全都千篇一律。”
“现在已经没有我们那样的明星了,后来出现的法国演员里面,我最喜欢帕特里克·迪瓦尔(Patrick Dewaere),但他也已经死了。还有德帕迪约,那是肯定的。我还喜欢文森·卡塞尔,让-皮埃尔的儿子。除此之外的话……他们对我说,‘这很正常,别担心,再过两百年,又会有一批伟大的演员出现的。’但我到时候早就不在了啊!他们跟我解释说,那没办法,这种事情需要时间,要隔几代人才会再有。真不错,但我肯定是看不到了。算了,我也早就无所谓了。能有幸与那些天才合作过,我已经很满足了。对于我来说,电影已经结束了。拳击界有一种说法,叫作‘多余的比赛’,我对这句话印象一直很深。我可不想打‘多余的比赛’。我的电影事业已经够出色的了,我不想再拍多余的电影了。而且,我能合作的导演,都已经死了。我十年前拍完《高卢英雄大战凯撒王子》之后就已经停下来了。事实上也没人再找我,我还能跟谁合作呢?吕克·贝松吗?他很早就知道我想要跟他合作的,但我听说他有顾虑。他是害怕我吗?我也不清楚。还有谁?波兰斯基吗?他从没跟我联系过。”
望着因为长时间的谈话而显得有些疲惫的阿兰·德隆,忽然意识到他已经是一个83岁的老人了,松弛的皮肤遮蔽了昔日的棱角分明,深陷的眼袋夺去了蓝眼睛的神采,只有微皱的眉头始终没有放开。当年疯狂爱过他的那些女人们,早已人面不知何处去。而如今当他出现在某个公共场所,恐怕也不会有女人走近他,告诉他:“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然而,在电影世界中,不论是小麦色肌肤闪耀着光芒的孤注一掷的雷普利,还是带着禁欲的气息承受命运悲剧的洛可,抑或是不苟言笑孑然一身的杰夫,都早已定格为永恒,不会老去,也不会消逝。
当被问及为何演过的许多电影中最后都以死亡作为结局的时候,阿兰·德龙回答:“是啊,总有人跟我说,你怎么每部电影最后都要死掉啊。我想说的就是,那是因为我知道什么是死亡。我喜欢死亡,因为那是一个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