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晓妍
编辑 | 张瑞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2012年,姜以琳开始对中国精英学生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调研,她在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高中里,采访了28名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完成了《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这是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姜以琳在读博期间,接触过很多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比如西莫斯可汗的《特权》。那是一本研究美国精英学生的著作。但那都是西方的视角,没法代表东方的精英学生。
姜以琳 ©姜以琳
在中国,关于精英群体的研究很少见。调研中,姜以琳得以窥见精英世界的一隅。
精英学生大多来自有财富、有权势的家庭。比如国际部学费近十万元,补习学校费用两到三万,私人家教每节课七八百元。孩子参加SAT(美国高考)考试时,父母要承担到香港、新加坡考场的机酒和报名费,包办送给老师的名贵礼物。
更多的帮助是隐形的。有些家长是清华、北大的校友,作为高考曾经的优胜者,他们熟悉竞争的游戏规则,甚至有些在高校担任教授的家长,就是潜在的高考阅卷人,知道如何在课业上引导孩子。还有位家长是校外补习机构的创始人,团队里有好几位外籍老师,也会研发英语教材和单词本,为孩子出国留学积累优势。
普通人会考虑试错成本,但精英家长却鼓励他们的孩子心无旁骛,追求最高、最好的目标,不为目标之外的任何事物发愁。一次失败了,就再多试几次,精英学生的背后,有家庭编织的安全网。
地位再生产就像一场纸牌游戏,每个家庭都是竞争社会地位的玩家。但一开局,玩家之间就是不平等的。
考入顶尖学府只是第一步。在国内保持精英地位,并不是这些家庭的最终目标。他们追求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精英地位。这些学生被期待进入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竞争,成为新一代的世界精英。
但让姜以琳意外的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少年精英们,却很看重“松弛感”。因为松弛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从小培养。需要去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同的人,看过很多世面。因此,精英学生们所在的顶尖中学里,不努力就能拿高分的“学神”,地位高于努力且优秀的“学霸”。不努力的“学渣”,地位高于用功了却没有高分的“学弱”。
当然,实际情况是,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们很难保持真正的“松弛感”。姜以琳在家访时发现,声称不努力的学渣,偷偷在独自学习。毕业后声称豪不费力就得到工作机会的女生,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无薪实习生。他们对自己的努力保密,像表面上优雅、从容的天鹅,只在水面下拼命划水。
同样是精英学生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强烈的“高配得感”和对社会规则的熟稔,一方面,“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有的学生晚上给老师打电话,无视老师的不悦,让老师帮自己改资料。对他们来说,世界就是一个后花园,一切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从中学开始,他们就懂得如何跟权威人士打交道。比如用送礼物等方式,维持好跟老师的关系,姜以琳就曾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喝不完的名贵茶叶。
姜以琳也在这个世界中看见了相对残酷的一面:表现不佳的人要面对自己的失败。精英们崇拜强者,从不会对失利者展现安慰和同情。一位成绩垫底的男生,毕业典礼上,其他同学都在合影留念,只有他留下了一张单人照。
如果没有成为全球精英,学校里的学神,也会变成“普通人”。一个女孩就是这样,她出了国留了学,但并没有得到“最好的”工作,她从一个对别人不屑一顾的学生,变成了24小时待命,温顺服从上司安排的职场人。
精英的生产,总有成功和失败,无论被迫还是主动,总有精英要向下流动,但总体来说,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具压倒性的优势。有趣的是,姜以琳本人的成长经历,也是阶层复制的印证。她的父母是台湾一所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成为一名“学二代”。高考后,姜以琳考上了台湾大学,初中的老师评价她:“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
以下是姜以琳的自述:
弱者“天生脑子有问题”
2012年,我第一次去顶峰中学(化名)做调研。那是一所被媒体称为“神一般的学校”的传统名校。古雅的建筑和文物,都是精英文化品位的展现。校园里很安静,我走进去也没有什么人理我。明明是在车水马龙的繁华地段,出现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
另一所学校在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城市边缘。那里的国际气息更强烈。国际部大楼大厅装饰着几十面外国国旗,中央有一台大得需要两人环抱的地球仪。二楼有大幅世界地图,标出了北美和欧洲的16所大学,哈佛的名字被加粗放大,剑桥大学也用大字体标出。
这所中学的老师经常告诉学生,“你们将改变世界”“你们都有当总理的潜质”。另一所高中的副校长指着路边的学生对我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在这种环境浸润久了,慢慢也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一个女孩子,她单恋另一所中学的男孩,每天放学就到人家的校门口去等那个男孩。同班同学们就对这个女孩的行为嗤之以鼻,觉得“她丢了我们学校的脸”。
一位家长发来的高中教室照片 ©姜以琳
他们经常会拿其他学校来比,学校怎么样,平均分是多少。当有人考试不佳,或者做了一件事没有达到大家的标准的时候,所有人是急着跟他划分界限的。这些中学都有一个地位体系的评判标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学神”是不用功但成绩很高的人,“学霸”是分数高,也努力学习的人。学霸没能占据最高地位,是因为他们还不够“轻松”。“学渣”不用功,成绩也不好。地位垫底的“学弱”,是努力了也考不到高分。
我在学校里遇到一位“学弱”,跟他打招呼时,其他同学就会把我拉开,告诉我不要理他。他们数说他的种种“缺点”,比如打架、追女生,甚至是“笑起来很恶心”。但当我问到,如果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会不会受到不同的对待,有的学生回答道:“当然会。”拍毕业照的时候,也没有同学跟他合照。
有一次,一个“学弱”学生回答错了问题,底下有个同学直接骂了一句脏话。
聊到学弱的话题,成绩好的学生跟我说,他们是“天生脑子有问题”。那次我反驳了他们,学生意识到我生气,赶紧找补,说或许家庭教育、社区的邻里问题都有影响的。聊到最后,他们看到我整个人已经放松下来,结论又回到了“我觉得这应该还是天资的问题”。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努力但是失败了,大家不接受这个,整个环境也缺少对失败的解释机制。只能把失败归因为“先天愚钝”,把成绩、地位归因为个人能力。一旦我们采取了这种解释,就更不可能去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甚至连怎么帮都不知道了。要求大家对比自己更弱的人有同理心,或者是互相帮助,这很困难。如果大家都秉持这样的观念,人与人之间就会更冷漠。当然了,这不只是学校里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问题。
继承者们
在我调研的欧米茄中学(化名),每天放学门口会停满黑色的豪车,都是来接孩子的父母。有一次,我看到一对中年夫妇,父亲站在车旁边,母亲提前打开好副驾驶车门,站在校门口等孩子。高个子男生小平走出来后,二话没说,就把装满试卷的书包和袋子塞给母亲,然后板着脸径直走向副驾驶位,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父亲有些恼火,走过去想拉开车门,似乎想对儿子说点什么,但那位母亲做了个手势,阻止了他。
这些精英父母,很多会溺爱、纵容他们的孩子。比如孩子们会被允许收藏名牌鞋子、买高级私人健身房会员卡、在考试后到外国旅游,拿父母的卡购物庆祝,以至于有些家长会收到银行的信息,反映在海外有不正常的大额消费。有个叫朱莉的学生,因为要买一个很贵的水杯跟父母吵了一架,赌气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当天晚上,她的妈妈就认输了,从房间门缝底下塞进了一张信用卡。
一学校门口等待的家长们 ©姜以琳
物质上的付出,对于这些精英父母来说不算什么。在我调研的这几所中学里,家长基本都是各个单位或国企的高层主管,以及一流高校的教授。学生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中国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高出约1.5倍。我怀疑一些家长少报了他们的家庭收入。
我认识一个叫托尼的学生,他妈妈会每天早起,给他做面包,因为怕外边面包店的面粉不好。托尼想跟女朋友去哪儿玩,吃点什么,爸妈都会同意。在我想要找家长做访谈时,托尼叫他妈妈来跟我聊聊天,他妈妈就来了。
但在有些方面,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又是不容商量的。浴朗是我在另一所超级中学认识的第一个学生。她是高二那年转校过来的。刚开始在某中学住校时,她每天打电话回家哭,哭了两个月,有一天她妈妈终于跟她说:“你够了。”之所以转到某中学,是因为浴朗妈妈听说,全市最好的奥数竞赛老师都在这所学校。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浴朗通过奥数竞赛保送清华或者北大。
通常,像浴朗这样的精英后代,身上背负着父母的高期待:进入中国的顶尖中学,考上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参与全球地位竞争。就像一位家长跟我说的那样,孩子的爸爸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子,考上了大学,来到北京。孩子的目标,就是将她爸爸的奋斗成果延续下去,从北京走向世界。
我遇到过一对关系很亲近的父子,罗伯特和郭爸爸。罗伯特在学校算是个“学渣”。在写一个经济学的作业时,他在认真读书和打游戏之间选择了游戏,因为让自己心情好比较重要。罗伯特还会经常招呼班上的男生去他家打地铺,他爸爸也会帮他一起招待。
老师觉得郭爸爸太溺爱儿子,但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的。他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是一位年薪超百万的高阶主管。郭爸爸以前是高考四川前几名考到北京来的,他很早就知道罗伯特不可能像他一样在高考胜出,最后到了儿子八年级,确定了必须送他出国。郭爸爸知道儿子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反抗父母,必须让儿子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
所以在八年级的暑假,郭爸爸送儿子参加了一次去美国参观大学的交流旅行。历时十五天,学生们从东海岸游历到西海岸。这果然引起了罗伯特的兴趣,在儿子第一次聊起想申请美国学校时,郭爸爸还假装不想让孩子出国。因为郭爸爸是金融行业的,所以连买家行为和心理预期都要放进他的计划里。在那之后,罗伯特就一心想去美国,从未偏离过这条道路。
这个爸爸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在我讲话的时候,是非常坚定的。我问他,万一罗伯特还是决定参加高考呢?他只是莞尔一笑,他觉得孩子一定会按照他的想法,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对孩子的纵容跟要求,这两者并不会有所冲突。反而对这些精英家庭会想,已经给了小孩这么多,小孩是不是也应该要有相应的结果。
精英的品格
对老师来讲,精英家长们不是好打交道的群体。诗颖高三那年,我在学校遇到了她的妈妈刘女士。因为诗颖意外地没通过清华自主招生考试,刘女士变得有些焦虑,她开始协助女儿备考,想提高诗颖的成绩,以保证在高考中胜出。
不怎么来学校的刘女士主动找到语文老师。一见面,刘女士刚刚提到“关于诗颖的语文作文......”语文老师立马跟她道歉:“我没有教好她,对不起。”
刘女士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也是一位中文系教授。她和老师之间有很直接的地位差距。她会觉得,老师和学生是在一条船上,既然诗颖参加自主招生失败了,那么就该提点老师,你该“划船”了。
精英家长展现出来的高权利感,也会被他们的孩子习得。诗颖最后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在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我采访了那位语文老师。她跟我埋怨,说对诗颖非常失望。因为学校和老师们都对诗颖投入很多,给了很多支持,但她高考后就和老师断了联系,从来没有对老师说过感谢的话,也没去看过老师。
诗颖可能认为,高分是个人成就。她对考试成功的理所当然的态度,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不懂感恩,而是强烈的权利意识的体现。
另一位被老师抱怨过的家长,是浴朗的妈妈,那位为了得到最好的奥数师资,让女儿转校的母亲,她是清华大学的校友。浴朗为了备战奥数,放弃了自主招生和其他加分渠道。但她们没想到,2014年政策突然调整,奥数比赛获奖者,将不再获得高考保送资格。在这种打击下,浴朗在奥数竞赛中考试失利了。
浴朗妈妈开始频繁给奥赛教练孙老师打电话求助。刚开始,孙老师不想帮她们。我采访孙老师的时候,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说这对母女功利,政策变了,不再保送了,浴朗就没有动力参加奥数比赛了。但浴朗妈妈每天给老师打电话,软磨硬泡,打了两个礼拜,老师说,他完全受不了了,真的要崩溃了,最后才透露,清华和北大为奥数落选者举办了一个冬令营,通过结业考试可以获得加分。这是当年其他学生和奥数教练没有掌握的信息。后来,浴朗通过考试,获得了60分高考加分,最终被清华录取。
©视觉中国
他们身上许多有一种精英的态度,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后花园,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有一个叫特蕾西的学生曾经在晚上十点之后,临时给她的老师发消息,让他临时帮助改申请大学的文件。老师很生气,但她没有理会。在她看来,只要足够优秀,就理应得到权威人士的帮助和青睐。
哪怕毕业后进入职场也是如此。特蕾西后来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在香港一家知名投资银行担任交易员。她回北京度假时,我约她在商业区见面。她很自然地走进一家茶叶店,给上司挑礼物。
高中时,这些精英学生也会给老师送小礼物。他们会跟权威人士打好关系,这有很多好处,比如评三好学生,可以获得二到三十分不等的高考加分。如果想出国留学,老师或校长也会帮忙写推荐信。有些老师参加过高考命题,他们不会泄题,但如果学生私下跟老师讨论课业问题,老师会引导学生往正确的方向去想解题思路。
特蕾西跟我解释,送礼是维持与上司关系的一部分。“如果老板喜欢你,就会把能赚钱的项目交给你。”
她对此很自信:“我的上司都很喜欢我。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员工。”我回去听高中时期的访谈录音时,才发现她以前也说过一样的话:“老师都喜欢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学生。”
这些学生们进入职场,大多会选择金融或科技行业。每次聊天时,他们跟我分享的事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有个女孩,她在一家国外的公司刚工作一年,就想拿着人家的推荐信跳槽。我们一般会觉得,好歹给公司干个两三年,展现一下诚意,再让老板给推荐信。还有个学生说,她在华尔街的起薪才14万美金,相当于近百万人民币,还不包含红利。但她觉得太少了,“老板简直就是在剥削我”。他们有很强的配得感,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
另一个叫柳向祖的男孩也很有意思。他在北京读研,同时在一家美国汽车公司工作。我们在海淀吃晚饭时,他大声批评自己的老板,说这家公司不负责任,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很“邪恶”。我听得目瞪口呆,公众场合人来人往,你怎么知道不会被老板和熟人听到。但他无所谓,向祖还跟公司高层反映过情况和自己的建议,他甚至每天开着对手公司的车去上班。
公开质疑权威,这也是他们在中学时期就被培养出来的品质。他们敢在课上质疑老师,这种行为有个专门的说法,叫“把老师挂在黑板上”,意思说学生非常聪明,他们会在课堂上直接证明老师是错的。进入职场后,他们也敢于“把上司挂在黑板上”。
“果然小孩最后还是要看家长”
这项研究做完,其实会有点失落。因为阶层难以撼动,精英阶层自我复制的动力远远大于呼吁社会公平的动力。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顶级学府,都是以精英为主的。读本科时,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交换生,同学很多都是美国的有钱人。他们常说,谁家里是亿万富翁,我就想,亿万是个什么概念。美国室友带我去她家里住了一天,他们家是很高级的住宅,每个人都有一辆豪华房车或者跑车,想去哪里都不受限制。这也让我意识到世界的贫富差距有多悬殊。
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顶尖学府,无论是考试还是申请制度,最后筛选出来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个人特质,但基本都是各个社会中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的人。不能完全怪筛选方式不对,而是精英家庭实在太会适应了。甚至有些精英们,本身就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如果我们要寄望于教育,让教育来实现社会平等、促进阶层流动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可能没办法提出好的解决方案,但可以通过做研究,确切地指出问题的本源。社会学家就像是剧场里打灯光的人。演员怎么演,戏怎么进行下去,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只能不断地打灯,拼命闪,拜托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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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一个双职工的家庭,父母都是在科研单位工作。我父母收入不算很高,但文化素养很高,所以我也是“学二代”。我的初中是一所私立学校,里面有很多台湾的有钱人。我是考进去帮学校冲升学率的学童。
我们家没有那些同学那么有钱。看到老师有喜欢的学生,我妈妈也会努力给老师送礼,但又没有什么华贵的礼物。那时候有人送我妈一大罐蛮贵的香水,她立刻要我拿去送给老师。我才知道,她那时候也会感到有点压力。
我的高中是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类似北京的实验中学。有很多工人的小孩,也是凭着努力考上这所高中。我那时是负责家长会签到表的,我的父母随时都可以来开家长会,请个假就好了,他们的爸妈根本不可以请假。
当时我没有接触到任何教育理论,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太一样。后来,我考上了台湾大学,回初中看老师,老师有些意外,说:“看你初中成绩不好,居然考上了台大,果然小孩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家长。”
我的确继承了父母的一些文化资本,很多观念也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比如读书就是要往死里读,要有风骨,不要光想着赚钱。十岁的时候我就发下宏愿,社会要我好好读书,我这辈子就好好读书(笑)。从来不知道读书以外的世界。我大学的志愿表,是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填下去的。因为父母都在学术界,我一开始就知道学术圈是什么。我更能意识到什么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选题,做什么报告才会拿高分。大学写报告,有什么问题不会,也会跟妈妈讨论。
作为学二代,我们不会怕系主任、院长、校长这种权威人士。进入高校工作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开会,院长坐在最正前方,其他先进去的人,都会找一个离他远一点的位子。我看到院长隔壁没人坐,直接一屁股坐在他正旁,对我来说这很正常。可是院长就笑着问我,你不怕我?我才知道,原来是有人会怕他的。
面对长官,我们不会局促,这也是我在职场的一个好处。
对上司不太有局促感在学术界可能很吃香,但是在其他行业里可能很糟,像是上司可能觉得我这种行为就是没有礼貌。所以文化资本的用处要看场域,每个家庭不同,子女在各个行业里的优势也就不同。
富不过三代?
有很多人也会关注,精英阶层会不会向下流动?我接触的学生中,也有这样的案例。比如建民。他高考没考好,志愿也没填好,错过了理想的大学,最后被一所之前从没考虑的过的内地省属大学录取。大四那年,既没有收到工作offer,也没有考上研究生。建民的妈妈帮他在北京找到一份比其他同学更普通的工作,他拒绝了,在一次去日本的交流旅行后,建民决定留在东京工作。
只要出国,大家就不会对他指指点点,他的爸妈也不用一天到晚回答,为什么他们的小孩在顶峰中学读书,却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他爸妈只要说,孩子在日本工作就可以了,反正其他人也猜不出他的薪资,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建民很开心能在东京找到工作。但他就变成一个普通的日本上班族,以他的收入,很难靠自己买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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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叫克莱尔的女孩。她本来是某中学的有名学神,很受欢迎,国际部自称是她朋友的学生比她实际交往的人都多。克莱尔后来考上了耶鲁大学。我去看她时,她哽咽着告诉我,自己在耶鲁变成了学渣,产生了自卑感。毕业后去了一家不是特别好的公司。她是那个部门唯一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她的高中同学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的薪水在行业里相当低。克莱尔的高中朋友说,换做是他,绝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因为他们都是克莱尔以前的朋友,所以不会像高中孤立学弱一样孤立她,但言语中已经有了一些明确的态度——地位跌落的克莱尔和他们不同。后来克莱尔结婚了,开始晒一些去瑞典看极光的照片,过着愉快的家庭生活。像这种28、29岁的女孩,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重心不再是课业、职场或是收入,反而是家庭了。现在她们还没有孩子,再过几年,性别差异整个就会(体现)出来。
向下流动,有被迫的,也有主动选择的。疫情之后,虽然这群小孩没有受到裁员影响,但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大部分人更想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生活,没有拼命工作的想法。
那个大声批判自己老板的柳向祖,他也跟我说过,觉得自己每天都很辛苦,生活很狼狈,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工作,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自己还要养家。因为他们大多都在收入最高的金融、科技行业,习惯了这样的收入,很难再去找到其他可以相提并论的行业。
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在外资企业的工作的女生,就真的放弃了她的职位,跑去当自由健身教练,还不是在职的那种。她之前在外企工资很高,做健身教练不那么稳定,但时间自由,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她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得到了爸爸妈妈的认可,支持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一来,她就不再是精英了。
另一个男生也不喜欢他在金融行业的工作,总是要出差,赚钱是很多,但是不开心。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他坚持做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让以后他的小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需要跟爸爸一样努力赚钱。这不也预示了,他的小孩可能也会向下流动吗?而且他支持,并且在为此铺路。
我很想看这群精英未来是如何培育他们的小孩的,会不会验证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当然,不过三代不是因为败光了,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支持小孩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很喜欢这样的理念。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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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错过每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将谷雨实验室设为星标🌟哦,期待每次第一时间与你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