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由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设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首页 资料图片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萌生形成，本是学术与社会转型的产物，其萌生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亦不过100年，却业已发展成为中国史学中一个生机蓬勃的重要领域，吸引众多研究者进入其中垦殖。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理论方法不断出新，其总体声势相较于学术积淀深厚的中国古代史学科并不逊色。追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历程，不可忽视1949—1966年间众多学者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奠基之功。
1949—1966年间的史学研究对当代中国史学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当今史学重要的学术传统，也是建设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重要的学术资源之一。伴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唯物史观以其科学理论、逻辑力量和变革现实社会的伟大实践，赢得不同流派学者的衷心服膺。唯物史观给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带来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地位，也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为研究者提供了科学的研究立场与价值取向，拓展了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引导了研究视角和史料眼光，也改变了研究成果的评判标准，进而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近代史诠释体系。无疑，唯物史观很大程度上形塑了1949—1966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基本面貌。
社会史大论战后，唯物史观影响日益增大，连胡适也承认，唯物史观“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物史观进一步确立其主导地位。1949年7月1日在北平成立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其宗旨明确宣示：“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筹备会经常组织座谈会，探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是“新史学”的根本标志。
破旧立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的基调。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与自下而上的主观需求两相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蔚为热潮。1949年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宣告自己正在“初步研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民国时期曾讲授中国近世史的郑鹤声，于1951年撰写《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明确表示：“我们明白马克思历史科学观的道理，就要把这个史观去研究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主张“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历史学者对于唯物史观的接受与服膺，主要是出于主动追求。
民国时期，史学界盛行详古略今之学风。近代史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由于处于草创阶段，其学科地位难以获得主流学界认可。罗家伦、蒋廷黻等人身体力行的倡导，虽有所开拓，但不足以扭转学术潮流与风气，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仍是一片亟待开垦的荒芜园地。这一点，从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并未规划设立近代史组，即可窥一斑。由于近代史积累薄弱，中国通史著作也不免存在“头大脚轻”的弊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受到空前重视，其学科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跃升，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率先成立，已充分体现出“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与趋向，并颇具示范效应。1958年6月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历史组，十分注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资料调查，“整理编撰了鄂豫皖边区大事记、鄂西北地区革命史料、湖北省十年史料”等，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下设4个研究组，除第1组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主外，其余3个组均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主。同时，各高校也纷纷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置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在历史系教学课时分配方面，中国近代史作为基础课程，堪与积累深厚的古代史学科平分秋色。学科建置层面的诸多实际举措，有力支撑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从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学人的地位，亦可窥测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地位。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第一届院士，其中与史学相关者有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余嘉锡等，无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者。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6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吴玉章、范文澜、胡绳、胡乔木、刘大年等被推为学部委员。1949—1966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科地位大幅提升，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现实需要的有力推动。1952年6月，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上溯到二千余年前去纪念陈胜吴广，则太远了，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历史学者毛健予认为：“任何重要的事端的发生发展，差不多都在这八十年里规定着，寻根探源不能不向这八十年的历史事实中去找寻。对于这‘昨天的’清楚了，才能对‘今天的’彻底明白；对‘今天的’明白了，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伟大，才能在伟大的毛泽东旗帜之下，有信心有决心依照着毛泽东思想指示的方向，遵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为着实现‘明天的’历史而勇往迈进。这样才能使已经落在革命实践后面的学术界急起直追，赶上了时代，推动历史车轮前进。”洪英昌提出，“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客观规律，更好地指导当前的实际斗争，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继往开来，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牢牢地植根于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有必要重视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由教育部编订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强调，中国近代史是“了解‘中国的昨天’以及指导我们当前的革命实践的重要的一门科学”。关注现实、推重致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应有之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历史学绝非单纯停留于书斋钻故纸堆，研究历史与创造历史密不可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旨与定位、意义与价值，在于追溯近代以来的革命谱系，以论证新政权的合法性，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增进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增进向未来迈进的信心。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偏重中外关系研究，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近代外交史之类著作不下130种，文章约300多篇。尤其是193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史愈益形构出以外患、中外战争为主轴的叙事模式。近代中国内部的重大事件，不过为对于中外冲突的被动因应，冲击与回应的脉络于此隐然可见。民国时期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中国近代史往往等同于中国近代外交史，比如蒋廷黻就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方面”。这种偏重外交史而忽视中国内部发展的研究倾向，无疑存在严重局限。从学科发展角度来看，甚至可谓是畸形的。当时学者对此亦有所体认。齐思和强调指出：“至于近人对于近世史的研究，所注重者似乎太偏于外交方面，至于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遽烈变化，注意的人并不多，了解的人自然更少。而对于外交史的研究，又多半根据一二外国课本如Morse、MacNair之类，真正从中国史料者研究出来者亦不甚多。实则外交史不过是历史的一方面，而且又是很表面的一方面，我们若但研究外交，不但对于内部的进展不能了解，甚至对于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因也不能了解。”郑师许也提出批评：“就课程标准中所定的教材大纲关于近代、现代两部分，可说大半部是外交失败史，亦即国耻史，甚么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缔结、英法联军、中俄交涉、中法战争、西南藩属的丧失……应有尽有，一部近代现代史无非是国耻史的讲授。……中小学校用的教科书中而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全为国耻氛围所布满了。这原是想拿‘痛定思痛’的一种情感作用来刺激儿童和青年，使到大家由受到刺激而得到兴奋，油然生报仇雪耻之心，企图借此达到振发民族精神的目的。那知这种刺激用得太多太过，听者便成了麻木不仁，完全不能兴奋。甚而发生颓丧，反思所以急于享乐。”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内容有了重要拓展与转换。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提出影响深远的“三次革命高潮”分期体系，得到学界广泛响应和普遍认同。罗志田认为，“三次高潮”说实际上淡化处理了19世纪几次中外战争，更多地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实际挑战了民国时期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既存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回应时代关切是历史学的意义与价值之源，中国近代史学科本来就是在近代社会政治转型之下应运而生。1949—1966年间，在政治与学术发生深刻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核心概念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与学科体系之所以被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广泛接受，自有其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启了新的纪元，激发了国人心底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确立中国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构建中国近代史叙事体系与解释体系的首要考量。胡绳明确指出，当时有些著作“把中国近代史单纯地写成一部不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它也骂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不断欺侮中国，可是同时把中国人描写成是可怜的、卑屈的，逆来顺受、无可奈何的牺牲者。这种观点虽然反对帝国主义，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它完全忽视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20世纪50年代，尽管“帝国主义侵华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受到不少史家高度重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十分注重引进年轻力量，着力经营扶植“帝国主义侵华史组”。但整体而言，新的时代语境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一枝独秀的局面大为改观，中外关系史研究退居辅助地位，民众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近代史的主体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与史学理念下，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亦相应发生显著转换。
20世纪初，梁启超揭橥“新史学”大旗，斥“君史”而倡“民史”，得到诸多学者应和，形成颇具声势的塑造民史运动，但持续时间有限，影响“主要停留在思想层面”。真正从实践层面突破精英史学格局者，当属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
唯物史观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推崇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历史研究的主体立场与价值取向也因之发生根本改变。林增平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研究近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要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作近百年历史的主体，决不能把它归结为满清统治者、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活动过程”。在这一理念与取向指引之下，史学研究眼光下移，撰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近代以来的底层民众给予高度关注。民国时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如蒋廷黻曾持精英立场，轻视普通民众的作用。蒋廷黻认为：“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接受唯物史观指导的学者，皆十分重视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李鼎声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对于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不惜笔墨，而对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我们在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也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重视“劳动人民”的价值取向与研究导向，在1949年后得到普及和强化。在1954—1957年的近代史分期讨论中，受到较多认同的“三次革命高潮”分期体系和诠释体系，实质上突显了民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标志着革命高潮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主题。而主要由统治阶级和精英人士主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等历史事件则受到冷落。1958—1966年间兴起的“四史”运动，着眼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草根，让千百年来在历史中失语的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劳动人民的历史”成为“四史”运动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如时人所云：“今天人民的史学刊物，刊登劳动人民的斗争史和翻身史，也让工人农民自己写自己的历史，乃是自古未有的奇迹，是史学还家的创举”。戴逸撰写的《写农民的历史，为农民写历史》一文，影响甚广。1949—1966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之所以形成眼光向下、特别关注大众的基本面貌，源于唯物史观的推动和影响。这一取向与“二战”以后欧美史学“从底层向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存在契合之处。改革开放以后，近代社会史研究迅速发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史研究的热潮，既源于欧美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内在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接续。
1949—1966年间，史学界不仅在研究重心上发生了“眼光向下”的转移，研究者看待史料的视角也相应发生转换。经过大力提倡，不少近代史研究者虽然研究理念发生转变，将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反抗斗争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仍面临不易逾越的困难。历史研究须以史料为基础，但由于传统史学对于普通大众的记载较为缺乏，撰写“民史”缺乏史料支撑，难免可能成为无米之炊。这一难题如何破解？1949—1966年间的近代史学者，将眼光转向田野，力图走出图书档案馆，去历史发生的实地现场进行历史调查。《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创刊号即发表《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等历史调查资料，即为新的史料理念与取径之鲜明表征。
所谓“历史调查”，即“历史工作者深入到历史事件发生以及历史人物活动的现场进行调查采访，挖掘、搜集各种丰富的历史资料，提供历史研究之用”。重视历史调查访谈是1949—1966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面相。不少近代史研究者对历史调查寄予厚望，将之看作书写“人民群众历史”的必由之路，是“对于完全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具有决定的作用”的科学方法，这一时期的历史调查自然并不限于近现代史，但历史调查在近代史领域最能大显身手。因为社会历史调查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对过于久远的史事进行调查访谈可能难有收获，价值亦可能有限，而近代史的人物史事距当时不过数十年，尚处于孔子所说的“所见世”“所闻世”之间，也正如华岗所言，“中国近代历史之舟的搭客、划桨人和把舵人，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只要我们肯去调查访问，就可以得到许多新鲜史料，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据或参考”。概而言之，在唯物史观范式引导之下，“写劳动人民的历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中心任务与主要议题，在这一理念与取向引导之下，史学研究重心下移，实地历史调查颇为兴盛。不少专业史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高校历史系师生倾力投入社会历史调查，规模甚大，涉及面广，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调查成果，调查所得资料往往受到学界高度重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一度改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创办的《近代史资料》，是关于近代历史资料的权威收集中心。早在1954年创刊之初，《近代史资料》就发布信息，向全社会广泛征集“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文献”，其中特别提及“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访问记与历史事件的调查记录等”。该所还制定关于近现代史上重要活动和相关人物的访问计划，以收集史料，助益相关研究，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全执行。尽管如此，《近代史资料》仍收集发表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中不少为历史亲历者撰写。如1954年第2期登载的吕公望撰《辛亥革命浙军攻克南京纪实》和张效巡撰《辛亥革命浙军进攻南京纪事》，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吕公望原名占鳌，字载之，早年参加光复会，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武昌起义爆发后，提议浙军出师南京，并担任浙军攻宁支队参谋长，直接领导并亲身参与了辛亥时期浙军攻打南京的激烈战斗。张效巡，别号靖卿，在保定军官学校就读期间结识吕公望等人，浙军攻打南京期间，任八十二标第一营前卫，后擢连长。《近代史资料》将这两篇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回忆录同期刊出，并特别撰写“编者按”指出，这两篇文献均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可互为补充。1962年12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再度提出《关于调查和征集历史资料工作的初步意见》，强调凡有关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情况，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民俗等各方面的资料都在调查范围之内。同时征集文献资料，内容包括各种行、帮、会、馆共同规约的碑刻、告示、合同、契约、传统、习惯、口碑等，涉及工、商各业活动情况的各种账册、信件、章程、告示、合约等，涉及家庭或个人的置产簿、分家簿、族谱、自传、自述、回忆录以及各级地方政权如府、县、乡、镇的各种档案等，并计划与各地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民主党派、工商联、政协、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机构密切协作。在学者们自发投入历史调查之外，党政部门也有意统筹整合各方力量，部署历史调查工作，于1964年正式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制订了规模宏大的调查计划，着力组织推进，取得了一些成绩。1949—1966年间，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实地历史调查蔚为潮流，不少历史资料主要通过历史调查被大量挖掘出来，并受到史学界广泛重视，甚至得到较高的社会关注。可以说，兴盛一时的历史调查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化进程，影响到近代史通论性著作的书写，成为学科范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已有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历程的研究，往往聚焦于近代史理论诠释体系，实则中国近代史学科化进程的内涵更为丰富。1949—1966年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中国近代史学科快速发展。由于当时的史家大多衷心服膺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并能在史学研究与撰著实践中切实贯彻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1949—1966年间，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一个颇为完备的基本认识框架，形成了一套中国近代史学科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学科地位与学科定位、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研究论题与研究领域、史料观念与方法路向，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架构、研究模式、成果评价标准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与民国时期迥然不同的样态。正如郑师渠所言：“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所获致的这些认知，归根结底，体现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整体和本质的把握，具有指导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意义。”新时期以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既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善果，同时也是在既有认知基础上的发舒”。
概言之，1949—1966年间唯物史观规范引导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也奠定了近代史学科总体格局，形塑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面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繁荣发展，理论方法日趋多元，但学术研究需先因后创，而非推倒重来。1949—1966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留下相当丰厚的学术遗产，构成当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传统，其内含的概念范畴、理论观点、价值取向与认知框架，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淘洗后，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也必定会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未来走向。可以说，构建当代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在反思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遗产，史学界有必要加以深入总结和审视。作者赵庆云，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