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的成绩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其中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在于，当前大赛排阵时，给一个队伍的名额有限。优先保证团体与单项冲金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显得越发尖锐。
首先向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奇怪，体操队不能派一波人打团体，一波人单项冲金么？巴黎奥运会的赛制是，获得团体资格的代表队，最多可以派五名选手比赛，这五名选手可以参加团体预赛，当然也可以一项都不参加。团体预赛也是各单项的预赛，最后通过预赛决于团体的前八名，以及全能和单项决赛的参加名单。
如果一个代表队没有获得团体名额，那这个队的运动员就需要通过世界杯分站赛等办法想办法获得单项的参赛机会。比如中国台北队的唐嘉鸿，菲律宾的尤洛，哈萨克斯坦的米拉德，名额都是这么来的。这些运动员会被安排在混合组里，与其他代表队一起参加团体预赛。他们没有团体决赛可以比，但可以去比拼挑战全能与单项的决赛。
所以，对一个体操强队而言，如果想要让单项选手冲击金牌，就必须让单项选手占据这五个名额中的一个。而这个名额一旦被单项选手占据，对团体比赛的压力就会更大。因为对于男子而言，团体要比六项18人次，如果单项选手占了一个坑，余下的四个人就要比17套，每个人平均都要比四套到五套，压力可想而知。
一、中国体操队的困惑与迷局
在8月6日晚上，随着单杠与自由操单项决赛的结束，中国体操队在巴黎的成绩也就可以“盖棺定论了”。在巴黎，单项冲金选手与保证团体与全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冲突。
中国队由于刘洋与邹敬园两人都有稳定的单项冲金点，所以让他们两人占据了奥运会的两个名额。但这就意味着，除了他们两人外，余下的三名选手需要在团体里一共比14套，平均每人比接近五套。而且还必须要匹配刘洋与邹敬园的弱项，因此团体阵容也就格外难配，排兵布阵捉襟见肘，以致于所有人明明知道苏炜德的成功率有很大风险也不得不启用，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能给刘洋与邹敬园进行补项的人。
而这一冲突，也引发了“蝴蝶效应”。由于团体缺项严重，张博恒被迫顶上所有项目冲击高分，又因为过度消耗引发更严重的脚伤导致错失全能金牌与单项金牌。对团体贡献最大的运动员被累成牛马惹上一身伤病却无法收获奖励，而团体出场次数最少的人却荣耀加身。在球迷眼里，这个结果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发生在中国体操队上实实在在存在的现象。
但是，刘洋有错么？应该被批评么？对刘洋来说，他年纪也大了，只能练吊环，跳马、自由操再上难度很难了，更别说那些从来都没有过成套的项目。刘洋也确实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能做的做到了最好，也完美地完成了领导的任务，说刘洋有错，显然是不合理的。更何况刘洋的竞争对手，如希腊的皮特罗尼亚斯、法国的埃特塞德、巴西的纳巴雷特，这些也都是一辈子只练一个项目的选手，比起他们来说，刘洋做的显然只有更好。
那邹敬园有责任么？相信任何一个熟悉体操的观众，都不会认为邹敬园有一丁半点对不起国家队、对不起队友的地方。没有太多人知道，邹敬园原本就是一个全能选手，他也愿意练全能，之前他跳马一样能做难度5.6的前直900，他的自由操在青年组的比赛中也常常争金夺银，他曾经队内的全能测试时比出了和肖若腾非常接近的分数，曾经在年轻的纳戈尔内、桥本大辉风头正盛的时候，我们还保留着一张底牌可以让我们在全能持续保有冠军竞争力，那就是让邹敬园去练全能！
是因为张博恒的横空出世，才让这张底牌我们一直都没有打。在巴黎周期，领导层决定让邹敬园只练习双杠、吊环、鞍马这三项，鞍马保一个团体竞争力（因为世界上鞍马的整体水平比较高），重点冲击吊环与双杠，其他的项目我们让队友来给你补项，而邹敬园也确实完美地完成了领导给的所有任务。团体上鞍马保分，双杠、吊环拉分，单项吊环作为第二保险，双杠稳稳拿下金牌。我们完全无法对邹敬园苛责什么，他已经做到了他的最好。
所以，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孙炜的受伤，导致体操队的问题连环爆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事情全盘暴露，只比了5个成套的刘洋荣誉加身，比了21套的张博恒累成牛马但金牌却颗粒无收。因为伤病影响张博恒把最好的发挥留在了预赛与团体，而个人项目则因为伤病难以控制出现问题。
最终张博恒付出最多，收获寥寥。能者多劳，多劳多错，承担压力的和最后背锅的永远是那些团体补丁与打工人。
这个事情，观众看的别扭。
别扭，就意味着不合理。
单项选手岁月静好的前提，是因为有牛马作为代价。可是这样的结局，单项选手没做错什么，全能选手也燃烧了自己所有的全部。
中国体操队是困惑的，全国的体操观众也是困惑的。明明不应该这样，谁也说不上谁对谁错，但总是隐隐地感觉有什么不公平。
困惑，是对的。
因为这个事情，就连国际体联，都是困惑的。
二、国际体联重视团体、轻视单项的外在原因
一个比较反直觉的现象是，国际体联与国际奥委会，有的时候并不是一条心的。
这，是存在体操单项与团体矛盾的根本原因。
国际奥委会，希望将奥运会变成各个国家/地区竞技的平台，因而将各个项目分列不同的金牌，通过金牌榜的形式将每个国家/地区的竞争力进行数字化的呈现。
金牌榜的设定，简单粗暴而直观，它就像高考分数一样非常简单地展现了一个参赛者的竞争力。各个国家/地区为每一块金牌进行比拼，这一点合情合理。而哪个项目金牌多、哪个项目金牌少、用什么样的规则、哪个国家/地区擅长的项目可以入选奥运会，这都是一个个拼“内功”的背后暗中较量。
国际体联依赖国际奥委会而存活，但是，国际体联有属于国际体联自己的需求。
很多观众不明白，团体与全能，究竟比单项高贵在哪里。
一块团体金牌不是金牌么？一块单项金牌不也是金牌呢？谁高谁低呢？
这，就是核心的问题了。它背后代表着，团体与单项，在国际体联那里，是不等同的。但是，在奥委会那里，也是等同的。
先说一点技术相关的内容，说下体操为什么要鼓励全能。
因为从体操训练来说，全能，意味着均衡，意味着全身上下的技术本身没有明显短板。拿男子项目来说，吊环需要上肢力量，鞍马需要协调性，自由操需要下肢力量，只有这些项目你都强，最少都有成套，你的全身上下，才是都“锻炼”过的，是平衡的，是没有短板的。
这么说可能不太直观，我举一下中国队现实的例子。
比如肖若腾。很少有人知道，在肖若腾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的最强项是单杠。他在单杠上可以做当时世界上罕见的直体特卡360，可以完成当时最难的下法之一直体两周加转1080度，他拿过国内的单杠冠军。
但是后来肖若腾的单杠逐渐转变为弱项（其实这一点也和杨威比较类似，杨威出道时单杠也是最强项，生涯后期变成了弱项）。就是因为肖若腾他全能、全面，什么样的技术都会一点，向前的、向后的、力量型的、柔韧型的，全身上下没有什明显短板，所以他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长项，比如脚伤的多了就多练练杠子和鞍马，腰不行了就多练练跳马，可以灵活地根据队里的需求进行补项。
比如张博恒，张博恒的技术全面，不管是空翻还是转体都游刃有余，多周数的、横轴纵轴，技术都非常均衡，因而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不管在哪项上想上难度都可以上，想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学、可以练，既不偏项，又在各项里不至于只能用单一的方法来上难度。这样的运动员才是真正的强者，应该鼓励的对象。
而反面例子其实也很明显。已经有很多观众在吐嘈苏炜德的上肢肌肉明显偏弱，二头肌观感严重不如队友发达。这，就是偏项训练的产物。苏炜德不练双杠，没有吊环，那很明显，身上各部位的力量就是不均衡的。类似的，中国体操的五金王邹凯也有类似问题，这都是偏项训练的产物。
偏项训练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技术是不全面的。长期偏向训练的运动员，往往在成套中存在技术短板。比如刘洋，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刘洋的吊环是强项。可是，他的吊环是完美无缺的么？不是的。因为解说的引导，观众绝大多数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刘洋的下法技术是有问题的。尽管刘洋在环上的动作力压群雄，但他的下法一直是他吊环的软肋。
在2015年与2016年，刘洋就是因为下法问题未能在吊环夺环。哪怕是在他夺冠的巴黎奥运会上，他的下法依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LC（可初步理解为重心偏低，低头，撅屁股）损失了一定分数。在预赛中，刘洋也是因为下法不稳而成套成绩落后于邹敬园。LC、落地一步、下法站立分腿，早年用直旋下时的屈髋，这些都时常见于刘洋的下法中。
偏项训练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身体某一部位的伤病会快速累积。因为你只练那几项，就只用那几个身体部位来发力，身体的这些部位的损耗就会迅速增加。现在的中国体操队，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征兆。邹敬园一直以来都有很严重的肩伤，从2019年开始持续到现在，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大部分时间练双杠与吊环，在双杠中又非常依赖马库兹等动作提升难度，对肩的损耗是特别大的。
而中国体操女队很多运动员脚不好，之前人们调侃王群策教练动不动需要给运动员进行足疗，也是因为女队很多运动员都长时间进行平衡木训练，而平衡木是最费脚的，那脚伤自然会飞速累积。
在本周期早早地定下邹敬园与刘洋作为比较稳的金牌点锁定了团体，队里需要其他人为之补项，所以导致了队里很多人的训练重心都在跳马、自由操上，张博恒、侍聪、尹德行等人的脚伤都与之有一定关联。因此，因为一部分人的偏项训练，导致全能选手受到池鱼之灾，在我国也是很无奈的一个现实。
所以，这几个周期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单项的金牌大量地由全能选手获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像本届奥运会女子项目，获得四个单项冠军的运动员，分别在全能比赛中获得1、2、4、5名，这并不是巧合。
有人说，中国之后全员单项化，行不行呢？毕竟，团体只有一块金牌，单项我们可以捞五六块啊！我们只要全派上单项选手，那金牌数目上比起苦哈哈地练习团体与全能，是不是更划算的呢？
想法是很美好的，但实际是不可行的。
中国队的奥运会团体名额，是靠着团体成绩从体操世锦赛上赢来的。如果一个协会没有团体成绩，那在奥运会上，就只能派出单项选手。而单项选手的名额是有上限的，想象现在这样，派五个人去奥运会上冲击名次，是不可能的。
到时候，奥运会上，你别说派五个人了，你就只能派出一两名运动员去参加比赛，而且，还要到混合组里，和哈萨克斯坦、哥伦比亚、菲律宾、古巴、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地区“凑成一个团体”，去比拼单项决赛。
而中国的单项选手，又是格外单项的。许多选手，一旦进行单项训练，那其他项目，往往是没有套的。
没有套是什么概念呢？苏炜德的单杠就算掉杠两次，照样能在团体里计进11分多。但是苏炜德的吊环是没有套的，如果非让苏炜德上吊环，那团体就只能计入零分。
在里约周期，中国除了刘洋以外，还有一名有竞争力的单项选手，叫做翁浩。翁浩的鞍马实力很强，在当年可以获得16分以上的高分，后来因为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不如刘洋稳定，所以不管是里约还是东京，在最多只能塞进一个单项选手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了刘洋而不是翁浩。
刘洋，他的单杠、双杠、鞍马是没有成套的。他的自由操与跳马很差，团体不能用，不能考虑。
邹敬园，在生涯的后期，他的跳马、自由操、单杠是没有成套的。
而翁浩，他的自由操、跳马、吊环、双杠、单杠都是没有成套的。
所以，如果你为了冲金点，在团体上同时派上刘洋、邹敬园与翁浩，那就意味着，剩下的两个人即使是两个张博恒，你的单杠也注定计进一个零分，跳马与自由操也会计入两个超低分。这样的成绩，你是比不到世锦赛的前12名的，那你奥运会的团体资格，就是没有的。
而丢失团体资格的后果，就不用我再继续解释了。
一旦团体水平越来越下滑，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奥运的团体名额没有了。一旦团体名额没有了，那你单项选手想比单项都比不了，还想着塞五个单项选手去冲五块金牌？
不要认为我是危言耸听，大厦的倒台，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其实，我国女队，这个周期的奥运会团体名额，已经有一点危险了。2023年世锦赛，队伍将主力全部派出比亚运会，而让二队比世锦赛，如果二队发挥成亚运会预赛那样，那奥运名额很可能就没有了。
在2008年，中国女队获得了团体冠军。但是中国女队后续的团体名次呢？
从2006年到今年，中国女队一共比了15次团体，名次依次是：
08北京周期：第1->第2->第1->
12伦敦周期：第3->第3->第4->
16里约周期：第2->第2->第3->
21东京周期：第3->第4->第7->
24巴黎周期：第6->第4->第6（本周期无俄罗斯队，否则名次极大可能再各后退一名）
可以看出，除了里约周期以外，我国女队的实力是在逐渐地滑落的。照这个趋势滑落下去，之后能不能稳定地拿到奥运资格，真不好说。
原先那些排在我们后面的队伍，比如英国队、意大利队、巴西队、加拿大队，团体实力已经纷纷超越中国队。如果只重视单项，不重视团体，那奥运会拿不到团体资格，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毕竟，2015年的罗马尼亚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范本。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体操女队的团体，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短暂地有过实力上升，就是里约周期。
但是，这个周期虽然团体实力回升，却因为没有单项冲金点，在比完奥运会后零金收场导致被高层痛批，之后体操队无奈只得优先保证单项冲金点，团体的实力不断滑落，再难现北京周期甚至里约周期的团体实力。
而中国体操男队，团体上也有逐渐下滑的趋势，从团体七连冠的霸主，到2015年被日本翻盘，到东京周期的三足鼎立，到巴黎周期对日本的一胜两败，背后的本质，就是体操队领导为了保证自己的KPI，单项重视超过团体导致的导向变化。
只不过，团体无缘奥运会这个事情，短时间内很难爆发。这个事情，最大的可能是给未来“埋雷”，坑害的，是中国队长远竞争力与未来的运动员。
三、对于中国队而言，团体的意义胜过单项的内在原因
上面那些原因，其实是团体与全能的意义胜过单项的外在原因。
内在原因，还是领导层对体操的方向的把握——
你说偏项训练可能让运动员过多劳损，但是你不练有的是人练，这个运动员拿完成绩快速退役我正好换一个新人来顶上，我只要有的是人，就永远有的是成绩。
你说我一直不重视团体五十年后会炸，我能不能再活五十年还说不定呢，反正短时间内没事，苟着呗。就算我能活五十年，那五十年后管体操的人也不是我了，管那事干嘛。
而对国内的体操发展最大的影响是：团体是中国体操项目梯度的保障。
先解析一下梯度。
一个事物，如果需要良性发展，那就需要足够的梯度。
简单说，当你做到100分的时候，给你100分的回报。你做不到100分，只能拿90分的时候，给你90分的回报。你做到60分，给你及格的回报。你做不到及格，那没有回报。
这就是梯度良好的表现。
在中国，当前最典型的梯度制度是高考。你考的足够好，可以保你上北大清华这样的顶级学府，你考的稍差一点，有华五C9拖着你。你分数再低一些，可以选择985，然后依次211、一本、二本，你的分数在哪个分数段，总有合适的学校等着你。这就拥有了足够的梯度。
为什么家长更愿意让孩子走高考的路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考的梯度很好，即使孩子上不了顶尖学府，也总有合适的生态位适合孩子。那孩子就有持续努力的动力，而不是稍微有点跟不上就破罐子破摔，直接弃疗。
但是，对体育项目来说，实现这样的梯度难度是不小的。特别是一些只有单项的比赛，梯度陡峭，对运动员来说，很难保持一个良好的动力去持续的努力。
比如，像吊环这样的单项，对运动员来说，就变成了一锤子买卖。你做的足够好，那相当于你能上清华北大。但你要稍微差一点呢？那就颗粒无收。这个梯度，对运动员来说就非常的不友好。运动员很难在自己的进步中获得持续的激励。如果吊环这类的项目再出现一个像刘洋这样的很难战胜的对手，那对应的单项的运动员，就非常的“劝退”，失去了持续进步的动力。
但是，如果你所在的队伍有团体呢？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个选手，只要努力，那在队伍的团体阵容里，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生态位的。你可以作为团体的补丁，可以用一个强项加其他的基石项目为团体的贡献，可以用自己强势的单项为团体拉分，可以用自己全面可用的成绩作为团体的万金油，可以作为冲金点之外的冲金备选与双保底增加队伍的底气。
那对运动员来说，就有了训练的动力了。
你练到了一定强度，就可以上团体。你上了团体，就可以冲击自己的强项，你可以把你的强项练的越来越强，你可以完善自己的全能能力让你在团体的地位更稳定、全能名次更高，你可以逐渐把自己的强项提升到奖牌水平甚至金牌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你只要进步就会有回报。
那这个梯度，对运动员，就开始显得平滑。而团体的机制，逐渐下沉，省队的队员可以在省队的团体里寻找梯度，国家队的队员可以在国家队的团体里寻找梯度，这样，通过团体，将原先陡峭的梯度变得平滑，运动员训练的上升曲线，就变得合理多了。
就像游泳一样，为什么中国这两届奥运会上，游泳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以及本届的男子混合泳接力的金牌特别重要呢？通常情况下，接力的含金量要比单项的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金牌，能够带得动二线运动员的热情，进一步增加游泳运动员的梯度。
当像董洁、王长浩、孙佳俊、王一淳、吴卿风这样在世界上竞争力二线的运动员，通过接力比赛也可以看到拿到世界冠军的曙光时，那三线的游泳运动员的热情就会调动起来，争取成为二线的运动员，而二线的运动员也会努力拼搏，争取让自己的竞争力达到一线水平。这样原先陡峭的梯度就会平缓下来，运动员找到了努力的动力，找到了上升的曲线。
所以，体操各主要协会一直都是最重视团体的。核心原因就是，团体赛是一个队伍长久竞争力的保障。
一个国家/地区，只要拿到一次体操团体金牌，那五年之内，都不会愁没有人愿意练，不会愁运动员缺乏训练的动力。运动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步步登向世界冠军的道路。他们愿意给队伍做基石型运动员，愿意做主力冲金点的“备胎”，愿意做各项平庸的多项选手，愿意做只能上几个单项但这几个单项都有一定得分能力的偏项运动员。
为什么总有人问，体操比赛为什么团体和全能是更“高贵”的，单项决赛相比之下含金量更低？答案不仅仅是上面所说的均衡训练的原因，更重要的是——
团体高贵在，它能保证一个队伍持续具有竞争力。
全能高贵在，只要你想打团体，就需要全能型运动员作为基石。
在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协会的运动员，也具备非常强的竞技实力。比如菲律宾的尤洛，荷兰的宗德兰德，以色列的达戈亚特，克罗地亚的塞伯里奇汀，希腊的皮特罗尼亚斯，匈牙利的贝尔基。没错，哪个协会都可能有偶现的一两个天才选手。但是，它们和体操强队的区别是——
天才选手可以让他们的国家/地区在一两届比赛中获得金牌，但是不能让所在的国家/地区长时间保有竞争力。
可以预见的是，希腊靠着皮特罗尼亚斯可以带来短时间的体操辉煌，但是等皮特罗尼亚斯一退，希腊的体操就会归于沉寂。
可以预见的是，菲律宾靠着尤洛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辉煌，但是菲律宾想找到“尤洛接班人”？那概率势必非常渺茫。
为什么？很简单，希腊没有团体。菲律宾也没有团体。对他们两个国家来说，天才运动员是他们唯一的竞争力，那这个天才运动员退了，这个协会就很难再在这个项目上进行染指。
冲击单项，意味着对运动员来说，那就是一锤子买卖。你要不然练到世界冠军或奖牌争夺者，要不然就什么也不是。你的上升曲线是不平滑的，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即使进步了也感受不到正向激励，你进步的梯度是没有的，你所在的队伍也没办法复刻一个类似的人才。
而如果一个队伍没有团体，或是团体成绩不好，运动员的训练动力，就会出现明显的缺失。除了少量天才运动员以外，大部分运动员会感觉投入产出比不划算。我练了如何？我练到队内前几又如何？我能上团体，但上了团体也没牌子，那我辛辛苦苦练这么多，到头来别人问我有什么成绩，我说，我的最好成绩是拿了世界体操锦标赛的第六名（团体），这话你让大学的招生老师听到，他们能让我因此而上了最一流的大学？
中国体操女队，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从2019年至今，长时间的没有团体奖牌，大量的成名运动员有了躺平的趋势，把自己越吃越胖，这一届的体操女团还能因为有两个天才运动员靠着金牌梦想撑着（邱棋缘、周雅琴），还有张怡涵愿意练习跳马、自由操当团体打工人，下一届呢？
所以，为什么在前几届男子体操团体的时候，我们并不缺少可用之人，并不缺少实用的替补，为什么这届男子团体，我们配阵就开始捉襟见肘了呢？
运动员都知道，运动员也不傻。放到08年那时候，我只要练好了就能上团体，上了团体就能拿金牌，那我自然有练的动力。
放到现在呢？我练好了也不一定能上团体，上了团体也不一定能拿得到金牌，就算我练到张博恒的水平在团体的名额也会被人黑掉，就算我上团体了发挥到张博恒那样我该拿的团体金也会被队友摔掉，那我还练什么练？
另外，国际体联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广体操。
对于单项联合会而言，他们需要与其他协会进行竞争（比如乒联、羽联、射联等）。对于国际体联来说，他们更加希望自己所管辖的这项运动在世界上更多的普及，被更多的人进行练习。
所以，国际体联系望看到的局面是这样的：
实力强大的体操队伍，你们就去卷团体，去卷全能，用团体金牌与全能金牌来展现你的实力，你的综合竞争力。因为你们要考虑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希望证明你们长时间都大，都强。
实力不那么强的队伍，就让你们的明星选手去拼搏单项。菲律宾、匈牙利、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有一两个明星体操运动员，就能激发你们国家看体操与练体操的热度，更好地做体操的普及操作，把体操的影响力扩展到全世界。
之前，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男队的大包大揽，也是让国际体联感到这样的结果对推广体操是不利的。为什么体操迷总在调侃“分猪肉”，就是在两个选手水平实力发挥差不多的情况下，国际体联更愿意让冠军归属于之前没得过奖牌的、来自体操实力相对弱的协会的运动员，就是因为这样对于体操的全世界影响力更有利，也利于国际体联自身的推广目的。
而08年北京奥运会的结果，中国队肖钦拿了鞍马金牌，和肖钦水平差不多的匈牙利的贝尔基就拿不了。陈一冰拿了吊环金牌，和陈一冰水平接近的荷兰的范吉尔德就拿不了。这其实对体操的推广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之后国际体联限制一个协会的参赛人数，由六个人调整为五个人，是有一定这方面的考虑的。像2010年中国的女子体操团体，比633规则的话，中国队带上了三个单项选手，何可欣只比高低杠，杨伊琳只比跳马，邓琳琳只比平衡木，而眭禄也只比平衡木与自由操两项。这，并不是国际体联想鼓励的方向。
因此，国际体联希望单项奖牌，靠着强协会的全能选手与弱协会的单项选手进行竞争。团体名额从六个人调整到五个人甚至四个人，就是希望强队更多的派出能应对多项的选手来打团体，不要想着“既要又要”，给弱协会运动员一些发光发热的空间，这样对方都好。
其实这个做法，在各协会里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举重项目，在巅峰期，中国女子举重具有包圆所有女子举重金牌的实力。在东京奥运会上，如果不限制参赛人数，中国大可把侯志慧、廖秋云、邓薇、张旺丽、汪周雨、李雯雯全派出来把六个项目金牌包圆，同时把国内第二名的蒋惠花、黎雅君、孟苏平这些也都派出来全部形成双保险，那中国是高兴了，其他队伍会有意见。
何况，长远来说，对中国也不一定有利。没有人陪你玩了，这个项目在奥运会能不能继续存在还难说。因此国际举联限制了女子举重一个协会最多只能报名四个人（今年是三个人），当然，这个落到中国的头上，也引发了大面积的省籍竞争，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而对那些强队的单项选手，怎么办？对于这些运动员，国际体联也安排了他们对应的“出路”。如果一个国家/地区的运动员的单项水平确实拔尖，但团体带他的话会拖累团体，那这样的运动员，国际体联安排了每个奥运会后的一年（比如2013、2017年等）的世锦赛作为单项世锦赛。这一年的世锦赛上不设置团体项目，运动员去竞争单项与全能奖牌，因此各强队纷纷将自己的单项高手派到这届世锦赛来，让拥有足够强单项实力的他们也能因为自己的实力拿到世界冠军的头衔。
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单项高手或缺项的高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了世界冠军或亚军，比如日本队的龟山耕平（鞍马）、米仓英信（跳马）、宫地秀享（单杠）、南一辉（自由操），我国的张宏涛（鞍马）、严明勇（吊环）、王冠寅（双杠）、胡旭威（单杠+双杠）等等。对于这些单项高手，国际体联是给他们留了“自留地”的，他们，依然可以用他们的单项实力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
其实，各个强队也不是没有带过单项选手，但是带单项选手，是有前提的。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美国女队就带上了高低杠的单项选手科齐安。科齐安在团体只能上高低杠，但为什么没有人说美国重单项轻团体呢？那是因为，除了科齐安外，美国的余下四个选手，包括拜尔斯、莱斯曼、道格拉斯、赫尔南德兹，都是全能选手，能力都可以进全能第一组，那这个阵容的高低杠稍弱一点，就带了一个高低杠的单项选手进行补项。
对国际体联来说，你带了这么多的全能选手，那“带单项的权力”就是你应得的，因为你的全能已经足够饱合。对各个强队来说，对单项选手的态度，普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单项选手适合团体，团体能带得动，带他/她有利于团体得到更高的分数，那就带上；如果团体带不动，带他/她拖累团体，那就不带。
美国带科齐安，是因为在当时只有上科齐安才能让她们在团体获得更高的分数，那带上科齐安，自然也无可厚非。如果带这个单项带不动，上了只会拖累团体，那就请你乖乖地在家看电视（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日本就并没有带上鞍马具有冲金能力的龟山耕平以及单杠有冲金能力的宫地秀享，选择了团体理论得分最高的阵容拿下了团体金牌，其实硬带是能带的上的，毕竟日本的全能储备还是比较厚实的）。
国际体联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实际执行到各个国家/地区的时候，终究，还是变了味。
三、中国体操队的昨天、今天、明天
在上文中，我也提到。国际奥委会与国际体联，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条心的。
国际奥委会，希望各个国家/地区，通过金牌数的比拼，直观地展现自己的竞争力。
而国际体联，希望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推广体操，平衡各个强队与弱队之间的竞争关系，让强队比拼团体；个人项目，则让所有协会都参与竞争。
而这个事情落到中国体操队身上，直观的反馈，就是中国体操队现在面对的核心矛盾是——
体育总局的KPI，与项目科学合理发展的矛盾。
因为体操有其特殊性，像上文所提的，如果需要长远发展，就需要鼓励全能型运动员与复合型运动员，来搭配团体竞争力，让一个队伍的团体水平始终保持在高位，保持运动员的训练热情，这样的队伍才能在辉煌之后趟过低谷，让队里的明星运动员将接力棒传承下去。
但是，这就不可避免地，团体这一块蛋糕，被强队所疯抢。团体夺金难度很大，单项的夺金就相对容易。那从领导层面，只注重金牌数的话，只练单项、忽视团体，是有莫大的诱惑的。
中国体操队，曾经在这个矛盾上，是有着坚定的原则的。
在中国体操男队中，曾经有一条潜规则。就是如果一个运动员只有一项可以上团体的话，那这名运动员是不允许入选奥运团体阵容的。因此，哪怕是鞍马王肖钦，除鞍马之外，单杠与双杠也都有团体可以用的成套，吊环王陈一冰，跳马、自由操与鞍马也都上过团体阵容。
因为，在中国之前的“潜规则”之下，他们必须练出第二强项，否则即使拥有很稳定的金牌点，国家队也不会迁就你，你想用自己稳定的单项来占名额，体操队的领导层是不允许的。
在那个年代，如果有谁提出弃团体保单项，是要被人们唾骂的。
我在这里再度重申一下。在体操这个事情上，我是业余的，是外行，中国的体操领导、教练组他们是专业的，是内行。连我都知道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中国队的领导和教练组可能会坏，但他们不可能蠢。
所有的人都知道问题，但是，没什么人能解决问题。
在本世纪的早年，中国体操队严格遵守着原则，就是单项选手如果团体带得起，我们就带，如果团体带不起，那我们就会优先保障团体。那是中国老体操人的执念。
所以，04年雅典奥运会，拿到了单项金牌的滕海滨虽然拿到了中国体操队唯一的遮羞布，但依然被教练组、被舆论骂得狗血喷头。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团体比赛中，滕海滨是失误最多的人，他是中国体操团体的罪人。
所以，尽管在悉尼奥运会与雅典奥运会上，董震可以拿到稳稳的单项金牌，在北京奥运会上陆斌上场就可以冲击到中国队在单项上唯一的短板跳马金牌（其实陆斌不是单项选手，陆斌的吊环实力也很强，其他项目也有成套），但就是上不了奥运会。就是因为如果上了董震或陆斌，团体可能会少拿一些分数，不是中国最强的团体阵容，中国体操队不愿意开这个头为未来打一个不好的榜样，将他们硬生生地摁在了阵容之外。
因为在那个时候，给中国体操队掌舵的人，是黄玉斌，是高健，是中国的老体操人。在这些人的观念里，体操是国家的事业，也是他本人的事业。他要一辈子投入到体操的事业上，就不应该为了一时的奖赏挖断未来的竞争力。
这，是中国体操队的昨天。
但是，在里约周期，执念，还是破碎了。
里约奥运会，中国体操队没有获得奥运会金牌。尽管在这一届的实力，中国女队的综合实力达到了08周期之后的最强，中国男队也在队内储备了肖若腾、孙炜、邹敬园等新人，虽然他们达不到在奥运会上直接上场的能力，但是他们却依然被给予了很多比赛的机会来锻炼，因为，这些人都是中国体操未来的希望。
但是，因为里约奥运会无金入帐，KPI达不成，执掌体操队的黄玉斌直接下课，体操队的教练组各种乱换血。最为讽刺的是在里约周期中国储备的男子的那些“未来”，在东京周期大放异彩，他们出色的成绩反而成为了打脸里约周期成绩的证明，向世人宣告里约周期是一个多么失败的周期，东京周期我们打赢翻身仗了，里约周期，是耻辱，是反例，是黑历史，是我们之后绝对绝对不能再犯的错误样板。
里约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教练问题。在里约周期，中国体操队出现了备战、队内关系勾心斗角、严重的宫斗、对国际体联经营的缺失、裁判培养、打分不透明等等诸多问题。但是，最终定责的时候，高层将体操的问题归咎于体操队的教练组，教练组长担责走人，而真正应该承担这一切的，则完美隐身，身份地位不受影响，毕竟，“锅”已经被别人背走了。
结果就是，中国体操队的老体操人，他们的梦碎了。再没什么人愿意背负为体操发展承担责任的使命，有的，只剩人人自危，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无所不用其极。当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还自顾不暇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为了体操事业牺牲所有的一切。
当管理层只会制定简单粗暴的指标，而这个简单粗暴的指标又违反事物的客观规律，那最终事物发展的结果，就注定一地鸡毛。
在这种指标压力下，本周期的问题来了。
其实，所有的问题，根本不是在奥运年才集中爆发。在巴黎周期开始，中国体操队就已经定下了本周期的导向，邹敬园只练三项，只要不受伤就锁定团体名额。刘洋只练一项，团体让其他人为他补项。张博恒六项都有实力，就上团体做牛做马来保住单项。因为跳马自由操单杠缺人，所以所有的其他现役选手这三项都要有成套，最好练成强项。
这些，不是奥运年才有的问题，是巴黎周期在这周期开始，就定下的主旋律。
因为只有这样，最稳，最容易达成体总的API。谁都知道这样不符合竞技规律，谁都知道这种决定就是为了达成指标的临时性举措，谁都知道这样的导向会直接毁灭中国体操队的未来，但是在KPI压力之下，为了不重蹈里约的悲剧，领导与教练组只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周期，中国体操男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悲剧。无数个希望之星滑落深渊。中国体操男队的年轻运动员大部分已经无法在团体阵容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而唯一一个能找到自己生态位的年轻运动员，还是失误率惊人的苏炜德。
我们看到，原本全能拥有86+分能力的杨皓楠，因为单杠不行而迷茫，因为强练跳、自而重伤，遗憾地在初露锋芒之后迅速陨落。
我们看到，原本强项鞍马、双杠、吊环的青奥会冠军尹德行，因为强行练跳马、自由操而受伤，之后躺平任嘲，再无缘大赛名额的争夺。
我们看到，出自湖南的杨家兴在2022年没有带刘洋的团体上出战，作为张博恒之后的全能二号帮助队伍拿下了本周期唯一拿下的团体金牌，但很快就因为强行练习跳马、自由操、单杠重伤报销淡出了体操界。
我们看到老将尤浩不得不强行捡起跳马、自由操的成套，恢复了一个完全没有竞争力的全能，但这种团体完全不可用的跳马、自由操最后也只能让他在替补席上度过余下的体操生涯。
我们看到原本的全能新星侍聪因为在去年世锦赛上跳5.6的跳马受伤之后对跳马产生心理阴影，此后只能尝试难度4.8的跳马，最终这个跳马成为了他的阿克琉斯之踵，尽管其他五项在团体中都可用，但因为邹敬园没有跳马，刘洋没有跳马，那他就是去不了奥运会，甚至孙炜受伤了，他也没能因此选上替补。他，跳马不行啊！
因为在这周期早早地定下了弃团体保单项的路线，我们看到，这个路线，直接断送了中国整整一个周期的全能新星、下一代的苗子。这，是黄玉斌、高健等人在本世纪初就早早能看得到的因果，这也是中国体操不得不面对的时代的眼泪。
很多人抱怨，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就一下子没人了？必须得用苏炜德？无人可用？笑话？我们体操队一直是人才济济的，即使一个人不能用后面也总会有人能顶上的啊！
其实，这话说的也没错。在中国队重视团体的年代，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在中国团体实力最强的北京奥运会，中国的阵容毫无疑问是史上第一天团。但要知道，即使不算这些主力，中国的后备军团实力也一样豪华。
除掉北京奥运六人组，中国的板凳上还坐着全能实力强悍的团体万金油冯敬、梁富亮，有着多项具有冲金实力的全能运动员滕海滨，有着跳马金牌的有力冲击者陆斌，有着除了鞍马之外全面可用甚至有多项拉分能力的好手冯喆，有着单项拥有绝对实力的张宏涛、王冠寅、严明勇。那时候的我们真的可以说，不管是谁有伤病，谁出问题，我们都能选得上人顶上，而且还不只一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队在当时哪怕派二队上去比赛，都有希望拿到奥运会团体金牌。
这，就是重视团体、重视梯度给一个队伍带来的底气。因为这些运动员，即使选不上这一届的奥运会阵容，他们在未来也能看到自己有希望入选团体，只要入选团体就能拿金牌，那他们，永远都不缺少动力进行训练。他们，成为了中国体操运动的基石。
即使去掉情况特殊的08年奥运会，在04年、12年等重视团体的周期，情况依然是类似的。在这几个周期里，我们仍然能拿得出手四五个实力强大随时可以顶得上的替补，我们的厚度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冯敬、梁富亮、吕博、刘榕冰甚至二队的廖秋华、纪练深等人都有不错的全能实力，可以临时顶上几乎任何一个项目，有这样的底气，我们打奥运会，压根心里不慌，我们，有的是人。
但是，在巴黎奥运会，我们除了主力的五人组外，能用的替补，只剩下有过弃赛黑历史的侍聪、失误率惊人的苏炜德、偏项偏到地老天荒的兰星宇、垂垂老矣看着自己悲伤跳、自无奈叹气的尤浩。
为什么？因为这些年轻运动员，在本周期伊始的时候，就因为全国上下弃团体保单项的战略，身上早已被打好了一个个标签：牛马、备胎、鸡肋、背锅侠。所有人练成套都要为了别人服务。那这些年轻运动员，还有多少有训练的动力，就不言而喻了。
看着日本队国家选拔赛上四十名左右全能80+水平的运动员，我们，却陷入了深深的无人可用的尴尬。
在体操项目，也并不是只有中国队出现这个问题。罗马尼亚也有类似的问题。而那些没有KPI压力的队伍，如意大利、巴西、英国等，却往往可以厚积薄发，跟在强队身后寻找最科学、最合理的上难度方法，反而逐渐在团体的实力上实现弯道超车，这也并非是个例。最最根本的原因的，还是国际体联与国际奥委会的需求不同，反馈到每个队伍自身，就是高层的KPI与体操项目科学合理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为什么日本男队在这方面问题较少呢？他们为什么能拿出四十多个全能80+实力的运动员，展现出惊人的厚度呢？
一部分原因在于，国际体联的主席是日本人渡边守成。因此，渡过守成是能在日本那边说的上话的。他们清楚怎么样的导向才是对项目发展最合理的导向，明白真正适合项目的KPI应该如何制定，知道怎样才能走可持续发展路线，所以才在经过多个周期对中国的惨败之后，逐渐翻身。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日本体操队的历史级巨星内村航平，曾经有一句名言：在日本队获得团体冠军之前，他永远都不会冲击跳马单项。很多观众并不知道，内村航平练习过多个跳马。他有过非常优质的前直900（吕洪哲跳），跳过很好的前团两周加转180（德拉古列斯库跳），以及最终使用踺子180前直900（李小鹏跳）。在当年这几跳的难度分别为7.0与7.2，是世界顶级难度，配合内村航平的质量，理论上内村航平是非常有希望获得跳马单项的金牌的。
但是，如果内村航平要拼搏跳马单项，就需要分出精力来同时练习两个不同的跳马，这点对他自己有利，但是内村多分出跳马的精力，就意味着他能在其他给团体赚分数的项目上精力的减少，最终伤害的是团体。
所以，内村航平最后决定专注一跳，全心全意地为日本队团体贡献更高的分数，并努力地提升自己的鞍马吊环分数（鞍马吊环是内村的相对弱项，但是也是日本的弱项。日本必须让内村去上团体，而内村提升鞍吊更多的服务于团队，对他本人能争金的项目，如单项、自由操是不利的）。
而日本的体协也非常赞同内村航平的决定，并没有因为短期内可能一时多获得的单项成绩而阻挠队伍的发展，终于在2015年打破了中国队这座“大山”的垄断，在内村航平精神的带领下，日本运动员以团体为第一要务，全心全意地提高团体成绩，最后出线内村航平可以放心地把接力棒交给桥本大辉，桥本大辉又可以把接力棒传承给冈慎之助的现象，日本队的人才，并没有像中国这样断档。
综上所述，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导向，让运动员愿意练体操，让更多的运动员按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练习、上难度，才能够增加我们自己的人才厚度，扩大我们的基本盘，让我们永远站在世界之巅。而有些人追求短暂的政绩，将队伍的储备、优势直接点燃，像某些协会那样沉醉于一刹那间的绽放，时间，会证明这样举措带来的反噬。
不过在中国队，这一点，难度很大。
在中国早年间，主管体操的是黄玉斌和高健等人。这些老体操人，确实是把体操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的。
但是，后来，主管体操的，都不是专业体操出身的人，这些领导们，与其说是来为中国管理体操的，不如说是轮转到这个岗位去混资历的。
我之前曾经说过，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弃团体保单项的反噬要在一段时间后才能慢慢显现，而其果子领导现在就能摘，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领导定下了弃团体保单项的战略，往往在他的任上可以“打赢翻身仗”，拿到成功果实，然后他调任了，升迁了，因为团体不行造成的苦果被继任者品尝。
而这届巴黎奥运会，之所以选择刘洋上阵，其实还有一段大多数观众所不了解的隐情。
在叶振南退休之后，接任职务担当体操队副领队的是陆斌（就是上文提到的在北京奥运会时有希望冲击跳马金牌的后备队员）。对于巴黎奥运会的出场阵容，陆斌其实是有一定话语权的。
相比体操队之前的很多领导，陆斌是体操的“自己人”，他更懂体操，也知道体操应有的发展路线。在2024年，他也顶着压力推行了新的选拔制度，一定程度上改革了名额的选拔体系。总体来说，陆斌是愿意为体操队的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的，也在努力地推行体操的改革。
其实这一届巴黎奥运会的男团阵容，大家都看得出来。如果从对团体有利以及梯队建设的角度出发，选择侍聪+兰星宇要比选孙炜+刘洋更加合理。侍聪唯一不能上的项目是跳马，这块短板刚好由兰星宇补上，而侍聪与兰星宇都是全能选手，虽然偏项，但最少六项都有成套，这个阵容可以让张博恒去轮休鞍马，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轮休双杠与吊环，兰星宇是2021年世锦赛吊环冠军，平时比赛中比刘洋的吊环成绩低0.1-0.2左右，一样具备冲击吊环金牌的能力。
但观众们并不知道，兰星宇其实是陆斌一手带出来的弟子，而侍聪与陆斌一样，都是江苏省队出来的运动员。即使不考虑刘洋比兰星宇拥有更稳定的冲金把握，在中国当前的官场上，陆斌也需要“避嫌”，否则入选的两个人都是他的亲信，那样会让陆斌承担多大的压力呢？在这背后，有体操队的压力，上级的压力，还有辽宁体育局的压力，如果拿到吊环金牌也罢，拿不到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陆斌领队也会很为难。在一个人情事故的社会，有些事情，避不开的。
而陆斌接手体操队，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无法改变体操队的一些积弊，只能一点一点地尝试改革。然而，前任的雷，却炸到了他的头上。由前人埋下的恶果，需要一个上任不到一年的新人来背锅。这，也是中国体操问题的复杂之处。
为什么赛后，总有一股推力，去引导人们去相信苏炜德是关系户？
那是因为，关系户的问题，由苏炜德本人背锅即可，这样能很快平息舆论的愤怒。
但是，如果不是人的问题，那问题就麻烦了。如果你让观众们发现，问题是出现在体操队无人可用、管理混乱、各种利益势力盘根错节、选拔不透明、训练水平下降、后备力量不足，那就不是解决一个苏炜德可的问题了，如果要拆解，要给观众一个交待，是需要整整一棵大树都要连根拔起重新修整，那对体操队的领导与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
所以，引导人们去攻击苏炜德是关系户，反而是体操队现在期望看到的事情。而实际的问题，根源可能并不完全在体操队里。
这届体操队在巴黎的成绩并不如人意，运动员有责任，教练组有责任。运动员心态不够坚定、训练缺失、教练组的伤病控制水平不够、临场不知变通、成套不熟练等等确确实实都有责任，但是中国体操队成绩下降的根源，并不在此。
我所说的问题，教练清楚，领队清楚，体操队的领导都清楚。但是，提出问题简单，改变这一切很难。
中国体操队问题的根源在于，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正是制定规则的人。而你让制定规则的人去承担责任，这个事情本身就很难。
所以，最终的结果，只能导向行业的从业者各扫自家门前雪，只能做对自己最好的选择。运动员吃球、教练宫斗、主管避嫌、弃团体保单项，都是最终的产物。
而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变革的话，中国曾经的王牌项目体操，最后也只能沿着这条路线，越来越虚弱，不断地衰亡下去，周而复始，将体操人的心声逐渐消磨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