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人民视觉/图）
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妻子秦惠䇹赴瑞典领诺贝尔物理学奖。走下飞机时，迎接的瑞典官员错把他当成诺奖得主的儿子，问，“您父亲在哪里？”
近年来诺奖得主在获奖时多已是耄耋之年，李政道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仅次于英国物理学家劳伦斯·布拉格。
15年后，20岁便赴美留学的李政道第一次回到中国。此后，他逐渐利用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影响力，多次往返中美之间，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方案提出建议，促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建立，设立CUSPEA项目（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建言设置博士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制度。研究李政道十余年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黄庆桥将其称为“中国的国家科学顾问”。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于美国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2时33分，在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
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回忆，李政道说话带点上海口音，不时冒出几句古文。他常常随身带着画本与四五支不同颜色的笔，看到美景就掏出本子画画。
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离不开李政道的大力支持。在他逝世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很多有像李政道那样威望的人，大概都不会愿意亲力亲为地去做一件事，“但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当作自己的事，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贺贤土，与李政道有过多次接触。在他看来，李政道在中国最需要人才，科技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推动中国融入与世界的科技合作。在新的形势下，李政道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时代告一段落”。
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
1926年11月24日，李政道出生于上海。
彼时，父亲李骏康的生意蒸蒸日上，对子女教育非常看重，家中聘有国文教师，进行国学启蒙。但好景不长，李政道11岁那年，淞沪会战爆发。他一度被迫中断学业，全家迁入英租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英法租界。李政道逃离上海，去大后方求学。一年后，身无分文的李政道滞留在赣州。
空袭警报一响，赣州城里茶馆的人都要出城，到山里的防空洞避难。李政道同茶馆老板商量，敌机来了他帮忙照看茶馆，条件是让他吃客人吃剩的东西。他在赣州最初就靠此生活。
在战乱和饥饿面前，生存是头等大事。一次偶然读到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所著《普通物理学》一书，让他对物理产生了兴趣。这对他而言，不仅是求知，也是求生。
李政道后来回忆，环境再危险再艰苦，还是想办法要鼓励自己生存下去。怎么鼓励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意义。“都是生命，可我跟蚂蚁不一样，我可以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演变的，世界万物遵循什么规律，而蚂蚁不能”。
时逢乱局，李政道小学只读了2年，并没有毕业。此后5年，断断续续在4所中学就读，最终也没能拿到高中文凭。但这不妨碍他展现学习禀赋。1943年，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开学后又转入物理系。
浙大每周六都有测验，一次考试前夜，同学们都在备考，只有李政道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有人问他，“大家都在复习，你一个人走来走去干什么呀？”李政道说，“这里有几个同学，那里有几个同学，都要问题目。所以我就走到这里讲讲，走到那里讲讲了。”
第二天，李政道的试卷照例被作为标准答案，贴在教室里，成绩是99分。
1945年，李政道转入西南联合大学。1年后，经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力荐，他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深造。吴大猷曾撰文解释，李政道才上完本科二年级，但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天赋勤奋未有如李的”。
但因此有人曾调侃，李政道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没有毕业过。学生时代的李政道，就只获得过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李政道留美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很快崭露头角。
1954年，李政道提出“李模型”，对探讨量子场论基本问题起到重要作用。1956年，他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同样是在这一年，年仅30岁的李政道晋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创下该校自1754年创建两百余年来最年轻教授的纪录。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称赞李政道是当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其工作表现出“非凡的新颖性、多样性”。
李杨的合作持续了一段时间。从1956年到1962年，两人共同写了32篇论文。李政道认为，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但不久后，两人的合作和友谊走向破裂。
在李政道写下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用一个故事对两人的关系做了描述。
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在找到发光的宝库后，他们获得了重奖，名扬四海。但在他们老了之后，变得爱好争吵。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学生都像饿狼一样地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气候都不适宜李政道回国。到了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第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李政道辗转向时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表达了想回国访问的心愿。周恩来很快批准这一请求。
1972年，李政道在时隔26年后第一次回国。临行前，李政道夫妇特地购买了一台最新的计算器和两块集成电路，甚至还决定将岳父秦梦九遗留下的22件文物捐赠国家。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在云南的一座高山上建有大型云雾室。在拍下的粒子径迹照片中，其中一张的径迹显示可能是一个重质量荷电的粒子。如果确定是一个重粒子，在物理学上将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接见李政道的时候，也讨论到了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顺带问了一句，“这一结果在中国的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没有？”
当时，国内大多数学术期刊被迫停刊。季羡林之子季承，曾多年担任李政道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他在《李政道传》一书中写道，当时，李政道已经知道国内的物理学杂志都停刊了，便有意这样提问，借机建议立即恢复物理学杂志的出版。
在接见的时候，周恩来当场指示要中国科学院恢复科技刊物的出版。
李政道返回美国后，很多美国记者要采访他关于当时中国的看法。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曾多年担任过李政道的助手。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的讲话，李政道能不用“中国”二字就尽量不用，而是用“祖国”。这让柳怀祖觉得，李政道“要帮助祖国做点事”的信念，一直都很坚定。
在多次回国访问时，李政道一直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文革”时期，应用科学被推崇到极点。李政道的到来，说出了国内科学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接待单位以简报的形式，将他的讲话上报有关单位和党中央。
最早，李政道用人的手足打比方，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好比人的手和脚，二者不可偏废。后来他又用粮食和药材做比喻，说粮食固然重要，但不能让全国人民都去种粮食，而没有人种药材。最后，他又找到了更恰当的比喻，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科技开发三者的关系，比作水、鱼和鱼市场。没有水就没有鱼，也没有鱼市场，基础科学才是根本。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四句话：“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
1977年春天，李政道第三次回国访问。
他应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开了两门课，主要是为了让国内的科技工作者了解世界上的物理学，在这十几年间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上午讲完课，他每天中午轮流和不同的学员一起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讨论问题。
他与柳怀祖开玩笑地说，那些学生都像饿狼一样地吃。柳怀祖撰文回忆，“这不只是指那时候物资匮乏，大家都比较能吃，也是指大家对了解世界最新科技进展状况如饥似渴”。
两年后，李政道向中央领导提出了创设CUSPEA项目的建议，组织美国著名大学在常规的研究生招收计划之外，在中国联合招考研究生，由美国大学出全额奖学金，学生学成后回国。
该项目于1979年启动，1988年结束。10年间，九百多名中国学生得以赴美学习物理学。
1986年，贺贤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系访问。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有不少中国学者通过CUSPEA项目留学深造，多集中在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常青藤名校。据他观察，该项目培养了很多在物理学上有成就的学者，“弥补了物理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其中，谢心澄、汤超、罗民兴等多人在日后成长为院士。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希望借此促进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的交流，由李政道担任终身主任。当时以该中心为第一单位发表论文，就可获得20美元的奖励。贺贤土回国后发表论文，得到了这笔奖励，“这是一种荣誉和鼓励，不是钱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以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为第一单位发表的论文数量，连续多年高居全国前几名，但此后排名下滑到十几名。季承说，这并不是因为中心的表现变差了，而是在其示范和推动下，全国科研机构和高校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支持力度，“中心建立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
1957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后拍摄的合影，其中左一为杨振宁，左三为李政道。（人民视觉/图）
”盯住不放“
在推行CUSPEA项目时，考虑到会有大批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要回国工作。1983年3月5日，李政道第一次向中央领导提出了《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初步建议》。
他建议，在学术水平较高、科研条件较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博士后流动站”，为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在国内毕业的研究生和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提供进一步学习和工作的场所。
柳怀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向领导人提出建议前，李政道先向身边的朋友们征集意见。再由他们两人整理归纳，“做事非常扎实，一竿子插到底，盯住不放”。
1984年，邓小平接见李政道时，对博士后感到十分新鲜。李政道解释说，大学里是老师教学生，考试答案老师知道，做对了就毕业获学士学位。在研究生院，老师除了上课，还要给研究生一个题目研究，让研究生自己按老师指导的方向，求知新的结果。但是真正做研究，必须让学生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
一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决定在中国试行博士后研究制度，并拨出专款用于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此，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创立。
柳怀祖参加过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会见。当年普通人一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钱，李政道向这位领导人说，他算了笔账，每个博士后每年拨款的日常经费为12000元。对方回答，“我也算了账，8000元够了”。李政道几次回到这话题，“我觉得还是要12000元”。
最后，秦惠䇹打了个圆场，“政道，不说这个了”。但柳怀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到了饭桌上，关于经费的争论还是没有消停。
李政道的坚持发挥了作用。1986年，原国家科委印发《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其中博士后的日常经费由1985年规定的8000元，上调为12000元。
经过38年的发展后，根据2023年官方发布的数据，全国共设立近770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累计招收博士后人员约34万人。截至2019年，博士后作为主要参加人，申获国家级基金项目4.2万项，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539项。87位在站博士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与务实相伴的，是李政道的低调。
在最开始设立博士后科学基金时，有人建议用倡议者李政道的名字。李政道说，“那怎么可以？这是小平先生一手决策的。”最后该基金被命名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柳怀祖说，他陪李政道赴高校参加活动，常见到用人名冠名的教学楼。李政道没听说过这个人，他解释后，李政道摇摇头，“捐个楼就要冠名啊？”李政道又提到了博士后科学基金的事，“连小平的名字他自己都不让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是李政道西南联大的同学。
2021年李政道95岁生日时，他撰文回忆了一个细节：看到国内关于自己的报道每每冠以“著名物理学家”的称号，政道曾说，“如读者不知此人，这‘著名’二字就是虚的，反之则是多余的。”他写道，“政道对‘何用浮名绊此身’的推崇是身体力行的。”
尽管对自己的名号不甚在意，但多位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政道遵循中国传统文化，对别人的称谓很是重视。
李政道推动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大亚湾中微子振荡研究，该研究后来被业界认为是“诺奖级”。2012年3月，大亚湾实验组获得首批数据，合作组把即将投稿的文章发给李政道过目，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感谢。
李政道看完文章后立即发来贺信，抬头是“贻芳兄”。王贻芳1963年生人，比李小了37岁。王贻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辈分让人特别不好意思。”
落叶归根
实验基本粒子物理学家赵天池，1981年通过CUSPEA项目赴美留学，6年后获哥伦比亚大学高能实验物理博士学位。在他撰写的《天语物道：李政道评传》一书中，记录了一件事。
1951年，萨本栋在厦门大学任上去世。50年后，厦门大学向李政道担任主任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表达了希望聘请他为名誉教授的心愿。秘书的答复是，“希望不大，国内很多名校在争，李先生都拒绝了”。
柳怀祖是不多的、一度走进李政道生活的人。在他看来，李政道是一位可爱的老人。
柳怀祖记得，曾有朋友向李政道讨要墨宝。李政道拿出一支用了几十年的毛笔，蘸墨很少，在宣纸上留下毛糙的笔触，“这叫枯笔，”李政道挺得意，“嗯，还行，给朋友拿得出手了。”
李政道喜欢鉴赏美食。他评价龙井虾仁这道菜，虾仁应该鲜亮透明，外柔内脆，微咸不腥。不少饭馆的做法是将一杯沏好的龙井茶，用茶杯倒扣在盘子里。他遗憾地说，这种做法让茶和虾之间没有充分接触，虾仁得不到龙井茶香。
李政道特别爱吃母亲用家传老汤制作的卤肉，1946年离开中国前，母亲给他写下了这道菜的配方。成家后，家务事一直由秦惠䇹负责。1996年妻子去世，李政道开始自己烧菜，老汤的配方已经找不到了。于是他去食品店，把认识不认识的调料都买回来，每样加上一点，想复刻出家传老汤的味道。
李政道思念的，不仅是故乡的食物。2000年，他委托柳怀祖在祖籍苏州挑了块墓地。墓地在太湖旁边的山坡上，能望见东山，视野开阔。李政道对选址很满意，在现场朗诵了一句话，大意是，“浩荡的海，看到了世界”。
秦惠䇹就埋葬在那里。李政道的秘书艾琳（Irene），没有家人，帮助处理了CUSPEA项目的诸多事宜。在她去世后，李政道帮忙料理了她的后事，她的骨灰也埋在李家墓园中，墓碑上写着 “中国之友”。
柳怀祖说，等“末七”之后，李政道将葬于苏州。
（本文写作参考了《天语物道：李政道评传》《李政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