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郭少言
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古道,丝绸之路,秦直道,蜀道,茶马古道……然而,陕西的盐马古道网络,却鲜为人知。
盐,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在稳定经济、民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产盐。历史上,陕西盐的来源大约有这几个方向――定边的花马盐池,山西运城盐池的潞盐,重庆巫溪的大宁泉盐,还有淮盐以及来自山东的海盐。如此,吃盐便产生了运输。上古时期,人们就开始背着盐做交易,一条条运盐的道路被踩踏出来,这些道路形成了最早的运输路网,蜿蜒于秦巴大山中,铺展于关中平原上,穿梭于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中。
定边,拥有周边4省区最为集中的天然盐湖,古称盐州,历史上以产盐、销盐为经济支柱。定边的地理位置又处于陕甘宁蒙4省交界,是天然交通枢纽,盐的运输可谓四通八达。西北走官道趋宁夏盐池到灵武、银川;北走周台子乡到包头;向东走砖井、安边、靖边、榆林;还有经内蒙毛乌素沙漠进入榆林的二马路、三马路;向南赴吴旗、志丹、延安、清涧一十五州县;西南方向翻青山,进入甘肃固原;或借道凤翔走栈道达陕南汉中,与茶马古道相接。明清时,盐马古道是陕北地区的交通网络图。
有了这些商道,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成为可能。从饮食文化到信天游,说书,陕北道情,必是通过古道传播,所讲述的内容多与行旅有关,如《走西口》、《赶牲灵》。盐马古道创造着并深深地融入陕北文化之中。许多古道已经淹没在荒野深处,有的路段仍然作为农村生产生活道路,为当地群众奉献着余热,而有的路段已经演变为今天的国道、高速公路。如今的国道307、国道210以及青银高速正是由这些通道发展而来。听了许许多多上年纪的老人讲述盐马古道上发生的故事,从模糊到清晰,一张明清民国道路网逐渐浮现出来,并因为那些故事而生动异常。因此理解了国道307、青银高速、国道210、包茂高速那浓墨重彩的交通粗线条的历史渊源,它们传承的仍旧是:古老商道上声声驼铃寄托的对美好富裕生活的追求,以及无论身在何处,那始终难忘的乡情。
盐的官方专营是国家经济支柱之一,从汉代开始,注重实用主义的财政专家桑弘羊就主张盐铁国家专卖。盐的专营一直延续到明清,商人如果能拿到国家统一颁发的“盐引”,即食盐运销许可凭证,这些商人很快便能发家致富,甚至富可敌国。晋商靠着在运城和定边贩盐崛起,陕商的发达亦可追溯到陕北盐马古道上的交易。
对盐的运输控制往往成为政治、军事斗争的武器。当官方与民争利而垄断盐的运输时,官商走官道,民间便有了各种小马路,或走草原或走沙漠,以艰苦难行为代价躲避官方查禁。日寇占领东南沿海和山西时也封锁了盐的运输,以制衡中国大后方。当陕甘宁边区处在民国政府的经济封锁中,定边盐运支撑了边区的生产自救,驮运花马池盐换取各种物资,使土地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够自给自足。盐的运输是哺育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盐,是生命的能量。盐道,是命脉。交通运输,不仅让经济腾飞,也是人赖以生存的支撑。
定延往事
■安立广
在中华历史上,有两条“路”影响深远:一条是“丝绸之路”,另一条是“茶马古道”。其实,还有一条同样历史久远的古道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熟知,它就是盐马古道。
在我们陕北三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有这样的古盐道:定边盐马古道。
盛夏时节,来到延安探寻从定边经吴起、志丹到延安(大致就是现在的303省道定边至延安段)和定边经靖边、安塞到延安(大致就是307国道定边至靖边、206省道乔沟湾至延安)的定延古道。
站在不知名的山头,虽是夏日,山风扑面而来,丝毫没有城市中的酷暑之感;而这群壑纵横的高原,天蓝如洗,云白似雪。在7月份的雨灾过后,旷野中的草长得正欢,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代替了我十多年前初次到陕北的那份荒凉到绝望的感觉。绿的旷野与蜿蜒其间的柏油路相得益彰,不断地向远方挺进……
曾经的古盐道上马嘶驴叫、尘土飞扬的景象已了无踪迹,唐宋明清时节,古盐道商贾辐辏的盛况,大概只能从文史资料中找寻,在脑海中想像了。
倒是艰难的抗战岁月,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大多盐区相继沦入敌手,晋盐产地为日寇所占领,淮盐因陇海铁路被切断,来路断绝,日寇为迫使中国屈服,大力进行经济封锁,造成“内地的盐价昂贵,甚至购买困难”的局面,而定边丰富的盐产就成了当时边区的一大富源,盐税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第一财政”。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社会经济极其落后,税收来源少,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外援,盐税是边区政府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据统计,1941年边区盐税占财政总收入的24.97%,公盐收入占18.31%。1942年占总收入的 22.99%。1943 年占41.3%。特别是在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后,食盐又成为边区反封锁的重要物资。1938年,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盐还只有7万驮(每驮折合150旧斤,1旧斤=1.1936市斤);1939年突增至19万驮;1940年23万驮;1941年又来一个突增,达到29.9万驮……
食盐一驮驮推销了出去,换回了不少边区紧缺的棉花、布匹、药品。如1944年1-11月,边区出口食盐1999.6436万斤,依靠推销食盐换回布匹45.0514万匹、棉花112.2075万斤,以及西安的西药品,平凉的五金等边区急需的物品,成为当时边区平衡进出口的关键。
食盐的生产运销中政府动员了大量的民众,不仅增加了边区政府的收入,也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共计产盐200万驮以上,除一部分供边区食用外,累计外销约180万驮。1943年边区发起了大规模运盐运动,最多时投人运盐牲口9万余头。边区政府为了鼓励食盐运输,规定“盐业公司收买老百姓食盐,必需照顾到黑市价格,适当提高盐价,务使老百姓运盐有利可图。故凡非放青运盐,均应保证每人(以赶二牲口为标准)一天除人和牲口消耗外,还得盈余相等于一升半小米的钱为原则”。从而使参与运盐的群众从贩运食盐中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延安县1943年上半年“只运了9000多驮盐就得到纯利293万元(边币),另赚了工资263万(边币)”。运盐成为当时三边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凡是积极从事盐运或利用放青运盐的农民,家庭生活都有了改善。如延安运输队长刘永祥,原来是贫农,从事盐运后,发家致富,1943年“有150垧山地,20垧川地,20多间房子,9孔窑,6头大犍牛,80只羊,1条毛驴,3匹马……变成了一个新富农。
从三边贩盐到陇东、关中,一个来回须十余天到二十天,在运盐主干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牲畜、人流,使得骡马店、货栈等一些服务行业因驮盐有了大发展。1943年下半年在定(边)一延(安)线,公、私营骡马店170个,其中私营137个。靖边到延安路上有69个村落,其中45个村有骡马店103个,私人开设的86个。尽管国民党对边区封锁,但南来北往的客商、脚户还是络绎不绝,生意是很兴隆的。
边区政府针对边区道路条件极差,有的地段常摔死驮盐牲口的状况,动员公私力量,对道路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到1941年底修筑大车道967公里,使全边区的简易公路达1851公里。
工作的关系,今年我走从延安到志丹到吴起的303省道有好几趟,这条改线的二级路在修筑了隧道后,变得非常平坦,路况也非常不错,就是60公里的限速让车子跑不起来;而另一条据说是老303省道的路况就差了许多,盘山而上也险了许多。而从靖边去安塞走206省道则是第一次,路况不错,适宜自驾游,只是道路沿山而设,坡陡弯急,不停地上山下山,好处是路上车流稀少,而且可以很方便地上高速,因为与之并线有靖边至安塞高速公路。
近些年,随着交通的跨越式发展,高速公路不断延伸,通达更多的县域,干线公路不断提质等,曾经多么艰难的道路也变得便捷易行。如今在曾经的定延盐马古道上,定边至靖边至延安高速公路已于2006年9月全部贯通,曾经需要数天的行程,现在两三个小时就能到达;而延安至志丹至吴起的高速公路正在修筑中,不远的将来也将建成通车。
盐店街往事
■杜妮娜
从西安的小南门进城,沿着四府街一直往北走,在四府街与琉璃街的交汇处,有一条相连的东西街巷,四府街的东边为盐店街,西边叫梁家牌楼。
盐店街,顾名思义,便是专门销售官盐的一条街。明清时期,西安的官盐为山西运城的潞盐(又称河东盐)。史籍中记载了潞盐运销陕西的路线,水陆兼程。运往西安的路线为:“自运城四十里至赤社(运城市赤社村),二十五里至客头,四十里至东张(运城市临猗县东张镇),十里至夹马口(运城市临猗县夹马口村,黄河对岸是渭南市合阳县黑池镇),五里至黄河口,上船一百里至三河口(潼关),二百九十里至草滩,起旱六十里至长安县。”全程六百里。除过西安,潞盐还销往汉中、延安、凤翔三府。
《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载,盐店街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从那时起,这里便是百姓们日常生活中必来之地。盐店街不长,东起南广济街,西至四府街,长277.5米。对于民生如此重要的盐店,为什么会选择在此扎堆?那是因为1935年陇海铁路通车之前,西安的商业和政治中心都在西大街,这里不仅邻近南院门和北院门,还聚居着许多有钱人和大户人家。所以,商人们都围绕着这里开店做生意。
我的爷爷16岁从河南逃荒来陕西时,因为家里姊妹多,太穷,被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爷送去省城西安当学徒,帮着店里扫地、搬运东西,没有工资,只管吃管住,也算为家里节省了口粮。他所在的粮店与盐店街相邻。据他回忆,盐店街当时有不少盐店铺,出售潞盐、青盐等,当时青盐最好吃。
爷爷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的人分三六九等,粮店、盐店老板之类的掌柜的,他们有钱吃羊肉泡馍、酸汤水饺。其中属山西盐老板最有钱,因为从明清时期起,在西安经营盐生意的基本都是山西商人,他们垄断了西安盐业。官盐丰厚的利润,使许多山西老板发了大财,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盐店街、梁家牌楼一带盖了房子,所以那一带有许多深宅大院,是西安的富人区。闲暇时,他时常在那些豪宅跟前转悠,想借机一窥富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惜一直未能如愿。第二等人则是店里的伙计,因为有工钱,可以去吃羊血,炒凉粉。而学徒则是最可怜的,因为没工钱,只能吃些干烧饼。“那时吃羊肉泡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不像现在想吃多少有多少”。爷爷说。那时候,在盐店街的西边梁家牌楼街,有个“盐业公所”,听说明清时期叫“山西会馆”,是陕西当时最大的会馆,由此可见山西盐在西安的地位。
因爷爷的讲述,我不由得对这条看似普通的街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查阅史料发现,民国时期的盐店街更加了不得,生意扎堆、买卖成行,钱庄、银行云集,是西安乃至西北地区的金融中心。
一条卖盐的街巷怎么会成为西安的金融中心呢?历史学家解释说,因为盐业是暴利行业,盐商们个个资财雄厚,他们开始转行开设钱庄、票号、店铺,通过收取利息、贷款等来谋取利益。在盐店街、梁家牌楼一带汇集了近20家银号、钱庄。当时这两条街巷上除了一些银号外,还有许多大的中国银行、农民银行、永利银行、德泰祥银号、会馆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有两家在这里开设了银行。随之而起的各色会馆,如东北五省会馆(原八旗会馆)、三晋会馆,梁家牌楼有山东会馆,四府街有两广、两湖会馆等,以及“配套”的烟馆和戏园,可想而知当时这里是何等的热闹,盐店街一度成为西安闹市。在那里上班的人很多,早上有早市,许多卖布匹的当街叫卖“青蛙斜(青蛙牌斜纹布)、阴丹士林(布匹品牌),谁要,谁要了,便宜了!”因为政局不稳,钱不值钱,有时候用30万的“金元券”(纸钞)都买不到一个肉夹馍。
时过境迁,现在的盐店街已褪尽了繁华。无论是盐店还是钱庄再没了踪影,但“盐店街”这个名字却一直沿用下来。这条街虽然没有了商业气息,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街道两旁是一栋栋普通的民宅,初冬时节,抬眼望去,稀疏的树,满地金黄的落叶,夜晚灯火依次点起,月光醒了,洒在并不宽敞的路上,那是六百年前的盐商曾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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