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搭子」反而稀释了聚餐的意义？

这两年，名为「搭子」的新型社交正在互联网上攻城略地。两个或多个人，认识或不认识都行，仅仅因为想要在同一家餐厅吃饭，就可以坐到一张桌上，互称「饭搭子」—— 这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简直不可想象。

「饭搭子」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版本的共食形式。从古至今，人类对「如何一起吃好一顿饭」这件事的探索从未停止。

历史上，人们曾经历过从分餐到共食的漫长演变。分餐的饮食习惯，最早可追溯至史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木案表明，早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古人便采取分餐制进食。这种分餐方式，通常与席地而坐的习俗相适应，每个人面前摆放着低矮的食案，案上放着各自的食物和餐具。

进入商周时期，分餐制依然是主流。这一时期的分餐制不仅是饮食习惯，更是一种社会等级和礼仪的体现。《周礼》中详细记载了不同社会阶层在饮食上的差别，如天子享用九鼎八簋，而士则配给三鼎二簋，这反映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对食物分配的控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饮食文化也随之发生巨变。在这一时期，胡汉之间的饮食交流开始出现，胡族的烹饪技艺和食材逐渐传入中原地区，共食文化由此萌芽。举例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烤肉和乳制品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这些食物的共享特性为共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到了唐宋时期，共食文化逐渐定型并普及。唐代的国力强盛，附属国众多，多民族的交流使得合餐制在民间开始流行，尤其是在节日庆典和宴会中，人们围坐一桌、共享美食成为常态。宋代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的发展，合食制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广泛的推行。兴盛的饮食市场、餐馆和夜市的普及，制造了更多的共食机会，合食制逐渐成为主流饮食方式。此外，宋代的家具变革，如高桌大椅的出现，也为共食提供了便利，人们可以更舒适地围坐在一起吃饭，共食文化至此定型。

从世界范围来看，共食文化也因社会、经济和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例如在伊斯兰文化中，共食不仅是一种社交活动，也是一种宗教仪式，这一点在斋月之后的开斋节期间尤为显著。

斋月，或称拉马丹（Ramadan），是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对全球穆斯林来说，它都是一个神圣的月份。在这个月里，穆斯林从黎明到日落禁食，以净化身心，接近真主。斋月结束后，穆斯林们会以共食的方式庆祝开斋节（Eid al-Fitr），标志着一个月斋戒的圆满完成。

开斋节期间，穆斯林会穿着节日的盛装，参加清真寺的集体礼拜，然后与家人和朋友共进开斋饭、互赠礼物并拜访亲友。开斋饭通常在日落时的昏礼（Maghrib）之后进行，全家人会围坐在餐桌旁，共同享用晚餐。在一些文化中，人们会先吃椰枣，因为据传先知穆罕默德曾用椰枣来打破他的斋戒。随后，大家会一起享用各种精心准备的菜肴，例如羊肉咖喱（Mutton Korma）、香料饭（Biryani）和阿拉伯肉丸（Kibbeh）等特色食物。

在中东伊斯兰教地区，共食的形式不仅仅是舌尖上的需求，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活动。食物在斋月期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斋戒期间的慰藉，也是开斋节期间庆祝和分享的媒介。同时，共食的仪式也加强了家庭和社区之间的联系，体现了穆斯林社会对团结和互助的重视。

除此之外，1980 年代，英国人类学者 Janet Carsten 曾深入马来西亚兰卡威的渔民村落，她发现当地人除了生育的方式之外，还会通过共同饮食，与领养的小孩建立起「血缘关系」。

在彼时的兰卡威，食物的准备和烹饪过程，有很高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食物通常由女性在厨房中准备。主食是米饭，配菜被称为「Lauk」，大多数时候是鱼类，如鱼咖喱、炸鱼或烤鱼。其他还可能包括煮熟的蔬菜、生的蔬菜和一种由虾酱、辣椒和酸角制成的调味品（Sambal Belacan）。以上所有内容中，最重要的是米饭，因为煮熟的米饭被当地人认为是血液的来源，米饭中蕴含的热量能转化为血液。吃饭时，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盘米饭，而配菜则从中央的盘子中取用。孩子们会特别被鼓励多吃米饭。

无论是几代人住在一栋房子里，还是一栋房子被 3 个家庭分别占据，兰卡威人都习惯一起做饭和吃饭。当地人认为，重要的不是同时吃饭，而是在同一个炉子里烹饪，并食用同样的食物。共享食物，不仅仅是吃饭的行为，而是通过食物的摄入，来形成相同的血液和身体物质。

这种观念也延伸到当地人对待非亲生孩子的态度上。共享米饭和其他食物，可以使孩子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小孩被另一个家庭所收养，在长期的共食之后，他就会被视为共享了那个家庭的米饭中的物质，从而成为那个家庭中的一员。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做饭、上菜和分菜方式，而共通点是，共食是一项人们与具有亲缘关系的人共同品尝美食、建立感性联系不可或缺的活动。换句话说，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饭」。

民国时期，中国的饮食文化再次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对传统共食文化产生质疑。民俗学学者林海聪指出：「193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方的卫生知识，一些人通过书籍、报刊向民众普及有关卫生的新知识」，这样的风潮，逐渐引起了社会对共食文化的反思和广泛讨论。

当时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最善之法，莫如分食」，但考虑到中国传承已久的共食传统，「旋转餐桌」和「公筷」成为折中之计 —— 既能够避免多双筷子在食盘引发的细菌传递，又能够让餐桌上的每个人便利地夹到菜肴。这种模式逐渐被许多中餐馆和酒楼所接受。

1949 年后，为了改善民众的健康状况和提高生活质量，政府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1950 ~ 1970 年代，此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抵御外国细菌战」和「除四害」，其中包括推广分餐制和公筷制，注重餐具的消毒工作，以减少传染病的传播。

1958 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发表后，农村公共食堂勃兴，到 1958 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 340 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 90%，造就了特定历史阶段下普通百姓在公社食堂就餐的特殊情景。「吃饭不花钱，努力搞生产」是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公共食堂的设立使得许多农民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饭，社员们随到随吃，甚至出现了流水席的形式。

食堂内，人们聚集在一起吃饭，无论老人还是小孩全都在一块，场面热闹非凡。尽管条件艰苦，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幸福感较为强烈。然而，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问题，这种模式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便无以为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980 年代后，粮食生产逐年增加，市场农产品供应量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丰富，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量逐年增加。在这一时期，食堂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就餐选择。武汉市在 1993 年 1 月 1 日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限制，粮票终止使用，实行了 40 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政策的放开使得粮食供应更加丰富，人们不再需要凭票购买粮食，家庭饮食的选择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日常饮食在家庭内完成，成为了主流的日常饮食方式。

伴随着家庭共食的回归，「年夜饭」的传统也再次兴起。传说中，年夜饭始于对「年兽」的祭祀仪式。古代人民相信，在每年的年末，一种名为「年」的怪兽会出现，给村庄带来破坏。为了避免这种灾难，家家户户会在此时聚集到一起，准备丰盛的食物，以及红色的装饰品来保佑家宅安宁。这种集体的聚餐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年夜饭。

1990 年代以来，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人口流动增强，导致年夜饭的内容和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餐桌上的种类日渐多样化，食材和酒水的种类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年夜饭的形式开始慢慢发生质变，从过去的年终团聚，享受一顿大餐，逐步过渡到团聚的形式本身。无论家庭成员身在何处，都尽可能回到家中，共享这顿晚餐，象征着家庭的和谐与团结。而 1983 年开始每年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成为家家户户团圆饭后的欢庆节目，融入了每个人的文化记忆。

21 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一个高度流动且忙碌的时代，人类学者项飙提出了「悬浮」（Suspension）的观点。他认为，悬浮的典型形象就是蜂鸟振翅，蜂鸟在空中目视前方飞行，却无法着陆，就像当下的人们一直在前进，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眼前的工作和未来的发展中，同时，相较于传统的亲缘或人情网络，当代年轻人更依赖于网络或小范围的趣缘社交。

蜂鸟的隐喻也可以投射到「共食还是独食」的问题上。最显著的例子可能是日本的「一人食」文化。据日本政府发布的《食育白书》统计，2017 年度日本国民在一星期中超过 4 天独自进食的人数达 15.3%，相比 6 年前的 10.2% 上升了 5%。经济放缓、单身化和独居生活的趋势，也使得一些日本人越来越偏好一个人吃饭，催生了「一人食」文化和相应的饮食经济。

例如东京新宿区的 Hitori 酒吧，其特别之处在于只接待单独的顾客。这家酒吧的开业，为那些想要独自享受美食和饮品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环境，打破了传统上必须与他人共享餐食的社交规范，每个人只需要追随自己当下的饮食追求，不需要寻找「共食」的对象，几乎完全消除了吃饭这件事所需的「社交成本」。

而在中国，则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交现象 —— 饭搭子。根据 2007 年版《上海话大词典》，「搭子」一词被解释为「对某件事有共同兴趣的人，引申为合伙者」。这个词广泛出现在江南地区的口语表达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搭子」的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年轻人通过数字平台找到志同道合的「搭子」，共同完成某些活动，如吃饭、看电影、运动等。这种社交方式不仅满足了年轻人的社交需求，也降低了维持关系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在社交语境下，「饭搭子」特指那些因共同饮食需求而临时结伴吃饭的朋友，通常没有深层次的情感纠葛，更多是基于一时的陪伴需求。他们可能因为口味相似、饭量平均而聚在一起，共同享受美食。这种关系不需要像朋友或恋人那样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但又能提供精准的陪伴和支持。

复旦大学教授蒋建国认为，找「搭子」是一个情感补充的过程，且需要与中国的「断亲」现象联系起来看。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动导致亲缘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人从乡村迁移到城市，改变了固有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尽管他们偶尔回到老家，但长期生活在城市，使得他们与乡村的「大家」产生了心理距离。

一些青年因不适应乡村生活而选择留在城市。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年轻人能够通过各式软件进行即时的趣缘社交，网络算法的加持也让找「搭子」变得越发容易。但这一变化也增加了年轻人与传统家庭的代际差异，进一步改变了年轻人对「家」的需求，使得独立生活和即时的趣缘交往成为新的生活方式。

饭搭子确实可以为吃饭体验增添新的可能性：在工作日的午餐中与搭子一起带薪聊天、组成小队探一家收藏已久的餐厅、在海底捞一起点四宫格锅底、品尝一些限定二人以上才能体验的套餐，抑或是遇到值得自己庆祝的大事，比如成功搬家，单纯想找个人一起吃一顿，这些微小场景下短暂建立的共食关系，是饭搭子的独特功能。甚至可以说，在这一顿饭的时间里，饭搭子短暂地成为了家人，双方围绕着眼前的食物，建立了具体的饮食共同体。

当然，饭搭子关系因其临时性，存在着容易变化的特点，搭子本身是一种弱关系，是个体即时的社交排解和情感补充，但也因其存在较为清晰的社交边界，许多搭子往往难以在饭局之后长期维持。

「饭搭子」一词在中国网络语境中的流行，是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变化及个体心理需求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它是年轻一代在快节奏都市生活中找寻的应对之策，维系了情感陪伴和社交需求间的微妙平衡。

在探讨共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共食不仅仅是人类长期演化形成的饮食习惯，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反映了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从商周时期复杂的分餐礼仪，到现代共食文化的复兴，共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展现了人类对「如何一起吃好一顿饭」这件事的用心程度。

尽管共食文化在历史中不断演变，乃至发展出了「搭子」这样的新形式，但其核心价值 —— 共享、交流和热情始终未变。时至今日，「一起吃饭」这件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哪怕每个人的饮食偏好无限细化，共同品尝食物本身仍然是一件足够有趣、足以维系生活仪式感的大事。

参考文献：

《曾「统领」中国 3500 多年，分餐制是如何消失的》，澎湃

《中国饮食文化史 · 长江下游地区卷》，赵荣光、季鸿崑、李维冰

《分餐与共食：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饮食风俗变革考论》，林海聪

《开斋节美食指南，穆斯林最爱吃什么？》，界面新闻

《The Heat of the Hearth: The Process of Kinship in a Malay Fishing Community》，Janet Carsten

《1958 年农村公共食堂是怎样兴起的》，人民网

《舌尖上的变革：机关食堂改革发展》，杭州机关事务研究

《上海话大词典》钱乃荣

《Suspension: Seeking Agency for Change in the Hypermobile World》，项飙

《食育白书》，日本农林水产省

《从「断亲」到「搭子」：青年网民的社交转向与情感纠葛》，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