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出马克思主义”。前一句可谓毛泽东的“夫子自道”，后一句则指1890年生于零陵县，今永州市冷水滩区的李达。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李达1909年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后图“实业救国”于1912年考入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13年和1917年又两次东渡日本学习理科。1918年5月，他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发起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的学生运动。
李达和李大钊“两李”，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
一心想着“实业救国”的李达，28岁那年为何弃学理工科而选择马克思主义？
翻阅20卷900余万字的《李达全集》可知：他研究、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探寻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可以从两个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五四运动至大革命失败，称为启蒙传播阶段；第二阶段是1927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称为系统传播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五四运动后，李达在《觉悟》副刊上撰文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情况，翻译《唯物史观解说》等著作，出版专著《现代社会学》。
曾有学者认为，李达以社会学名义做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囿于时势，因此有了这部以社会学之名研究唯物史观的著作。《现代社会学》序言有句话发人深思：聊欲应用唯物史观作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而已，非敢谓于社会学上自标新帜也。马克思未尝著社会学，也未尝以社会学者自称，李达为何敢著《现代社会学》？他的回答是：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首先根据他的唯物史观学说，说明社会革命的发生及其经过。显然，李达把“唯物史观”冠以《现代社会学》，不完全是时势所迫，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现代社会学》在当时是对唯物史观最为系统的阐释，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李达是这场唯物辩证法运动的“主将”，集中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系建构上。1929年至1932年，他翻译出版多部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唯物辩证法作出系统阐述。他的《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出版后，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作出详细批注，还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
毛泽东曾当面称赞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胡绳在纪念李达百年诞辰大会上说，李达的早期著作第一个特点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作用，第二个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五四运动后，李达刊发《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不仅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而且批判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920年夏，怀着“回国找寻同志来干社会革命”的理想，李达从日本回到祖国，积极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并推动或影响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秋至1921年春相继成立。这期间，为指导各地建党活动的顺利开展，上海于1920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共产党》月刊虽只出版6期，但它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党刊，最多发行5000余份，被各地早期党组织列为必读材料。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
作为中共一大的主要筹备者和组织者，李达为党的诞生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李达、李汉俊两人很快同他们建立联系，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两人又立即同陈独秀、李大钊通过书信进行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一大。随后，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1921年7月下旬，党的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身为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李达不仅参加大会文件起草等工作，而且负责解决代表住宿、会场安排等问题。当大会临近结束，会场突然遭到租界巡捕搜查，致使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他又和夫人王会悟设法把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开会，保证了大会圆满闭幕。
作为党中央分管宣传的领导人，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李达1921年创办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掀起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高潮。他主办上海平民女校，使之成为党培养妇女干部的摇篮；热心指导《妇女声》的编辑出版，使之更好地向广大妇女进行革命宣传。
出版大量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哲学著作，不仅让李达成为负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使其著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革命期间，他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曾14次再版，影响了大批革命志士。大革命失败后，他开办昆仑和笔耕堂书店，冒着极大的风险，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
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以翔实的数据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论证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开展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为许多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指明方向，对扩大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出贡献。自1923年起，李达先后在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湖南大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进行教学活动。在“三尺讲台”上，他向广大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利用一切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阵地。
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始终坚持为党工作。20世纪30年代，受党组织委托，李达先后两次去做冯玉祥的工作，对他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起到重要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4年，由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等1700余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李达便是10名领衔签名者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因积极参与湖南大学师生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三反运动”和学生罢课、教授罢教、职员罢职、工人罢工“四罢运动”，被列入国民党军警逮捕的黑名单。参与策动程潜和平起义行动，湖南和平解放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辛勤劳作的同时，还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相继重新发表时，他在编写《〈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的过程中，就一些问题专门写信向毛泽东请教，均得以复信。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更是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西汉刘向《说苑·谈丛》载：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这揭示出万事万物成长与发展的规律，让人去思考：零陵为何出马克思主义？李达毕生研究、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撰写、翻译和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均取得开创性的成就，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探索和综合创新。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故事里的湖南印记》，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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