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桂林市区中山中路与三多路交叉口的人行天桥旁，立有一块“抗战时期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旧址”纪念碑，以纪念这家曾在抗战时期为宣扬进步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出版机构。
提到生活书店，邹韬奋的名字不能不被提及。1932年7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创办。它是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为了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出版进步文化读物。1938年3月，在邹韬奋的倡导下，生活书店在桂林设立分店。
1937年12月，邹韬奋曾来到桂林，虽然只停留了短短三天，但是他积极开展演讲活动，广泛宣传抗战思想，为当时的桂林带来了强大力量。离开桂林后，他还积极推动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筹备和成立，为宣传进步思想拼尽全力。
“好的刊物，要能作为读者的‘精神粮食’”
邹韬奋，原名恩润，福建永安人。从孩提时期开始，严格的父亲就要求他学习古文。这个过程培养了他对文字工作的兴趣，也养成了他自立自强的品格。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应黄炎培邀请，担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生涯。
邹韬奋 （资料图片)
邹韬奋认为，刊物不该只报道风花雪月，鸳鸯蝴蝶，更不是制造焦虑，吃人血馒头，而是要关注民生，关心大众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好的刊物，要能作为读者的“精神粮食”。为此，他在周刊的内容和编排上不断创新，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还开辟专栏，揭露政府官僚的贪赃枉法，抨击社会一切丑恶，受到读者的欢迎。
《生活》周刊初创时条件非常艰苦，连邹韬奋在内一共只有两个半职员，因稿费有限，约稿困难。邹韬奋只好在每期用不同的笔名同时为几个专栏撰文，前后共用过十余个笔名，“韬奋”就是其中之一，寓意“韬光养晦，奋斗不懈”。他自称“光杆编辑”。因为往往全期的文章，都由他一个人包办。虽然条件艰苦，当《生活》周刊创办后不久就跻身最受读者欢迎的报刊之列。蔡元培、宋庆龄、张元济、沈钧儒、鲁迅等进步人士更是对他表现出的进取精神称赞有加，他因此成为“民国第一报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邹韬奋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大声疾呼：“全国团结一致抵抗敌人入侵，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之后，为支持抗日活动，他多次组织读者募捐。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时，他还亲自去医院慰问伤兵。
1932年7月，民族危难之时，邹韬奋、徐伯昕等又在上海创办了生活书店。书店除了出版“生活书店四大期刊”的《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之外，还有《生活教育》《妇女生活》等刊物，后陆续出版《法兰西内战》《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著作和“青年自学丛书”等，书店因此声誉大振，拥有极广泛的读者，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坚强的进步文化阵地。
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迁到重庆，1938年3月设立桂林分店。当时，包括重庆的总、分店一体在内，全国共设有56个分店、支店。生活书店主要出版社会科学、青年读物、抗日救亡读物和文艺作品，同时发行了《抗战中的中国丛书》《中国文化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书》《新中国学术丛书》《青年自学丛书》等几套大型丛书，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是抗战期间对青年读者影响最大的进步书店。
他在桂林三天激情演讲近十场
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转到武汉。邹韬奋原计划经香港、广州转武汉，当时同行的有何香凝、郭沫若等人。在上海开往香港的轮船上，郭沫若在闲谈中讲到广西和桂林的情况。当时的桂林已经云集了不少进步文化人士，他们积极为抗战呐喊，在桂林形成了浓厚的氛围。这引起了邹韬奋极大的兴趣。于是，邹韬奋到香港后，决定由广州绕道，先到桂林，然后再去武汉。12月2日，邹韬奋乘小轮船从香港动身，与钱俊瑞、金仲华、张仲实、杨东莼、沈兹九等14人，途经梧州、玉林等地，几经辗转于12月8日抵达桂林。
立于桂林中山中路上的“抗战时期生活书店桂林旧址”纪念碑。
邹韬奋等人到桂林的第二天，正巧遇上桂林的五千多名学生在体育场举行“一二·九”学生运动两周年纪念大会。学生们得知邹韬奋等人到了桂林，马上以大会的名义邀请他们出席并作演讲。那次，邹韬奋演讲的题目是《抗战与青年的任务》。他一开头就说：“过去在精神上与诸位青年朋友的一致，并且和广西大学的一部分同学还常常通信，所以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他的话使在场的青年学生感到十分亲切。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他认真分析了当时抗战形势和任务，提出学校课程要改革的问题，要求课程内容要适应抗战的需要，还提出了即刻实施战时教育，主张用活的学习方法，反对死背公式定义等。他同时指出，“这次抗战的意义，并不只是消极地在军事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且要建立起一个伟大空前的新中国来……保障我们千万世子子孙孙的幸福，这责任都放在我们的肩膀上。”
会后，邹韬奋等人又立即赶到李家村，向广西第二届学生军作了题为《军民合一》的演讲。演讲过程中，这些身着戎装的男女青年就有关抗战的国内外形势问题，给讲台上的邹韬奋递小纸条，邹韬奋都不厌其烦地耐心作答。
邹韬奋等人在桂林期间，先后向桂林党政军全体公务员以及广西大学等单位的青年学生作报告。他们曾戏称自己为“马戏班”，每到一地都要激情“表演”。他们按各自比较熟悉的问题作了初步分工，邹韬奋讲团结抗战问题，金仲华讲国际问题，张仲实讲思想方面的问题，钱俊瑞讲农村经济问题，杨东莼讲战时教育问题，沈兹九讲妇女问题。
12月10日下午，邹韬奋和金仲华应广西大学学生之约，前往讲演，原计划每人只讲一小时左右，但因全场听众情绪非常高，又非常热情，讲完之后大家又不断地提出了许多问题，递上了许多纸条，有关于抗战的，有关于国内政治的，有关于国际的，也有关于战时教育的……结果演讲从中午一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两人轮流作答，全场气氛紧张热烈。近千同学的专心静听，桂林学生们的热情使邹韬奋赞叹不已。
还有一天，邹韬奋应四个单位之约，连续演讲，往返奔走，中间没有休息。那天的经历，他在后来的《桂游回忆》中曾有记述：“在桂林连日忙于应付‘抽税’（即演讲，当时广西当局对凡是外省来的宾客，都要求尽一种义务，就是要收取一定的税费）。”尽管十分劳累，但桂林热情诚挚的青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当时广西许多男女青年学生的求知精神和诚恳态度，以及青年活泼可爱的气概”“精神上的安慰和愉快是无法形容的。”（见《患难余生记》)。
虽然邹韬奋这次是路过桂林，只停留了三天，时间虽短，但邹韬奋等在桂林青年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桂林青年的高度热情以及追求进步的精神，也使邹韬奋深受感动。
他推动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诞生
邹韬奋离开桂林去武汉后，一面主持生活书店，一面主编《抗战》杂志，同时参加救亡活动。他到武汉不久，即决定在桂林开设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并派诸祖荣、卞祖纪、毕子芳等得力干部到桂林开展筹备工作。
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于1938年3月15日正式开张营业了，地点就在中山南路182号。1939年3月，生活书店编委会桂林分会成立。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政治上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店内建有中共党支部。从总店决定在桂林设立西南管理区，负责桂林、梧州、长沙、南宁等地分支店的管理后，桂林分店就担负起了西南地区中心店的责任，成为西南地区的出版中心。这是与桂林抗战时期文化城的地位相匹配的。在一个时期内，许多进步书刊都是在桂林排版印刷，然后发往东南、西南地区的生活书店广泛发行的。
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化，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唤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把许多有志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活书店早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容，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五十多个分支店除重庆生活书店外全部被封闭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也于1941年2月被封闭。
立于桂林中山中路上的“抗战时期生活书店桂林旧址”纪念碑。
“全国的生活书店几乎都被查封了，作为生活书店创办人的邹韬奋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桂林抗战文化专家魏华龄在说撰文章中写道：
1944年7月，邹韬奋先生因病经医治无效，不幸英年早逝。邹韬奋生前，曾有人问他，抗战胜利后，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呢？他满怀期待说：“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民主权利。”
如今，桂林城里还有关于他的足迹，他曾经慷慨激昂的演讲已写进桂林城的历史中，他的美好愿望，早已在这座山水之城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