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舸:特朗普为什么不会变为“体制内”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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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引发“新右翼”运动在美国政治中的强势兴起。

2.“新右翼”运动改变美国政治格局,引发深远变迁,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受到影响。

3.由于利益冲突、党派倾向和意识形态等原因,美国主流媒体对“新右翼”运动有很强的敌意,可能导致对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的误解。

4.然而,仅从中美关系视角而没有从美国内政视角出发,可能过高估计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自觉地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政治的核心位置。

5.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带来的美国政治议题变迁、政党选民联盟重组、选举模式与政治规则变化,对共和党乃至美国政治产生了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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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新右翼”运动(在学术界和媒体的主流话语中,“新右翼”被称为“极右翼”)在多数西方国家强势兴起。虽然特朗普因新冠疫情等影响未能连任,但是他和“新右翼”运动并非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插曲,卸任后的特朗普依然是美国政治的焦点,是许多共和党选民唯一认同的领袖,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共和党,并展现出了在2024年大选中重返“王座”的态势。

显然,特朗普输掉2020年大选并不意味着“新右翼”运动的衰退。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格局,引发深远变迁。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也因此深受影响。美国发生了什么?“新右翼”运动为什么会强势崛起?可能将美国带向何方?

理解世界尤其是理解美国,是中国发展所必需的。不仅是官员和学者,全球化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这确实关乎我们的生活,例如美国总统的一条推特就可能引发第二天我们股票账户的显著变化。然而,由于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强势介入,过往很多我们所熟知的有关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常识或多或少失效了。因此,我们急需研究“新右翼”运动带来的新问题,重新认识正在发生巨变的美国,认识西方世界的变化趋势。

理解特朗普和“新右翼”的一些误区

总的来说,现在我们对美国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过度参考美国主流媒体声音。由于利益冲突、党派倾向和意识形态等原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等多数美国主流媒体对“新右翼”运动有很强的敌意,它们很多报道首先要表达的是与“新右翼”不共戴天的鲜明政治立场,而非提供事情的完整全貌。即使是特朗普经常表扬的福克斯新闻台,也只能说是支持共和党的媒体而非支持特朗普的媒体。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共和党初选前,福克斯新闻台也是特朗普的坚决反对者,同样属于特朗普所谓的“Fake News”(虚假新闻)的一员。在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提名人特别是当选总统后,福克斯新闻台才秉承党派立场慢慢开始正面报道特朗普。

对我们来说,只做美国主流媒体的搬运工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低估了特朗普,二是对“新右翼”运动缺乏了解。如果只是简单接受西方建制派精英关于“新右翼”运动的定义而不去深入了解它兴起的原因、诉求和目标,那我们在与欧美各国日益强大乃至掌握政权的“新右翼”势力打交道时就会遇到困难。

第二,仅从中美关系视角而没有从美国内政视角出发。在学科划分上,美国政治一般被划归国际政治领域,中美关系又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显学,因而很多关于特朗普、“新右翼”的研究都是从中美关系视角展开的。然而,美国政治的主要内容是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应当归属狭义的政治学范畴。狭义的政治学(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国家间关系)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方向。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有着很大不同。特别是对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内政始终比外交更为重要,外交需要为内政服务。如果只是从中美关系视角考察特朗普或拜登或其他什么人的举措,就很可能过高估计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自觉地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政治的核心位置。实际上,中国在美国政治中(不论是在特朗普还是在拜登的政治纲领中)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反之亦然,美国在中国政治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第三,迷信消息。学者并非情报官,核心竞争力应当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而非拥有获取消息的渠道。学术研究不能变成搞关系或者搞情报,再内幕的消息也不能代替对问题和公开材料的深入分析。

图片当地时间2024年7月17日,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参加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视觉中国)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当下美国内政的首要问题

为什么“新右翼”运动会在美国兴起?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将给共和党、美国政治乃至美国社会带来怎样的深远改变?

可以说,“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当下美国内政和“新右翼”运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战后,由于生产力提高、福利改革、对外“剪刀差”等原因,西方世界一度形成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不再适合用于研究西方国家。然而,近年来,“新右翼”运动和“激进左翼”运动的同时兴起用确凿无疑的事实告诉我们,橄榄形社会已经是西方世界的过去式(甚至它是否真的存在过都值得怀疑)。阶层割裂的鸿沟、不同群体的尖锐对立是西方国家当下常态。

可从三个方面来研究特朗普、“新右翼”运动与美国政治变迁。

第一,美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阶层、职业、族裔、地域)的利益差异、矛盾冲突与不同诉求。特朗普和拜登以及希拉里、桑德斯,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代表哪些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并由此阐释特朗普(以及桑德斯)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政治主张为什么会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主流议题。美国社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大企业主大富豪、主要依靠劳动获取报酬的中产阶层(工业州的蓝领、农业州的农场主都属于这一阶层)、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福利的低收入阶层(以非洲裔、拉丁裔以及非法移民为主)。并且,在三个基本阶层之上,族裔、地域、文化、职业还会叠加更为复杂的影响。

第二,在当下美国阶层利益分歧、矛盾对立的基础上,特朗普和“新右翼”运动兴起所带来的美国政治议题变迁、政党选民联盟重组、选举模式与政治规则变化,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际斗争以及各自党内的分歧、斗争、妥协与整合。

第三,特朗普的执政举措如何回应“新右翼”的诉求?进而,这些在短暂的四年间推出的举措又对共和党乃至美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长期影响?与过去数十年美国政治主流不同,特朗普、拜登以及其他美国政客现在都不再想做“全民总统”,他们总是坚定地回应特定支持群体的诉求,对反对者激烈的抗议乃至行动不太在乎。

(本文节选自新书《美国困局:“新右翼”的兴起与挑战》导论,作者强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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