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不仅是全国也是国际上的著名大学，厘清其历史非常有必要。有关浙江大学史的著作已出版了不少，研究浙江大学创办史的论文也多有刊出，但囿于相关史料发掘的困难，很多史实一直是混沌不清，甚至误判时空人事，且迄今仍以讹传讹，包括笔者在内也一度把错误当作真史。笔者为梳理浙大创建的历史过程，多方搜寻史料，逐渐澄清了自己对校史的认识，在此将相关研究成果写出，以便与学界共同厘清与浙大创建相关联的那段历史。
一、汪康年筹建崇实书院是求是书院之先导
中日甲午战争后，作为杭州人的维新派汪康年一直为在家乡杭州“兴发书院”事而谋划、而奔忙，但屡屡受挫，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无讲求实学之校舍”。所以在得知普慈寺被查封后，正在上海的汪康年立即赶回杭州，向浙省和杭府当局提议，在普慈寺旧址创办中西实学书院，并且已经为这所将要创办的新式书院定下名称“崇实书院”，也已经拟好了新式书院的章程，甚至安排好了书院的人事：汪康年以自己“精于西学，欲以此席自任，而另延陆勉斋、高厚栽两孝廉襄理其事”。所谓“此席”，应当是书院教学管理的主持人———总办或总教习。而引为其襄助的陆勉斋即陆懋勋，字勉侪、勉斋，号潜庐，举人，后成进士，担任求是书院总理、浙江高等学堂监督。高厚栽即高培森，字厚栽、聿修，举人。两人都是杭州籍的新派士绅。
在汪康年的联络和动员之下，杭州的新派士绅群体也闻风而动。在籍侍郎朱智（曾任兵部侍郎）对汪康年的全力支持尤为重要，他借助自己的身份和在浙江上层官员中的影响力，极力向官府推荐。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杭州人王文韶和他的儿子王稚夔也表示赞成。其他杭籍士绅（如陆懋勋、陈汉第、张预、杨文莹、孙荣枝、吴庆坻等）则通过各种关系，协助汪康年在省、府两级官员中奔走游说。 汪之好友叶瀚直接参与了筹建崇实书院的筹划。１８９５年７月，他得知汪康年到杭“图创建崇实书院”之事，即连续写信向汪康年提出具体建议：一是崇实书院的体制，“宜分院、塾两层”，即包含高等、初等的两级学校，聘请“专门教习”教授学生，“专习西文、算学，按日督课”。二是书院的规章制度，应当“凡事照西章”，“详考西国条例”，但也必须符合“本地情势”。三是应尽量避开“官权”，避免成为此前洋务学堂那样的翰林显官“养闲之所”。四是书院经费采用集股方法筹款。五是聘请书院的教师应以西式学校的教师为标准，“须要精干切实，不求通人”，并按时考核，等等，谋划了一所由新派士绅主持的新式书院的架构。其中的有些设想，被后来的求是书院所采纳。 可见，汪康年的新派士绅群体对新式书院的筹建工作，已达相当细致、深入的程度，几乎是“只欠东风”了。
但恰恰事情就卡在了这个“东风”之上———省、府当局没有批准汪康年设立崇实书院的计划，据说不批准的理由是：“现当款项支绌，深恐后难为继；且万一委任不得其人，仍属有名无实”。即两个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的原因：一是没有筹到可靠的经费来源；二是还没有物色到可靠的管理新式书院的人选。再加上，杭城的几个守旧士绅也极力反对汪康年提出的改僧寺为书院之提议，并对汪康年本人也横加指责。崇实书院的计划失败了，新派士绅们感叹“良为可惜”。 但汪康年提出的设立新式书院的计划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崇实书院计划不仅是汪康年为浙江兴办中西实学书院创发其端，也是把这个已是“今日不即开，异日势在必开”的维新事业提到了浙江当局的案头上。巡抚廖寿丰也并不是完全拒绝汪康年的崇实书院创办计划，他对这个计划大体上是赞同的，他暂时搁置这个计划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因当时的形势尚未明朗而摇摆未定，二是不赞成这个新式书院由新派士绅来主持。所以到１８９５年下半年后，当各地的新式学堂纷纷创立，尤其是盛宣怀奏准在天津设立中西学堂、张之洞奏请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后，１８９６年３月，廖寿丰向朝廷上奏表态：设立学堂，“谨当随时劝导举行”。也正是从此时开始，筹建“中西书院”之事被浙省当局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说，汪康年筹建崇实书院一事，对廖寿丰等创办中西书院起了带引及推动作用。汪康年拟定的崇实书院章程，也成为廖寿丰筹办中西书院的一个模本———廖寿丰在筹建中西书院时让其幕僚从汪康年友人处取来了崇实书院章程做参考。而且，在下一年求是书院创立时，汪康年提出的建立崇实书院的设想及所制订的崇实书院章程，很多内容都被廖寿丰采用。论及求是书院不能不提汪康年的崇实书院，因为它是求是书院的先导。
二、林启并非求是书院的首要创办者
与是谁查封了普慈寺这个问题相关联，大多数论著都指杭州知府林启在查封了普慈寺后，即在此寺原址创办了求是书院。同样，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到陈仲恕的《求是书院创办始末》一文，其后钱均夫、赵继昌、张宗祥、郑晓沧等也均延续此说，后世论者也多据此立论，林启创办了求是书院遂成了“信史”。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当时人（甚至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林启是不是求是书院的主要创办者，不能完全依据回忆录。即使是回忆录，也要注意还有其他持不同说法的回忆录，如上述陆懋勋的《浙江髙等学堂缘起记》、项藻馨的《项兰生自订年谱》，就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嘉定廖中丞抚浙，卓识远见，筹强国之策，曰先储才。……乃以二十三年丁酉正月，就因事籍没之普慈寺，改建黉舍，名曰‘求是书院’。”“浙江巡抚廖谷似寿丰，以发封之普慈寺址，创设求是中西书院（以讲求实学为旨，故定名求是），委派杭州府知府林迪臣启兼任总办，陆冕侪师懋勋为监院。”只提到是廖寿丰为主创办了求是书院，而没有说林启是创办者。
陆懋勋在求是书院创办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协助巡抚廖寿丰做一些书院筹建的具体工作；求是书院成立后，一直是作为总办林启的副手（监院）。项藻馨是求是书院的第一届学生，后又留院任帮教习。他们对于创建求是书院的史实应是清楚了解的。
与回忆录相比较，对于此事的记载相对更可靠的应是产生于当时的各种史料，这些史料均指向是廖寿丰为主创办了求是书院。
从名义上说，当时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新闻报道，都指明是浙江巡抚创办了求是书院。１８９６年秋《申报》等报刊上陆续刊出的相关消息，都称是“浙省”举办中西学堂、“浙省”设立中西书院，既然是“浙省”而不是杭府创办，自然是由巡抚主持其事。而且向朝廷报告求是书院开办的奏折，也是由浙江巡抚廖寿丰递上的。
从求是书院创办过程的事实看，从一开始，杭州新派士绅创办中西书院的要求，是向巡抚廖寿丰提出的。１８９６年初提出创办中西书院的议题，士绅们或是通过巡抚的幕僚吴品珩、陈星赓等“请其道地于谷帅（按：即巡抚廖寿丰）”，或是直接拜谒巡抚，作游说、陈请工作。至１８９６年秋，“中峰沈毅为之”———“中峰”即巡抚廖寿丰，他创办中西书院的决心已定，毅然行之，开始组织人员搜集包括天津中西学堂、南京储才学堂、“东洋学堂”在内的“各处章程加以斟酌”。参照考虑后的结果，是廖寿丰决定：“拟先从西学书院入手（教中文已成者，课其语言文字，及化学、图算等等，给以膏奖，以三十人为额）。”即招收受过中等程度教育的学生入学、接受语言文字和西学教育的高等教育学校。继而他又否决了原先在旧书院基础上改建新书院的计划，定议另行“在普慈寺内开设西塾”。求是书院的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来源及数量，更是巡抚廖寿丰所筹划。在多方筹集并平衡新旧各派利益之后，廖寿丰决定从杭城各书院基金项下拨银二万元作为开办经费，至于常年经费，则是分别从东城讲舍的膏火、各书院的贴奖存典生息、省城各局（官书局、采访局，续纂盐法志局）等处的常例经费中设法腾挪挤提。在书院的人事安排方面，不仅总办林启、监院陆懋勋这两个主要负责人是廖寿丰任命，书院的教习也大多由廖寿丰选聘。正教习王令赓是廖寿丰聘定的，其他各位副教习、教习的选聘，大多都是廖寿丰通过陆懋勋托请人脉广泛的汪康年帮忙打听并罗致的。从陆懋勋与汪康年的通信中看，汪康年通过陆懋勋报请廖寿丰定夺或廖寿丰让陆懋勋请汪康年帮忙打听或告知意向的正教习、副教习和教习的人选就有傅兰雅、陆之翰、瞿昂来、张国珍、张石如、黄达夫、张兼三、容揆等。求是书院创办时的课程，也是廖寿丰亲自主持订定的。第一届学生的招考试卷，在经总办林启“评定甲乙”后，也是“复呈浙抚廖大中丞一律鉴定”，然后决定录取名单的。所以陆懋勋在求是书院开院前夕告诉汪康年：“现在院中各事中丞定意，而杭府总其纲也。”总之，求是书院从发起创办到开院后的一段时间里，廖寿丰是这一过程中的主持者、各项要事的最后决断者，直至他离职回籍。当时正是因为有了廖寿丰的“沉毅为之”，才有求是书院较顺利的创办。
这里还须提及被后人遗忘了的求是书院创办前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聂缉椝。聂氏是一位热心洋务的官员，思想较开通，对近代新事物一向持比较开放、积极的态度，１８９３年由苏松太道台升任浙江按察使兼洋务总局督办，其间曾三次署任布政使。他对浙江创办中西书院一直很关心，对此前汪康年等创立崇实书院没能成功很是惋惜，表示愿意促成此事。但作为巡抚副手，聂缉椝多次表示由他出面发起此事不太合适，希望由地方士绅们“具禀以开其端”（用现在的话说是先向上级打报告），然后他从中顺水推舟而赞成之最为妥当。这正是戊戌期间许多地方创办新式学堂所走的路径。所以他表态说，此次创办中西书院“如下有创议承办之举，渠便力主”。而且在他升任江苏省布政使但还没有正式赴任（仍留浙江署布政使职）的１８９６年８月至１１月期间，一直在推动及协助廖寿丰筹建中西书院，并表示愿意负责筹款，打算动用他权力范围内的日本租地之费、己丑水灾赈余等款项，作为筹建中西书院的经费。因此陆懋勋说，在浙江当局筹划创办中西书院的活动中，“聂方伯之意居多”。叶瀚也写信告诉汪康年：“官设学堂一事，系聂仲芳廉访主持”。
当然，林启对求是书院的创建及发展之作用的确很大，几乎每一位讲述求是书院历史的人都会提到杭州知府林启的贡献。自１８９６年４月谕旨批准林启署任杭州知府，１８９６年秋季廖寿丰正式启动创办中西书院的活动，林启即受命参与中西书院的筹建工作。尤其是按察使聂缉椝离杭后，林启成了仅次于廖寿丰的中西书院主要筹办者。至１８９７年２月被正式任命为书院的总办，林启成为求是书院的主要管理者。我们从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参与书院筹建者的书信、当时报刊的报道及政府公文，所提及的大多是“定意”者巡抚廖寿丰的工作。而求是书院学生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所提及的则大多是“总其纲”者林启的贡献，并留下代代相传的口碑，这正说明了林启所做的是筹建书院的前沿工作、书院成立后直接管理者的职任以及他关爱学生的风格。从各种记载看，书院筹建中他除了协助巡抚廖寿丰制定大政方针、参与重要事项的商讨外，主要是执行巡抚的决策以及一些具体的筹建工作，例如主持校舍的择定和改建，书院用人行政的讨论，以及其后的学生招考等。
总之，创办求是书院的是一个团队，为主的是巡抚廖寿丰，主要的执行者是杭州知府林启，他们的得力助手（具体事务操办者）是杭州士绅群体中的陆懋勋等人，同时不能遗忘的还有在创办过程的前期做出重要贡献的按察使（署布政使）聂缉椝。
三、求是书院创办初期是新式学堂还是新式书院？